本报特约记者吴珊

　　近日，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28家开展“5?12”地震募捐活动的社会组织中，只有12家组织在网上公示了有关捐赠实际支出或转移的信息。公众捐赠的钱到哪里去了？慈善资金的信息披露问题一时备受关注。

　　另据报道，民政部正在起草关于慈善信息披露的办法。

　　由于国外的慈善组织运作时间长，在信息公开方面已有一套成熟的运作模式。它们的一些具体实施办法或许可供我们借鉴。

　　用评级制约慈善机构

　　美国慈善机构的运作历史悠久，一般建立了旨在约束本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的较完善的标准、规则等，尤其是自主项目申请、款项拨付及运营费用的预算等，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而且任何公民都可以去慈善机构查阅其账目。

　　此外，美国还有行业自律系统。该国的慈善评级机构先后为超过5300家慈善机构评级，级别从无星到四星逐渐升高，同时提供不同标准的前十排行榜，其中包含了负面排行，比如筹款回扣率排行、财务危机排行、劣等机构CEO薪水排行、赠款囤积花不出去排行等。一旦慈善机构信誉受到质疑，就可能被公众抛弃。慈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提高自己的透明度。

　　对违规者捐款全没收

　　在美国，非营利组织的监管机构在联邦层面有国家税务局，在州政府层面有首席检察官。根据美国国会2000年通过的一项国内税务法，包括慈善机构在内的所有组织，每年都必须向国家税务局上报年度财务报表，要求提供的信息十分详细，包括慈善机构前5名收入最高的成员名单、前5名报酬最高的合同商名单以及筹款所需花费。更重要的是，该报表还要求提供与所有董事会成员有关的金融交易记录。如果这些交易有问题，相关董事可能会被课以高额税收，慈善机构也可能失去免税资格。此外，美国联邦法律还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向免税机构要求查看它们的原始申请文件及前3年的税表。同时，人们也可写信给国家税务局，了解某免税组织的财务状况和内部结构。

　　美国绝大多数州都规定，慈善机构必须向州首席检察官提交年度报告，首席检察官还可以代表公众对触犯公共利益的慈善机构提起公诉。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加利福尼亚州。2007年7月，加州首席检察官布朗对加州慈善机构“诺亚的心愿” 进行了严厉查处。据报道，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后，“诺亚的心愿”以救灾名义筹得善款800万美元，但只将其中140万美元用于救灾。布朗在查实后，将该组织账户上所余400多万美元全部没收，由州政府负责将其用于救灾，并禁止“诺亚的心愿”总裁在5年内担任任何一家慈善机构的领导人，还要求其董事会成员接受管理方面的培训。

　　英国采用行政监管模式

　　在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方面，英国采用的是“行政监管模式”。英国是欧洲慈善业最为发达的国家，早在1860年，英国政府就专门成立了“慈善委员会”，以监督管理和规范慈善组织的行为，增进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信心。1992年新《慈善法》明确规定，公众中的任何成员只要交付一定合理的费用，就有权获得慈善组织的年度账目和财务报告。对于那些公益性非营利组织来说，公众对其信息披露的要求不亚于上市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介入

　　打开2007年度由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负责的国际红十字会的财务报告，你会发现从员工福利、救援物资运输与储存，到旅行费用及行政支出等，一目了然。捐款前先浏览慈善机构的财务报告，在欧美捐款者中已形成习惯。

　　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国际红十字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主任卡尔？罗克勒随即对媒体表示：“外国的红十字会可直接同中国红十字会联系，也可同我们联系。国际红十字会接受来自外部的国际审计，我们的日内瓦总部将指定国际审计所来审计账目，每个项目都将有国际审计，审计师也会到中国当地评估项目。”

　　独立评估机构打造公信力

　　除了最常见的会计师事务所，欧美国家还有独立的评估机构。在美国，较有影响的独立评估机构有成立于1912年的“更好事务局委员会”所属的公益咨询服务部、成立于1918年的“全国慈善信息局”和成立于1912年的“福音教会财务责任委员会”。2001年，“更好事务局委员会”与“全国慈善信息局”进行了合并，合并后的评估机构名为“BBB 明智的捐赠联盟”。

　　在美国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全国慈善信息局，是在一战后席卷全美的捐赠热潮中诞生的。当时少数慈善机构私吞给难民的捐款打击了捐赠者的信心，一些民间组织的管理者、学者、律师、会计师就联合发起成立了这样一个独立评估机构。现在的评审结果定期上网公布，不过，这种独立的评估机构并没有法律赋予的权力，非营利组织可以拒绝参评，但如果不参与评审会引起公众猜疑，因为公众相信中介机构评估的权威性。

　　德国“捐助徽章”一年有效

　　德国为了规范慈善机构的运作，设有社会福利问题中央研究所(DZI)和天主教联盟两家独立机构，负责监督善款的使用情况。其中社会福利问题中央研究所创立于1893年。它们的监督也不具有法律强制性，而是建立在自身“公信力” 的基础上——它们向通过其审查的社会福利组织和慈善组织颁发“捐助徽章”，由此认证这些组织具备募捐资质。由于公众认可这两家机构的权威性，所以获得其“捐助徽章”的组织比未获认证的组织更受公众信赖，自然也更容易得到捐款。

　　目前德国有超过200家社会福利组织和慈善组织持有“捐助徽章”，其授权使用期为一年。这意味着这些组织每年必须接受一次审查。若在审查中发现违规问题，DZI会毫不手软地收回其“捐助徽章”的使用权。去年2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德国委员会就受到了这种惩罚。去年，基金会名誉主席海德？西蒙斯因基金会内部意见分歧辞职，使该组织陷入信誉危机。该组织受到最多批评的是1989年以来担任负责人的迪特里希？加里希思。在他的领导下，基金会通过向介绍人或者咨询人提供中介酬劳的方式，而收到的捐款数额增长了两倍。这种做法不违法，但外界对该组织乱用捐款，给中介提供过高的咨询费以及组织操作不透明等的指控声浪，让它名誉扫地。最后DZI收回了该基金会对“捐助徽章”的使用权。

　　此外DZI还直接为有捐助意向的民众提供咨询。去年汶川地震和缅甸风灾发生之后，该研究所的网站上很快就出现了向中国和缅甸灾民捐款的信息，有6家经过其认证、有资格为四川地震募捐的德国机构“上榜”。

　　媒体监督也很管用

　　除了专业机构的监督，媒体对慈善组织的公共监督职能也不可少。很多慈善机构的重大腐败案都经由媒体曝出。

　　1992年，美国媒体曝光轰动一时的“联合劝募会”总裁阿尔莫尼挪用捐款案。身为该国最著名慈善机构之一—— “联合劝募会”管理者的阿尔莫尼，不仅挪用总额达60万美元的善款用于和年轻女友度假、购买豪华别墅和其他奢侈物品，还通过操纵董事会成立皮包公司，安排自己的儿子和朋友占据要职，并发给他们高薪。最终阿尔莫尼被判处7年监禁。美国联合劝募会丑闻在媒体曝光后，该组织所得捐款直线下降，有一半分会脱离了总会。

　　2005年，新加坡国家肾脏基金会主席杜赖及董事会全体成员的奢华生活，被媒体曝光。该基金会是新加坡一家致力于向肾病患者提供透析治疗的机构。有关机构经调查后发现，杜赖年收入为60万新元(约合人民币240万元)，外出经常乘坐头等舱，他办公室的卫生间甚至安装了镀金的水龙头。腐败丑闻曝光后，基金会主要赞助人之一、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的夫人停止了对该基金会的赞助，该基金会董事最终集体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