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能顺风顺水地执政吗？民主党的执政会昙花一现吗？中日关系会因为大选而出现重大转变吗？带着这些问题，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驻日大使、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徐敦信，请他就日本当下的政局和未来日本的外交战略发表看法和评论。

　　小泉改革副作用大

　　在小泉实行的百分之百的市场主义、百分之百的竞争的改革中，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护，或者说保护比例削弱了，直接造成了过去几十年长期支持自民党的“票田”受到了削弱。

　　时代周报：此次日本大选原在野的民主党获得了480个总议席中的308席，原执政党自民党则是从上次大选的300个议席下降到119席，你如何看待这个结果？

　　徐敦信：第一是意料之中，第二是意料之外。“意料之中”，即是自民党的失败和民主党的获胜是意料之中的；“意料之外”，即在我看来民主党的压倒性胜利的确出乎意料。

　　为什么是意料之中呢？这是因为新世纪以来，日本在两个方面上出现严重的问题。第一是经济生活，第二则是日本自民党多年执政积累的弊端。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4万多亿美元，人均3万多美元。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几经颠簸。先是泡沫经济的破灭，经济明显倒退。随后，为了治理这个问题，日本花了长达10年的时间，日本国民称其为“失去的十年”。这样，“长期高速成长的神话破灭”，给日本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接下来的小泉当政时期，日本经济有所回暖。我认为，小泉内阁时期在经济和社会改革方面，口号响亮，也符合日本民众的需要和心情，所以一度小泉的支持率很高。但小泉的改革不是他的创造发明，也并非治理日本的灵丹妙药。实际上，小泉“抄袭”美国新经济政策的做法，试图通过改变日本迄今经济成长过程中行之有效的一些老办法，引进百分百的自由竞争、公平竞争，即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做法。小泉的改革对解决日本的经济问题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有效地解决了日本的不良债权，甚至可以说带领日本经济走出了“十年阴暗的隧道”。但小泉的改革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很大副作用，其中最明显的是日本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不均。

　　时代周报：是否可以说，这就是此次日本大选的一个总的时代背景？

　　徐敦信：简单讲，小泉的改革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一些大的垄断资本、大的金融机构得到了帮助，在改革中收益颇多。但相当多的工薪阶层的利益在改革之中受到了伤害，中下层的日本国民并没有享受到改革的成果，整个社会出现了“日本式两极分化”。此种两极分化不是简单的贫富差距，而是垄断资本得到了帮助，相反被压在底层的日本国民生活窘迫。再者，小泉改革尽管有效地解决了不良债权问题，但政府债台高筑。日本政府的负债累累，总额相当于其GDP的170%左右，一种说法是日本的债务将近8万亿美元。可想而知，日本国民每年的税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要用来偿还债务和利息，政治用税入改善民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越来越低。

　　农村的情况又如何呢？农村是自民党执政的基础，但在小泉实行的百分之百的市场主义、百分之百的竞争的改革中，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护，或者说保护比例削弱了，直接造成了过去几十年长期支持自民党的“票田”受到了削弱。因此，小泉改革的副作用严重地影响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执政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严重地打击和削弱了农村“票田”对它的支持。

　　时代周报：金融危机是否是自民党这次失利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

　　徐敦信：大家知道，日本的经济增长有三大支柱：消费、出口，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企业家的投资。美国经济危机之后，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均受到严重影响。出口萎缩，导致资本家投资顾虑重重，解雇员工—特别是小泉改革之后的临时工制度为企业打开了方便之门，收入的下降成为必然，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导致日本国民对于自身的经济状况严重不满。这一切加深了日本国民对自民党的不满，导致选民将选票投给了自民党的对手民主党。

　　官僚统治抹杀自民党

　　对于选民来说，最现实的是生活问题，他们期望维持甚至是改善当前的生活而不是受到威胁。自民党官僚政治甚至荒唐到这样的地步，把老年人年金账户弄乱了。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难怪日本国民对自民党政权不满了。

　　时代周报：自民党败选的政治原因是什么？

　　徐敦信：在我看来，一个政党如果长期执政，又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它产生的腐败和负面东西就会很多。对于自民党的执政，日本有一种形象的说法“铁三角”：即执政党自民党、财团和官僚共同操控着日本的政治生活。对于财团来讲，它们关注经济的发展和既得利益的维护，自民党最为关心的则是自身的执政地位，所以日本的大政方针是由官僚推动进行的。官僚左右国家的命运，权力非常之大。此次，民主党在竞选过程中挑战自民党的一个重要口号就是“应该由政治家来掌控日本的命运而不是官僚”，并指出如果自民党继续执政，官僚统治会令日本没有希望。

　　事实上，日本国民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自民党执政的一些具体问题，譬如金钱政治、派阀斗争、暗箱操作等。应该说，小泉政权上台之初，还是想大刀阔斧解决这些问题的。他有一句名言：就是把自民党搞垮了，我也要继续推进改革。所以，在推进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同时，小泉还提出应积极推进政治改革，要求改革自民党并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最开始，绝大多数的日本国民十分相信小泉政权，拥护其政治改革。然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发现除了自民党党内的派系政治受到削弱外，其他的如金钱政治、官僚政治丝毫没有得到改观，仍旧是我行我素。总体说来，我认为日本国民早就对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形成的弊端不满意了，一开始人们寄望于小泉这样的人物进行改革，并给了他充裕的时间。然而，得到的结果令人更加的失望。这些无疑加剧了人们对自民党政权的不信任。

　　因此，此次自民党失去政权主要就是由这两点原因造成的。但最根本的是第一点，因为对于选民来说，最现实的是生活问题，他们期望维持甚至是改善当前的生活而不是受到威胁。自民党官僚政治甚至荒唐到这样的地步，把老年人年金账户弄乱了。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难怪日本国民对自民党政权不满了。

　　时代周报：即将组阁的民主党候选人鸠山宣称要“建造新日本”，提倡在内政和外交上进行一系列大胆的改革。但媒体指出他的改革带有很大的理想主义成分，并认为其改革前景不太乐观，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敦信：我认为此次日本的变化主要反映为政治上的变化，具体说来是政权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在野党成为了执政党，而原来的执政党变成了在野党。这在战后的日本政治中非常少见，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次。至于政策的变化，还得慢慢看。事实上，政治的变化同政策的变化并不能直接地画等号，尽管二者之间有关联。因为选举过程当中，或者说选举之前，民主党主要是站在在野党的角度考虑其政策主张的。有人指出，在野党即是反对党，它们使命就是以执政党为对手，凡是执政党支持的它们都反对，反之亦然。这可以看作在野党最大的特点，民主党很多的主张也是这样提出来的。再者，在选举过程中，一些政党为了争取选民手中的选票，会对政策作出调整、提出一些响亮的口号。我认为，关注在野党在选举过程提出的一些主张无可厚非，但重要的是还得观察它取得政权后的实际运作。一般认为，随着从在野党到执政党地位的改变，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必定受制于国内和国际形势，受制于国家的财政力量。

　　时代周报：民主党与自民党在政策主张上究竟有何不同？民主党上台之后又会有哪些变化？

　　徐敦信：要说不同，我认为，首先民主党在这次选举当中作了很多经济方面的允诺。譬如，给小学生补助，给予社会弱势群体帮助，免收全国高速公路费等。问题是，这一切都是需要财政支持。所以，自民党对民主党的主张提出了批评，认为自民党的口号虽然漂亮，但完全没有考虑财源从哪里来。对此，自民党的主张是在经济好转之后，增加消费税。尽管自民党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执政地位而攻击民主党，但我以为，财源问题的确是个问题。不管是谁上台执政，自民党多年执政积累下来的债务问题是客观存在。不增加税收，相反还提出增加福利，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民主党主张节省官僚机构的开支，但这不太现实。总体说来，相比较于自民党，民主党更多地关注于社会弱势群体，关心民众的生活，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民主党如何做到，什么时候做到，还有待观察。

　　外交重心移向亚洲

　　民主党的想法是，当前美国的实力在下降，亚洲的力量在上升，而日本又是亚洲的一员，因此民主党主张两边都看重。

　　时代周报：在外交方面，你如何评价鸠山的对外战略思想？

　　徐敦信：自民党的外交主张是“一根弦”，它强调日美同盟是外交基础，日美关系最重要。与之相应，民主党并未否认日美同盟和日美关系的重要性，但其认为亚洲同样重要。民主党的想法是，当前美国的实力在下降，亚洲的力量在上升，而日本又是亚洲的一员，因此民主党主张两边都看重。相比较于自民党，民主党强调要搞好日本同亚洲国家的关系，要立足于亚洲发展日本。一些民主党领导人，如党副代表冈田克也就明确提出，过多地听从美国，日本会丧失其自主性。为此，他主张是在日美同盟中两国应该是平等的。这些预示着，民主党同自民党在外交政策上有差别。当然，具体如何还得看其执政后表现。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民主党重视日本与亚洲的关系，提出要立足于亚洲发展日本，并加强亚洲的一体化。日本的这一主张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也符合亚洲其他国家的愿望。基于此，我认为民主党上台之后，外交政策特别是其亚洲的政策会向好的方向调整。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鸠山当选之后的中日关系？

　　徐敦信：我认为，鸠山的对华政策同福田内阁时期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都主张将外交的重心放在亚洲，强调亚洲的合作和一体化；同美国的关系则主张日本的特色，强调二者之间的平等关系。至于靖国神社问题，鸠山由纪夫在没有上台之前就明确提出了他和他的阁僚不会参拜，这一点也同于福田前首相时期。应该说，鸠山这一做法明显不同于小泉和安倍内阁时期。

　　不过，我总体的看法是，日本的对华政策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民主党的政策调整确实是存在的，这有利于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小泉下台之后，中日关系经过这几年双方不断地努力，已经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这一点应该也不会发生变化。因为这不是日本单方面的问题，而是中日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事实上，“战略互惠”关系不仅是一种口号，而且有了具体的内涵、有了具体的任务和目标、有了重点和实施的步骤。由此，我们可以乐观地看待中日之间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日之间矛盾和问题就将全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