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下美国四大怪现状

　　从去年感恩节到圣诞节的购物旺季，在美国一些名牌店，10个顾客中大概有六七个会是中国人。而他们抢购的商品，大多有一个共同的标签：“Made in China”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洪 | 美国报道

　　2009年1月1日的《纽约时报》封面照片极富寓意：一位戴着2009字样眼镜的美国人，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寒风中等待新年的到来。镜片的反光中，则是模糊的纽约摩天大楼。照片的题目是：期待更光明的一年。

　　这个期待没有落空，只是过程惊心动魄。2009年初，华尔街依旧一片愁云惨雾，美国经济则呈“自由落体下滑”。但到下半年似乎苦尽甘来，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说，正“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

　　危机渐近尾声，但深远影响才刚刚显现。正如“大萧条”彻底改变了美国和世界一样，这次“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也将再次重写历史。剖析美国危机中的四大“怪现象”，对于似乎未受太多危机之苦的中国，其实有着重要的学习和镜鉴意义。

　　美国工人修路忙

　　本刊记者住所的车库外，是一条较为偏僻的马路，平时车辆很少。一天，一位同事倒车出门，没注意马路边侧横着一辆工程车。于是很不幸地，我们的汽车后保险杠被撞瘪了一块。更糟糕的是，几个小时后，另一位同事倒车出去，也是同样的问题，汽车又被撞瘪了一块⋯⋯

　　“祸不单行”，是大意了，更是因为，美国的修路工程实在太多，就连这条偏僻的马路也不例外。

　　建筑工人工作忙，这可算是今年美国路边最常见的一景。有时候，记者从住处去附近的百货商场，十几分钟的路程能碰到两三个修路点，几台铺路机不紧不慢地工作着，工程两端，分别设有两个美国工人，微笑着指挥来往的车辆⋯⋯

　　之所以修路工程特别多，用一些美国朋友的话说，尽管奥巴马刺激经济的投资达到了7870亿美元，但新建公路、机场、厂房等等，涉及环境评估、拆迁、设计等多个部门，都需要时间。因此，最快的方法就是翻修道路，原先需要小修的公路中修，中修的大修，这样立马能多雇用不少工人。

　　但这种小打小闹的结果，显然没有让奥巴马满意，因为他面临的失业问题实在是太严峻了。最近几个月，尽管整体经济出现好转，但2009年10月美国失业率达到10.2%，为26年来最高水平。一则形象描绘经济危机中美国的笑话这样说：“如果你的邻居失业了，那显示经济出现了下滑；如果你自己也失业了，那对不起，经济确实已走入了危机。”

　　美国人找不到工作，奥巴马自然是千夫所指，他也为此付出了政治代价。不久前的美国地方选举，“奥巴马效应”风光不再，共和党卷土重来。其中最大的原因，用美国媒体的话说，就是美国民众用选票对奥巴马的就业政策表达不满。

　　因此，每个月初公布失业数据时，美国政府都胆战心惊，奥巴马也总是硬着头皮继续承诺。2009年10月的失业数据公布后，奥巴马立马“惯性”宣布：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面临的重重挑战，“我承诺，在美国重现繁荣前，奋斗不止”。

　　失业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从历史上看，许多美国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栽过跟头。曾带领美国走出“大萧条”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有一句名言：“没有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富裕，可以承受对人力资源的浪费。”这句话今天就镌刻在华盛顿市内罗斯福纪念广场的石墙上。

　　对于罗斯福的感慨，奥巴马应该也是心有戚戚---对他这个新总统来说，解决失业问题无疑是首要任务，也是最紧迫、最棘手的难题。但就算他急在心头，也不能“不择手段”。

　　比如，即便是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涉及拆迁，就必须反复和被拆迁者谈判，如果卷入法律诉讼，势必耗时良久，没有得到法律裁决前强拆是违法的。此外，还必须通过环境评估，这些都是导致美国基础设施进展缓慢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翻修旧道路自然成了多雇人的最好选择。

　　奥巴马的苦恼说明了一个事实---在美国，就业率是比经济增长率更重要的数据。对相关官员来说，经济有所下滑是坏事，但失业率无节制上升则是灭顶之灾，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可能快到头了。但即便是这样压倒一切的公益性工作，也必须依法办事，急不得，否则就是自乱阵脚、自寻烦恼。

　　中国人在美购物忙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美国的商场里，亚裔，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购物者，显得特别多。

　　2009年感恩节到圣诞节的购物旺季，在一些名牌店，十个顾客中大概有六七个是中国人。美国一些朋友打趣，恍然间怀疑自己到了中国商场。而让许多人更感到惊讶的是，他们抢购的商品，大多有一个共同的标签：“Made in China”。

　　中国人在美国竞相买“中国制造”，一个原因可能是在美华人颇为勤奋、收入颇高。另一个原因就是许多华人，比如留学生，其实与中国经济紧密相连，中国经济虽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但仍保持较快增长，这使得华人对未来经济的信心较普通美国人更高一点。

　　但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同为名牌产品，国外价格要比国内便宜许多。比如，一个定价150美元的Coach包，据说在国内往往要卖到2000~3000元人民币，差价近一倍。

　　因此，每逢购物旺季、美国商场大打折，许多海外华人就讲，他们都会接到国内亲朋好友的委托，请他们帮忙购买心仪的商品，当然，这些商品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制造”。

　　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现象。借助中国的低工资和低成本，外国厂商通过在中国加工生产，赚取了一笔钱；而现在大量在美国的“中国制造”又回流中国，外国厂商又从中国赚取了另一笔钱。

　　这一不合理现象背后，原因自然是复杂的，可能有税收的缘故，可能有流通渠道的因素，当然也有所谓“品牌的力量”：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中国制造”的过程赚取的只是小利，美国人赚的才是品牌大利，自然也才能更多让利给美国消费者。

　　但是，从最简单的事实看，中外完全相同的商品，尤其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制造”，国外价格竟然远远低于中国，考虑到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事实，这无疑是极具讽刺意味。在全球化时代，这是否会导致中国购买力的外流？是否会增加中国拓展内需市场的难度？或许是值得国内相关部门和业者深思的一个问题。

　　美国大公司研发忙

　　经济危机寒潮袭来，华尔街血雨腥风，雷曼兄弟等许多大公司也走到了历史的终点。危机肆虐之下，几乎没有一家美国大公司不主动压缩开支，甚至减薪裁员。

　　但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种困境下，仍有不少美国大公司不仅没有降低研发开支，还稳中有升，逆势增加研发投入。

　　《华尔街日报》公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在危机最为猛烈的2008年第四季度，在除汽车和医药企业外的美国28家大企业中，当季度收入虽较前一年同期下降了7.7%，但研发费用只微降了0.7%。其中，微软、IBM、波音、杜邦、卡特彼勒等许多巨无霸企业研发开支还出现了明显增长。

　　以软件业巨头微软为例，2008年第四季度该公司收入基本保持不变，但研发费用仍达到了22.9亿美元，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了21%。英特尔公司当季利润下降了90%，但其研发费用仍达到13.2亿美元，大大高于前一年同期水平。

　　一些美国公司高管私下表示，它们之所以力保研发开支，因为过去的经济发展规律都显示：如果要想在经济复苏时展现更大竞争力，就必须在经济困难时期保持研发投入。这一规律，在此轮经济危机中也显露无遗。

　　比如，在互联网泡沫破灭的1999至2002年，苹果公司收入虽下降了6%，但研发费用增加了42%。2001年底，苹果推出了新产品iPod，迅速赢得市场认同，并随着美国经济复苏，为苹果公司赢得了巨额利润。

　　更远一点，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化工业巨头杜邦公司正是靠加大研发投入，开发出尼龙等新产品，颠覆了人们对衣服的传统概念，创造了巨大的商机。在今天的美国历史博物馆中，就有专门的展厅展示杜邦的远见卓识。

　　由于新技术商品往往需要一到两年甚至更长的研发时间，因此企业在困境中能否未雨绸缪就显得异常重要。作为反例，《华尔街日报》批评说，在2002年摩托罗拉公司曾将研发费用削减了13%，尽管2004年该公司开发出了极受市场欢迎的RAZR手机，但随后几年却没有好的新产品出现，导致其市场份额不断萎缩。

　　即使是一些在经济危机中不得不削减开支的公司，也尽量保证最核心的研发产品获得足够的经费。在2008年第四季度，美国惠普公司研发费用降低了18%。但该公司对媒体表示，被削减的主要是在一些传统电脑产品的研发开发，而研发创新型电脑产品的惠普实验室费用并未减少。

　　创新是一个企业的灵魂，对一些大企业来说，创新就意味着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这没有太多的捷径。从美国大公司研发费用的强劲表现可以看出，金融危机既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也是各个产业可能重新洗牌的机会。

　　这或许也可用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对本刊记者所说的一句话总结：在这场危机面前，一些国家的政策着眼长远并将在未来从中受益，“很有趣的一点是，即使当你在应对一场危机的时候，你实际也为确定结构性改革的方向播下了种子。”

　　美国银行还钱忙

　　2008年下半年，当美国政府推出7000多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时，正在生存边缘挣扎的美国各大银行感激涕零，纷纷抢上救生船；但随后几个月，高盛、摩根大通等金融巨擘们却迅速提前还清了这笔“救命钱”。即使孱弱如花旗银行者，也已公开表示，将努力提前还清这笔欠款。

　　在一些国家或行业，借钱，尤其是借政府钱的，往往是“大爷”，尤其是一些对国家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巨型企业，很容易成为纳税人资金的噩梦。但在美国，情况却正好相反。

　　其中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的借款不是无条件的，而是附加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这些“紧箍咒”使得企业寝食难安，一有机会就欲去之而后快。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Jamie Dimon就曾对获得政府250亿美元援款悔恨有加，认为拿这笔钱代价巨大，最好的解脱方法就是尽快还账了事。至于还要不要借新款，他的回答斩钉截铁：“我们已从中吸取到了教训。”

　　让银行巨擘们最感头疼的，是限薪令。

　　按照美国政府的规定：得到政府资金救助的美国金融企业高管最高年薪不得超过50万美元。美国国际集团(AIG)爆出“奖金门”后，众议院曾一度通过一奖金税法案，规定相关企业高管年度奖金如果过25万美元，奖金税率将高达90%。尽管后者未付诸实施，但严苛的规定、收入的种种限制以及社会舆论的指责，让银行高管们如坐针毡。

　　此外，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奥巴马更毫不客气地指斥一些华尔街公司是贪得无厌的“肥猫”(Fat Cats)---“肥猫”是字面翻译，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翻译成“硕鼠”应该更准确一些。

　　顺便说一句，华尔街金融大佬收入虽看似很高，但较之国内某些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巨额收入差，其实不算过高的薪水。

　　另外，接受了政府的救命钱，也必须为政府办事，比如加大贷款投放，由此刺激消费和投资。奥巴马曾特意在白宫会见十二大金融机构老总，敦促他们拿出诚意，扩大信贷发放，并支持它的监管“新政”。他说，美国纳税人为美国银行业渡过难关做出了贡献，现在是银行业“做出特殊承诺”回馈美国经济的时候了。

　　但对素来更信奉市场而不是政府的美国银行业来说，这就存在一个潜在的风险：他们担心按照政府指令办事会损害自身独立性，面临更多坏账，并损害银行更好的盈利机会。有银行业大佬就说，以前陷入危机是因为高度放贷，但现在政府一方面要求加大放贷，另一方面要求防范风险，他们也不知如何是好。

　　因此，作为对奥巴马的回应，摩根大通公司就在白宫会见后发表声明说，他们支持总统的一些建议，但仍认为政府的一些改革方案可能妨碍信贷发放，并阻碍经济复苏和扩大就业。此外，为避免政府过度施压，包括花旗集团、富国银行等金融机构，近来立刻宣布将加快归还政府借款。

　　当然，美国金融机构还钱也有有利条件：随着信贷市场逐渐解冻，大银行生存警报开始解除，它们可以不必再依靠政府资金的支撑。美国银行业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花旗集团、富国银行、高盛集团都取得了不错甚至创纪录的盈利业绩，这使得它们提前退还资金存在可能。

　　这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在金融市场面临危机之时，政府出手有时是必要的，可能也是必须的，这有助于更好应对危机，增强市场信心，对政府来说，运用得当也是一次投资良机；第二，政府援助不应该是福利行为，救助企业时也必须设定相应的“紧箍咒”，让企业意识到，政府的钱或纳税人的钱，绝不是免费的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