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访华的联合国基金会成员中，安南大概是最低调的一位，不很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他不像沃斯那样高大英俊，也没有特纳的“自然熟”魅力。他话音低沉而轻柔，回答问题总是慢条斯理，像在作一次短篇演讲；多数时候他只是安坐聆听。但在他走进会场的那一刹那，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上月底，安南在北京接受了《外滩画报》专访。

　　文/ 莫书莹

　　这世上，恐怕只有像科菲。安南这样的人，才能让CNN 前老板、“混小子”泰德。特纳安静片刻。

　　10月28日上午10点，联合国基金会在北京召开小型圆桌会议。这是包括基金会创始人泰德。特纳、总裁蒂莫西。沃斯、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纳斯在内的基金会全体董事会成员，此行中唯一一场媒体圆桌会议，与《外滩画报》等六家媒体进行两个小时的谈话。

　　9点半刚过，特纳第一个到场。他扯着嗓子先跟大家问了一圈早安，并再三标榜自己多么有时间观念，嘲笑小额信贷之父，孟加拉人尤纳斯老爱迟到；接着为沃斯表演在玻璃杯上叠矿泉水瓶和铅笔的杂技，两个白发老人笑作一团……

　　只有在安南进会议室的那一刹那，特纳才稍作收敛，叫了声：“噢，科菲来了”。会议室内气场有了微妙变化，所有人收起玩笑的表情，目送这位联合国前秘书长入座。

　　安南不像沃斯那样高大英俊，也没有特纳的“自然熟”魅力。他话音低沉而轻柔，回答问题总是慢条斯理，像在作一次短篇演讲；多数时候他只是安坐聆听。这令人想起《纽约时报》记者芭芭拉。克罗塞特的一句话：“科菲。安南有种沉默优雅的风格”。

　　为环保重返舞台中央

　　“这次访华的基金会成员中，安南大概是最低调的一位。他最初不很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一位联合国基金会工作人员透露。

　　联合国基金会成员本次访华为期一周，覆盖京、津、沪三地。这是安南卸任后第一次到中国，但在出任秘书长期间，他曾先后7次访问中国。在2006年任内最后一次到访时，他曾特意游览黄山，并许诺“我一定会再来”。

　　此行他尽管无暇重返黄山，但主要议题却离不开“自然”的话题。基金会成员访华的一大任务，便是考察中国对解决气候问题的态度。安南还出席了纪念联合国在华30周年的活动上，并接见影星周迅在内的中国青年代表。

　　“他就像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长者，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并且非常耐心。”周迅后来回忆说。她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安南对环保的关注：“他一直在向我们询问，有关在中国如何宣传环境意识的问题。”

　　艺术家出身的安南夫人也对周迅表现出极大兴趣，还特别叮嘱她一定要坚持在环保方面的工作。

　　这已经不是安南最近第一次与明星联袂上台。10月1日，安南联合全球60名歌手，发起一个名叫”滴答滴答滴答”的计划，重新录制了澳洲乐团“Midnight Oil”(午夜灯油)的名曲《Beds are burning》(床着火了)。安南在MV的开头指出：“气候变化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人道挑战。”

　　这首歌正放在网上供人免费下载，通过下载，听众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添加到不断壮大的请愿书上，用于向各国政府施压，表明人民已作好了迎接变革的准备。

　　这是过去三年来，安南在公众面前鲜有的高调亮相。卸任后，他没有走卸任政要的惯常道路——作巡回演讲，著书立传，也很少接受采访。

　　结束了长达45年的联合国生涯后，他回到祖国加纳，致力于促进非洲稳定和发展的事业。2006年11月，安南在卸任前的最后一个演讲中曾提到，非洲问题是未来人类将面临的两大挑战之一。

　　直到最近，安南的曝光率才开始上升：在《时代》周刊上回答读者提问，参加集会提醒人们气候变化的影响。“是的，我的确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解决气候危机比解决地区危机更为重要。”在圆桌会议上，安南这样回答《外滩画报》的问题。

　　组办方为会议安排了翻译，但安南总是自顾自地讲上一大段，然后再带着恍然大悟的神情向翻译道歉。

　　当记者要求直接用英语和他交流，他第一次露出了微笑，“谢谢你的建议。”

　　“聆听是金”的领导风格

　　2008年，大选后的肯尼亚爆发政治危机和严重骚乱，加纳总统、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库福尔前往调停未果。随后安南率领一个小组加入斡旋，最终说服肯尼亚总统齐贝吉与反对党签订权力共享协议，平息了风波。

　　一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安南立刻声明：“我们并没有带来一个解决方案。我们来到这里，是要为肯尼亚及其人民，以及整个非洲努力寻求一个解决办法。我相信，在这一关键性努力中，我们可以依赖肯尼亚领导人的意愿、成熟、智慧和判断力。”

　　先聆听，后作决定，这就是安南式的行事方式。联合国流传着一个关于安南年轻时的故事：

　　1958年，20岁的安南获福特基金会资助，前往位于明尼苏达州的马卡莱斯特学院攻读经济学。美国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新奇。

　　明尼苏达的冬天冷得出奇，刚从非洲来的安南却对当地人都戴毛茸茸的耳罩觉得好笑，“我永远不会带那玩意儿”。结果，他的两只耳朵在寒风中几乎冻坏。最后他不得不飞奔进最近的商店，给自己买了一副最厚实的耳罩。

　　“当你进入一个新环境，一定要记住尊重当地人的文化习惯。”执掌联合国期间，安南经常通过这个故事告诫部下。

　　2002年连任秘书长后，安南邀请全球40名专家，为自己的第二任工作出谋划策，开创了联合国一个先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教授，是当年唯一受邀的中国专家。

　　为期一天的专家咨询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进行，专家分六个小组讨论，安南携夫人及秘书处全体成员出席。

　　“当时安南轮流参加各小组的讨论。由于总共只有一天时间，他在每个小组停留的时间都不长，发言也不多。但他团队内的工作人员被安排到每个小组，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咨询意见最后整理成册，供秘书处参考。”沈丁立告诉记者。

　　安南的一名前顾问也曾向BBC描述，安南的管理风格“完全是一种非洲部落式的——先由资深长老进行讨论，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最后达成一个共识”。

　　有人曾以“沉默”贬低安南的领导风格，安南自己的解释是：“我认为我的工作重点，就是在各方之间建立一个互信的机制，并在这一机制下为改革作出努力。”

　　他也坦诚，这种做事方式多少源自非洲：“在我们那里，大家都是这么干的。当你发现有一件事出了差错，别管有多严重，你首先要问自己：谁能改变他？怎么改变？再去找一群与你有共同意愿的人，为改变而努力。”

　　“非常聪明，处事老练而圆滑。”这是沈丁立对安南的评价。如果说，安南的上任是秘书长按地区轮换的结果(由于遭美国反对，安南的前任、埃及人加利只干了一任，而秘书长在各大洲间通常轮换两任——编注)；那么他的连任则主要归功于他的个人魅力。

　　得知安南连任后，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霍尔布鲁克曾称赞：“安南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好的秘书长。”

　　安南知道如何与美国人打交道

　　早在50年前安南初到美国时，已经有人看好他的前程。当年马卡莱斯特学院的校长哈维。赖斯，在将这位非洲小伙介绍给全校时说：“你们要记着他，我预感他将成为世界领袖。”

　　安南出生在加纳第二大城市库马西，祖父和舅舅都是部落酋长，父亲曾在一家英国公司从事管理工作。他的名字“科菲”的意思是：周五出生的男孩。

　　受资助前往美国留学后，安南分别在马卡莱斯特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大学期间，安南最爱读的书，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的权术名著《君主论》。对此他的解释是：“我对于权力本身及如何使用权力非常好奇。”

　　安南一毕业便进入联合国。在那里，开明、兼容的性格使他很受同事欢迎。“大家都喜爱他的直爽。他待人真诚，无论对方是王公贵族还是街头路人，他都一视同仁。”与安南共事10多年的秘书处员工拉明。西塞说。

　　1997年1月，59岁的安南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秘书长。

　　沈丁立教授分析说，安南当选的最大原因，是他的美国背景：“在美国念书多年的安南行事作风也颇为美式，常将‘民主’挂在嘴边。比起前任加利，他更了解美国，知道如何与美国人打交道，这一点非常重要。”

　　2001年第一届任满后，安南继续获美国支持，在没有强劲对手的情况下连任成功，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都对此都表示欢迎。

　　然而，安南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很快就面临巨大挑战。2003年，美国绕过联合国攻打伊拉克。安南公开评论说，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公开批评美国。不久前在接受《时代》采访时，安南也坦承，未能阻止美国侵伊是自己任内联合国的最大失败。

　　“长久以来，能胜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的人都必须有一个很关键的能力：谁也不得罪，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与加利相比，安南一向与五个常任理事国关系良好，这体现了他为人处世圆滑的一面。但在美国入侵伊拉克问题上，他首次挺身而出，体现了他为人极富正义感的一面。”沈丁立评论道。

　　一年后，安南遭遇上任以来的最大信任危机。当年12月，美国参议员诺姆。科尔曼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声称，美方进行的调查发现，因联合国管理不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从“石油换食品”计划中渔利上百亿美元。安南的儿子科乔也因受雇于一家参与该计划的瑞士公司而被卷入舆论的漩涡。

　　安南的传记作者、《洛杉矶时报》驻联合国记者斯坦利。梅斯勒评论道：“总的来说，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10年时间，安南算得上非常成功。但石油换食品计划中出现的问题，是他职业生涯遭遇的最大打击……从长远看，此事不会完全抹杀他的形象，但估计要过很长时间，人们才会忘记安南领导下的联合国发生的腐败事件。”

　　对话科菲。安南－－“我不认为《京都议定书》是失败的”

　　B= 《外滩画报》

　　A= 科菲。安南(Kofi Annan)

　　B：12月6日，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即将举行。许多人担心，会议无法取得实质性成果。您如何看？

　　A：我也注意到，现在人们对哥本哈根大会非常关注。但首先我想要提醒一点，关于气候问题的工作，并不是到哥本哈根就结束了。应该看到，不管能否在哥本哈根达成一致，今后很长时间内，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其次，我想谈一下谈判本身。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谈判，涉及多方利益。谈判主要涉及三个领域：一是减排目标。欧盟提出的目标是20%，日本是25%。我们期待的比较理想状态是：到2020年，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排25%至40%；到2050年上升到50%。目前我们依然在呼吁，传统的工业化大国应比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大的减排目标，各新兴国家也应制订各自的减排计划，并且必须是行之有效的。

　　第二个领域是森林保护——各国将采取何种手段保护森林资源、植树造林。

　　第三个是关于帮助穷困国家设立机制，减少它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时面临的风险和脆弱性。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他们发展低碳经济。

　　我认为，在哥本哈根无论达成何种协议，一个大前提就是：协议必须公正。只有这样，才有施行的可能性。我们应当看到，一个残酷的事实便是，一些最贫困国家碳排放总量不到2%，受的影响却最大。我们必须为这些国家着想。

　　B：就哥本哈根会议，许多人正在观察美国和中国的态度，希望中国作出更多承诺。但在中国，人们也担心减排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对此你怎么看？

　　A：这种担忧我很能理解。但我们也应了解，气候变化已成为可能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应对措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在此方面有了一些进步，采用了清洁煤等绿色技术，减少了碳排放；其实各国都在朝这一方向努力。

　　经济学家也指出，发展绿色经济也可获得相当的经济效益，且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即便是一些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也提出要投资促进经济的绿色发展，他们称此为“超越式发展”，以此来避免工业化国家过去犯的错误。我相信中国也有能力实现这种转型。

　　B：你在1997年1月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同年年底《京都协议书》在日本签署。当时联合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本次的哥本哈根会议中呢？

　　A：人们关于《京都协议书》的看法是，由于美国拒绝签署，致使它一开始就带有缺陷。但我不认为《京都协议书》是失败的，反而认为自1997年之后，人们对气候问题越来越关注，现在它成为全世界的头号话题，这本身就是一大成功。

　　距京都12年过去了，现在我们需要就“后京都”的目标达成一致，这就是召开哥本哈根会议的原因。在这次会谈中，联合国扮演召集人、组织方和协调人的角色，但联合国不是国家，不可能成为谈判的主角。基本上，联合国将提供一个机会，让各国就未来的统一目标和合作方式进行磋商，最后达成共识。

　　B：你在最近一次演讲中指出，气候问题是全球面临的最大人道危机。2006年你卸任时则提到，非洲问题和中东冲突是未来世界的两大挑战。什么使你改变了看法？

　　A：我想先谈我对气候问题的看法。正如我最近在演讲中所提到的，我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全人类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并将为未来世界带来诸多隐患。这不局限于大自然本身——气候问题将引发洪水、干旱、沙漠化等一系列自然灾害，同样也将影响人类经济的发展。另外，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人们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自然资源匮乏问题，从而带来新一轮对自然的争夺，为地区安全和稳定造成冲击。

　　2006年11月我作的卸任演讲，其实也涉及气候变化问题，但只是放在比较次要的地位，大家可能没留意到。

　　当时我提出，非洲问题和中东冲突是全球未来面临的重大问题，这是基于我任内工作重点作出的判断。现在我还是觉得，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你看，目前在非洲各地，冲突依然不断。而在中东，不仅有遗留下来的以色列问题、伊拉克问题，目前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也风波不断。我还没算上伊拉克内部逊尼、什叶派之间的冲突。

　　这些危机的确是一触即发，每一个都给世界的和平稳定造成极大影响，而人们似乎并无力控制这些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这是我当时的担忧，也是我当时在卸任演讲中将着重讲到了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至今我还是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仍将面临这些问题的挑战。

　　B：你觉得解决哪种冲突更容易些：人与人之间的，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

　　A：这两者具有不同特性，必须从不同维度上考量。气候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每个国家都在面临挑战、都将承担责任；而非洲和中东问题属地区性问题。不过我认为，中东问题也非常棘手。如我刚才所说，危机一触即发，并将时刻危及全球的政治经济稳定。如果今天那里的局面发生动荡，明天就没有船能将石油运往世界各地。不过，我还是认为，气候问题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问题。

　　B：你在近期接受《时代》采访时表示，中国对气候问题持观望态度，在其他国家不动的情况下不会先动。这次来华后，您对中国的看法是否有变化？

　　A：此行中我们看到，中国在减少碳排放、促进低碳经济、支持绿色产业等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且成绩斐然，我们相信中国已作好了改变的准备。但这并不意味中国已经准备好作一项约束性承诺。

　　当然，在《京都议定书》时期，我们并没有规定具有约束力的目标，但现在我想是时候作一些改变了。大家应准备迎接一个类似“具有约束力目标”这样的协议结果。当然，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各自的目标应该是不同的。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有能力，也应当为这样一个目标作出自己的贡献。

　　B：你认为，中国在联合国扮演的角色发生了什么变化？

　　A：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在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责任正变得日益重要，这是大家都可以体会到的。当然，我们同样也观察到，目前中国仍希望有所保留地施展这种力量，并不想被视作一个领袖。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这种力量已变得不容忽视。虽然中国一直在说，自己尚未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国内仍存在众多贫困人口，但中国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这种改变将使中国在世界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