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家认为此次众议院选举会大幅改变日本政治
松本健一，日本著名政论家，丽泽大学教授，1946年生于群马县。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曾担任京都精华大学教授，后担任现职至今。主要研究领域为近现代日本的精神史、亚洲文化论。著有《近代亚洲精神史的尝试》、《日本的失败“第二次开国”和“大东亚战争”》、《开国·维新》、《竹内好“日本的亚洲主义”精读》、《民族和国家》等诸多名作。本文系松本�
“第三次开国”之选举
“作为岛国的日本，与大陆国家中国不同，她被海洋包围并保护至今。因此，维持岛国内部的和平、丰裕以及安定的状态是一件精巧的细活。然而，当岛国以外的世界对其秩序做出重大变更时，岛国内部不得不为适应此种变更而做出自身的改变。”
眼下日本正在举行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是改变政权、同时亦会大幅改变日本政治的一场选举。那么，这场选举会给日本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作为岛国的日本，与大陆国家中国不同，她被海洋包围并保护至今。因此，维持岛国内部的和平、丰裕以及安定的状态是一件精巧的细活。然而，当岛国以外的世界对其秩序做出重大变更时，岛国内部不得不为适应此种变更而做出自身的改变。这便孕育出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日本的开国(革命)。
我一直把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同时也是日本昭和天皇逝世的那一年——以后称为日本的“第三次开国”时代。何谓“第三次开国”呢？将世界分成东西两部分的冷战时代结束后，世界还原为一个世界。为了融合于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日本自身做出的变革即“第三次开国”。那么，是怎样的变革呢？
“第一次开国”是指日本以美国柏利舰队的来航(1853年)为契机、在15年后施行明治维新(1868年)从而把武士独裁的体制画上终止符的这一历史过程。通过这一次开国，“四民平等”的国民国家体制逐渐在日本成形。日本从东洋文明的一隅抽出脚来，迈入了西洋的近代文明。
那么，“第二次开国”所谓何时呢？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跟随西洋近代文明步入帝国主义化道路。这种帝国主义化是以军事力量为主导而进行的，日本便是在军部独裁下而蠢蠢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东亚战争)。然而，1945年，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败北，并在此次败北中被外部强行民主化。这就是“第二次开国”。
这一被外部强行的民主化，是以美国(占领军)为主导的形式而进行的。因此，战后的日本一直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而在东西冷战格局的背景下，这一体制孕育出了将日美同盟作为第一要义的自民党的一党统治。
在自民党一党统治下，1960年代由官僚主导的高速经济成长成为可能。然而，自民党过于安于其一党统治的现状，即使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依然认为只要紧随美国其后便可高枕无忧。它并没有尽心于描绘历史的未来图像，而是一次又一次地更换首相的脑袋以维持其政权。于是，官僚成为现在的实质掌权者，官僚独裁体制诞生了。在这一官僚独裁体制下，形形色色的官僚依靠上级任命谋求明哲保身，互相为各省利益明争暗斗，腐败横生。
现在的“第三次开国”——不是如小泉纯一郎内阁一样，在东西冷战格局破裂之后仍然追随美国的一极行动主义，而是由日本自己描绘历史的未来图像，打倒这种腐败的官僚独裁体制。在这一次描绘的历史未来图像中，也许会重新把重视亚洲放在基轴之上。这又是为何？
福泽谕吉的“脱亚论”
“‘文明开化’成为明治以后日本的国策。尽管西洋近代文明的代表国家从英国变为德国，继而德国在二战以后又被美国所取代，但它们都是西洋近代国家这一点则是一致的。所以，日本的国策即‘脱亚入欧’。”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积极吸收了西洋近代文明——这便是所谓的“文明开化”。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质的思想家便是在幕府末期创办了以英学(关于英国的学问以及通过英语获取的学问和技术——译者注)为中心的庆应义塾的福泽谕吉。福泽在明治8年(1875年)所著的《文明论之概略》中做出这样的结论：“在欧美列强之强大实力面前，亚细亚欲求保存独立仅有一法，即将西洋近代文明拿来己用。”
“文明开化”成为明治以后日本的国策。尽管西洋近代文明的代表国家从英国变为德国，继而德国在二战以后又被美国所取代，但它们都是西洋近代国家这一点则是一致的。所以，日本的国策即“脱亚入欧”。
“脱亚入欧”这一口号的象征是福泽谕吉于明治十八年(1885年)所著的《脱亚论》一书。福泽在这本书中写道：“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而吾之近邻却有不幸之国家，一为支那，一为朝鲜。”
福泽为何将支那(中国)和朝鲜称为“不幸”呢？这是因为，两国被儒教主义所侵蚀，还没有看清这样一个现实：不吸收西洋近代的文明将无法保存独立。鉴于此，日本便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等待这些近邻诸国“开化”并与之“共同繁荣亚洲”。
于是，从那以来，日本的“文明开国”便都是以“脱亚入欧”的形式进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败北之后继承福泽路线的，是被称为福泽研究第一人、代表战后日本学院派的丸山真男。丸山亦是我在东京大学求学时的恩师，他不仅是一名学者，更是一名梦想在战后的日本实现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丸山的思想基于这样一个假设而展开：昭和二十年(1945年)8月15日，是发生民主革命的一天。他在日本战败后不久写就的、后来成为其代表作的题为《超国家主义的伦理和心理》(1946年)的论文中这样写道：“日本军国主义被画上终止符的8月15日，同时也是日本超国家主义的基石——天皇制的绝对性失效的日子。在这一天，日本国民第一次成为‘自由主体’。”
然而，其所谓的作为“自由主体”的日本国民却并不存在。将日本军国主义画上终止符的第一力量，不是日本国民。日本的败北，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洋近代文明的“力量”和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亚洲的“抵抗”制造的。
冈仓天心的亚洲主义
“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东亚战争)中，军国主义日本的口号使用的是冈仓的‘同一个亚洲(Asia is one)’，因此，冈仓的亚洲主义在欧美多被视为侵略主义。但是，亚洲主义不是侵略主义。军国主义日本只不过是把他的‘同一个亚洲’的说法滥用在侵略中而已。”
“日本走文明开化之道路，岂不会步近代西洋帝国主义之后尘？”最先表达该疑问的是亚洲主义者冈仓天心。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东亚战争)中，军国主义日本的口号是使用的冈仓的“同一个亚洲(Asia is one)”，因此，冈仓的亚洲主义在欧美多被视为侵略主义。但是，亚洲主义不是侵略主义。军国主义日本只不过是把他的“同一个亚洲”的说法滥用在侵略中而已。
冈仓1904年在用英文著写的《日本的觉醒》中表示：“之于被蹂躏的东洋而言，欧洲之荣光除为亚洲之屈辱以外别无他是。”意为欧洲的“力量”蹂躏了亚洲。他同时写道：“吾国远离亚洲文明而过于热心与欧洲协作的结果便是，大陆之邻人将吾等视为背叛者，有时甚至视为白祸(白人对亚洲的侵略)。”
我想再次唤起注意的是，这是19日俄战争发生的那一年所写的文章。鉴于此，冈仓的“同一个亚洲”(1903年)这一命题，除了是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抵抗”之词外，别无其他解释。
而继承冈仓天心这一亚洲主义问题的，是战后从研究鲁迅开始继而走上思想家道路的竹内好。我在35年前曾经写过一本名为《竹内好论》(1975年)的著作——年轻时我的思想活动大致是与竹内好一同起步的。
竹内好在1959年发表的题为《近代的超克》的论文等著作中，指出了日本大东亚战争(包括日中战争和对美英战争)所包含的二重性格。大东亚战争作为对美英的战争是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即帝国主义同伙的争斗。而日中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即是对中国、亚洲的侵略战争。
受竹内好这一问题意识的影响，我逐渐倾向认为，大东亚战争的二重性格是从1915年的《对华21条要求》开始的。我所著的《日本的失败》(1998年)一书中，包含一主题为“作为开端的《对华21条要求》”的章节。在这一章节中，我曾指出：“虽然是美国将日本当成了假想敌国，但是在那之后产生的日美间帝国主义性质的对立，是以日本为独自侵占在中国的权益而签署《对华21条要求》为契机的。”
关于对北一辉的评价
“北一辉毫无疑问是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他在比2·26事件更早的时候便曾预言：如果日本发动对美英俄华的世界战争，将自取灭亡。”
袁世凯政权几乎全盘接受了《对华21条要求》，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派和学生对此表示反对，他们将签署该条约的5月9日称为“国耻纪念日”，并扬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旗。这后来导致了五四运动。在当时的学生中，就有毛泽东和周恩来。
当时对大隈重信首相提出《对华21条要求》存在风险的忠告的，是我这40年来的研究对象北一辉。北是中国国民党创立者宋教仁(后被袁世凯暗杀)的盟友，曾从日本前往中国参加辛亥革命。1983年我在北京语言学校任教的时候，曾经特地前往武汉，参观了那里的武昌都督府(现武昌革命纪念馆)——据传北和宋教仁在辛亥革命时期曾在这里同床而寝。
五四运动时期，北一辉正在上海，亲眼目睹了那里的反日运动。不久后，他在被称为日本2·26革命事件的圣书《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大正八年，1919年)的序文中写道：“对啊，回日本吧！把日本的灵魂从根底颠覆，进行日本自己的革命吧！”
北一辉毫无疑问是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正因如此，他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5年前的2·26事件中被作为主谋者而被处以死刑。但是，他在比2·26事件更早的时候便曾预言：如果日本发动对美英俄华的世界战争，将自取灭亡。而对于北，日本的国家权力以及学院派在二战前称其为“国贼”，在战后则称其为“右翼”“法西斯主义者”，没有给予公正的评价。于此，我开始了对北一辉长达40年的研究。
顺便提一下，丸山真南称北为“右翼浪人”，没有给予评价，而竹内好则将其称为“民族主义者”，给予了评价。北把明治维新定性为“日本的民主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也是福泽谕吉思想的继承者。
“亚洲共同家园”
“‘亚洲共同家园’这一构想，是结束美英霸权主导的19、20世纪，将21世纪开拓为‘亚洲的世纪’的最现实的提案。”
对于这些对北一辉的评价问题、《对华21条要求》问题，进而对于大东亚战争的“日本的失败”，战后的日本人并没有给予足够正视。或者说，变得越来越不能正视。
原因是什么？战败后美国禁止日本将那场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而命令其称之为“太平洋战争”。后一种称呼，使得日本人对于那场战争的认识逐渐演变为“是一场日美以太平洋为舞台进行的战斗”，而“日本侵略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这一认识则渐渐被遗忘。就这样，战后的日本人，特别是没有战争记忆的年轻一代仅把那场战争解读为日美战争，而关于那同时也是一场日本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的意识则日渐淡薄。
我的北一辉观，对《对华21条要求》的认识，进而对考察日本近代史的兴趣——不是来自于学院式的高尚理论，而是来自与我同一时代的数位民间编辑者、承认在《对华21条要求》中日本存在失策的中曾根康弘(前日本总理大臣)和民主党的议员们。民主党曾向我提议：“年轻的议员们对包括‘那场战争’在内的日本近代史不是很清楚，能否给我们做一个讲座？”于是，从5年前开始，我针对民主党年轻议员的关于历史以及民族主义的讲座一直持续至今。
目前，民主党正准备重新思考近代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要构筑面向未来的日中关系，无论如何都必须正确认识过去；认为有必要弄清楚民族主义思想在以国民国家建设为方向拥有正当性的同时又带有怎样的危险性；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在构想以日中韩为中心的东亚共同体的时候，光从经济观点出发推进“自由贸易协定(FTA)”并不现实，无论如何都需要一个超越容易陷入“本国中心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共同的场合”。
120年前，福泽谕吉在他那篇《脱亚论》中讲到：“吾国没有等待邻国开化共同繁荣亚洲的多余时间。”然而，日本如此那般的吸收西洋近代文化并步其帝国主义后尘，最终也失败了。如果正确的认识那场失败，那么不就能看见“超克”“西洋近代文明”的道路吗？竹内好在《近代的超克》论文中想要思考的应该也就是此吧！回过头来讲，福泽所言“共同繁荣亚洲”的时机，不正是我们现今生活的当下吗？
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三届“北京-东京论坛”政治对话中，我提出了“亚洲共同家园”(Asia common house)这一构想——即为了构筑将来的东亚共同体，没有共通的理念行不通。而为讨论这一共通的理念，同时为了协商金融、货币、环境、能源、粮食等目前亚洲共通的问题，必须有一个常设的“场合”。
这一“亚洲共同家园”构想不仅已经在中曾根康弘元、民主党中流传开来，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人那也已有所流传。这一构想，是结束美英霸权主导的19、20世纪，将21世纪开拓为“亚洲的世纪”的最现实的提案。
在这一次日本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应该会夺取政权。这将使日本国民从今往后开始拥有“政权可改变”的精神。但更重要的在于其意味着日本将开始一个新的变革——着手描绘一个重视亚洲的未来图像。
早报记者 王国培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