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动漫完全可以成为映射日本社会变迁、文化特质的镜子

　　文︱本刊记者 张旭  

　　日本是动漫王国。2009年的最后几个月，却是这个王国的多事之秋。“小新”之父臼井仪人的意外去世，令野原新之助一家的命运顿成悬念；与此同时，《哆啦A梦》的各种结局猜测、《名侦探柯南》作者青山刚昌的封笔传闻，都再次成为动漫同人热议的话题。于是，人们仿佛有了新的理由去重新回味这几部作品，而值得回味的除了精彩故事外，还有那些故事中所透露出的日本社会变迁与文化特质。

　　科技信仰对生活的慰藉

　　即便是在日本动漫的圣贤祠中，《哆啦A梦》的地位无疑也需仰视。其实，这类科学幻想主题，一直是战后日本动漫中的常青树。早在《哆啦A梦》问世以前，手冢治虫的经典之作《阿童木》就已红遍东瀛。而自1970年代以来，《银河铁道999》、《机动战士高达》、《太空堡垒》等一大批以机器人为主角、幻化科技力量的作品也赢得了无数日本人的青睐。在香港著名作家、影评人汤祯兆看来，科幻动漫在日本的经久不衰主要是因其激励了日本人对科技的崇拜之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日本曾被西方认定为科技落后的国家。“1951年，手冢治虫创作出《阿童木》这部科学漫画，其实正是要用一种善意的手段去激发日本人对科学的热情”，汤祯兆分析道。事实上，《阿童木》的成功显然也说明手冢治虫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掀起了一个振兴科技的高潮。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进入1960年代，日本经济也迎来了迅猛增长的“黄金时期”。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西德，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强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1969年，漫画《哆啦A梦》诞生了。

　　《哆啦A梦》的故事套路简单但情结构思奇特：大雄是个平庸、不求上进且缺乏独立性的小学生，除了睡觉、玩闹和尿床，他似乎再不擅长其他事情。在身材高大的技安和家境富有的强夫面前，大雄永远是被捉弄、欺负的对象。好在他有一个来自22世纪的机器猫朋友。借助哆啦A梦口袋里的各种宝物，大雄的欲望每次都能得到满足，而他所遇到的问题也总是能够迎刃而解。

　　与《机动战士高达》、《太空堡垒》这些在剧情设置中，总用科学技术应对各种离奇危机的动画片不同，《哆啦A梦》中的科技，不过是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应用。当代日本著名艺术家村上隆曾对《哆啦A梦》评价道，“它反映了1970年代整个日本渴望‘梦想成真’的心态。当时的电子革命令人们有种想法——可以通过机器装置，而非辛勤工作或个人智慧来解决身边的问题。”如果说籍其他科幻动漫，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带有浪漫色彩的科技崇拜，《哆啦A梦》的走红则透露出日本人对科技充满了现实期许。

　　《哆啦A梦》推出两年后，作者藤本弘和安孙子素雄(二人合用笔名藤子不二雄)本打算为故事结尾，但由于读者的强烈反对，二人不得不继续创作。1996年藤本弘去世，安孙子素雄此时也早已退出创作，于是哆啦A梦迷们开始揣测起这部动画的结局。一个极为悲观的版本是，大雄其实是个自闭症儿童，此前的故事不过是他的幻想。那个能为他解决生活中所有难题、制造快乐的哆啦A梦，其实从来就不存在。

　　然而，这个内含对科学主义反思意味的结局却并不为读者所接受。大雄梦醒，众人梦碎，一些日本儿童甚至因此绝望自杀。不知是否出于挽救局面的考虑，总之后来，人们欣然接受并广泛传播另一个版本：某天大雄回家时发现，哆啦A梦因电能耗尽而停止工作。为使它复活，大雄开始拼命学习。十余年后，大雄从国外留学归来，并最终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唤醒了哆啦A梦。科技信仰对生活的慰藉，由此继续。

　　不成器的家长与怪兽孩童

　　罗伯特・克里斯托弗曾在《日本精神》中表示对一种说法的赞同，即日本漫画中的母亲形象，多数如同“飞扬跋扈的恶龙”。《哆啦A梦》里，大雄、技安和强夫对母亲的极度畏惧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

　　不过，这种论断在1990年遭到了挑战。这一年，臼井仪人的漫画《蜡笔小新》开始在杂志上连载，人们从中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家庭关系。

　　野原新之助是一个五岁的男孩，但其顽皮程度却远非同龄儿童可比。有点好色的父亲野原广志是公司职员，母亲野原美则是热衷于名牌消费的家庭主妇。此外，小新的家中还有妹妹野原向日葵，以及一条名叫小白的小狗。

　　《下流社会》的作者三浦展在评论《蜡笔小新》时曾指出，野原一家是日本郊外中产家庭的代表，而发生在这个家庭中的爆笑故事则折射出当代日本家庭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即亲子关系已由从前的上下等级对立，变为如今朋友式的平等相待。

　　事实上，《蜡笔小新》中的很多笑料都来自小新对父母的揶揄和戏耍。比如美不在家的晚上，小新会指着爸爸对别人说“今晚我要一个人照顾这个家伙了”；逛商场的时候，如果妈妈不答应小新的要求，他也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掀起妈妈的裙子，然后平静地说“小点点的”…… 在小新一家的生活中，人们完全看不到从前日本漫画中孩子对父母的那种敬畏，随处可见的反倒是亲子关系中尊卑失序的状态。

　　汤祯兆认为，这种变化背后所隐藏的，其实是日本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演进。“在传统社会中，连结家庭关系的重要纽带是生产劳动，拥有较强生产能力的父母自然受到敬重和崇拜，因此也必然形成突出长幼尊卑的亲子关系。然而进入消费社会年代，可供消费的商品和娱乐信息获得了比生产劳动更高的价值，地位高的人物是拥有大量商品和能够制造娱乐的人物；在家庭关系中，父母与子女的地位则因此转趋平等，并逐渐形成朋友式的亲子关系。”

　　就在《蜡笔小新》漫画推出的第二年，日本著名青少年问题专家千石保的《“认真”的崩溃——新日本人论》出版。尽管这本书并未论及《蜡笔小新》，但千石保却指出了反映在这部漫画中的社会现象。千石保说，在日本的学校里，没有人愿意当班干部，耍贫嘴的人却威信大增；而在漫画作品中，父亲已经成了作家难以处理的角色，因为在现代社会，父亲的价值已经一落千丈。“青年人喜欢‘朋友式的父亲’，明确无误地拒绝充任教育角色、高高在上的严厉的父亲。”

　　“所以在《蜡笔小新》中，野原广志及美从来都没有任何教育理念或规条向小新展示，大体上即使小新有任何行为不当，两人均只以喝令停止作罢，而不会出现更激烈的叱责情况。”汤祯兆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日本中毒》中如此写道。“另外，关于小新的故事，大家都在刻意回避一个事实，即先有不成器的家长，才会有怪兽孩童的出现。”就像片中，妈妈美禁止小新在吃饭的时候看动画片，爸爸广志则顺势将电视频道调到了女士内衣广告。

　　哀伤也是一种美

　　如今“小新”作者臼井仪人已去世，不成器的家长和怪兽孩童的命运将怎样，人们众说纷纭。但大家不希望它以悲伤结尾。因为，在日本动漫中，已有太多伤感的故事。

　　悲剧色彩，其实是日本人所偏爱的精神体验，这与大和民族的“物哀”情结有关。日本文化专家叶渭渠、唐月梅在解读“物哀”时曾写道，“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所包含的同情，意味着对他人悲哀的共鸣，乃至对世相悲哀的共鸣。这是一种同情的美。”

　　传出封笔消息的青山刚昌，其作品《名侦探柯南》，多数故事的结局就带有明显的悲剧感：杀害社长的职员认罪时说，他按照社长的要求去投资，社长却把投资错误的责任完全推给了他，而且还以起诉相威胁；杀死了软件商人的女孩坦白道，三年前，被害的“混蛋”侵夺了她哥哥创办的软件工厂，绝望的哥哥跳楼自杀⋯⋯

　　被害者永远在道义上应受谴责，杀人者虽能博得同情，但在法律上却是不可饶恕的。剧中，人在法律与道义间的两难困境，刚好呼应了日本民族心理中的那个“物哀”情结。

　　或许，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悲伤文化”，有关《柯南》的结局，在日本竟有这样一种猜测：故事完时，阿翌博士的真实身份——组织的最高头领终于暴露，灰原哀被组织枪杀，柯南虽恢复新一身份，但从此告别了步美、元太等朋友，孤身上路。一个本来交织着爱与恨、忠诚与背叛、勇敢与智慧的故事，大幕落下时，却只剩伤感。于是无数人祈祷，但愿那位屡传封笔的青山刚昌，终了时，别让人们只把泪痕留在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