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外交部长”凯瑟琳·阿什顿履新三月有余，一直未能摆脱争议的漩涡。同僚们质疑她缺乏担当如此重任的能力，法国和德国人担心她作为英国人，在外交决策和用人方面偏袒英国，归根结底，欧洲人担心阿什顿不能有效地帮助欧盟在国际社会“发出一个强有力的声音”。

　　然而，阿什顿女士的尴尬局面并不全归咎于她本人的经验和资质，《里斯本条约》里“外长”职位权责的模糊性，欧洲共同外交政策的敏感和复杂，甚至欧洲本身在国际社会地位下降，都让这个“外交部长”格外难当。

　　“起初，她是默默无闻之辈，接下来，她的表现平庸无奇，到现在，每个人都不怎么待见她。”担任欧盟“外交部长”已三个月，英国人凯瑟琳·阿什顿得到了本国媒体这样的评价。

　　上任以来，外界的质疑不仅针对她本人的经验和能力，更多的是对欧盟整体外交政策担忧———阿什顿能否有效地代表欧盟，在国际社会“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美国抢了欧盟风头

　　地震后，希里拉亲临海地，阿什顿没能到，被批行动迟缓。

　　3日，智利地震的消息还占据着各大媒体的头条，欧盟外长阿什顿女士却准备前往海地———1月的那场毁灭性的地震后，阿什顿因为未能及时出现在海地而备受欧盟官员的指责。

　　阿什顿曾委屈地辩解说，地震后她曾想立即去海地，但联合国官员建议最好不要急着去，她才决定将宝贵的空间留给援助物资运送。

　　这一解释没能说服她那些苛刻的布鲁塞尔同僚们。他们说，不要忘记她是欧盟外交代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地震后立即赶到了海地，阿什顿只是在伦敦的家中给海地去了几个电话。欧盟提供的6亿美元人道援助款项比美国高，却让美国人抢了风头。

　　因此，当海地重建会议将于本周举行时，阿什顿立即飞往海地。

　　“行动迟缓”只是针对阿什顿的众多批评中的一个。

　　“缺乏领导能力”是她遭遇的另一批评。一些同僚认为她没有足够的权威来弥合下属们的分歧，她工作团队的高级官员们说，在部长会议和政治简报会上，阿什顿的发言缺乏重点，太过概略。

　　有人说她弄不清工作重点。在2月24日召开的欧盟国防部长会议上，各方都期待，阿什顿能借机规划在《里斯本条约》生效后如何继续推进欧洲共同安全和防务建设，但她却因为出席乌克兰当选总统的就职仪式未能参加。法国国防部长埃尔韦·莫兰公开抱怨，“我们讨论欧盟与北约的关系，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在场，而欧盟负责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却不在。”

　　有人说她“不敬业”，每天晚上八点后就关闭手机，每半个月要回到伦敦的家中与丈夫孩子一起过周末。

　　她甚至被批评说掌握的语言技能太少，不足以担任这种重要的外交职位。有媒体出来辩驳说，阿什顿女士虽然只有学士学位，但也常常能听到她说一些法语。

　　英国占了外交先机

　　德国秘密文件称，英国人在新外交机构中所占比例过大。

　　就连阿什顿的国籍，都成为抨击的对象。

　　根据计划，欧盟将建立“欧洲对外行动署”。该机构将整合欧盟各国的外交资源，由大约七千名外交人员组成，他们将成为《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向世界各地派驻的第一批外交团队。这支团队的领导者正是阿什顿，今年4月她就必须向欧洲理事会提交这个部门的建设方案。

　　2月28日，英国《卫报》披露一份德国外交部的秘密文件说，“英国显然过度参与了欧洲对外行动署的筹建，英国人在该机构中所占的比例和影响力过大，这些都是应该避免的。”据称，德国与法国对此深感不满，他们担心无法在关键职位的人选上拥有任命权，而使得英国通过这个新机构来主导欧盟外交政策。

　　德国政府否认这份秘密文件的存在，但两国的担心不无缘由。目前在阿什顿办公室的12名工作人员中，有4人是英国籍，她的办公室主任和私人秘书都来自英国，阿什顿很可能在新机构的关键职位上任命英国人。

　　“欧洲对外行动署”的筹建将是对阿什顿任职以来最大的考验，但从她的履历看，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是阿什顿最缺乏的。

　　阿什顿出生于一个采矿业工人家庭，她的政治生涯始于呼吁推动“无核化”运动，也曾致力于为残疾人争取权利。1999年，布莱尔推荐她作为工党代表，成为议会上议院议员。她基本没有任何担任外交事务高级决策者的经验，仅仅在欧盟担任过一年的贸易委员。

　　当阿什顿出乎意料地被选为“欧洲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时，连她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候选人。

　　在那之前，布鲁塞尔的精英们经过谈判-僵局-妥协后，将“欧盟外长”人选规划为“一位英国人、来自中左阵营、女性”，阿什顿正好符合了这些要求，这也是欧盟各国因为布莱尔未获“欧盟总统”一职，对英国做出的政治补偿。

　　欧洲媒体认为，阿什顿当务之急是尽快学习外交事务，迅速着手整合欧盟各国的外交资源，建起一个浩浩荡荡的欧洲外交大军。

　　《条约》害了外长

　　专家认为《里斯本条约》对该职位界定不清，使得阿什顿决断时无所适从。

　　可以预见，在创建“欧洲对外行动署”的过程中，阿什顿难免遇到更多的责难。对此，英国巴斯大学政治学教授理查德·怀特曼认为，阿什顿在任命后受到的一系列批评实际上反映了她角色定位的“模糊”。

　　“《里斯本条约》对于阿什顿拥有的权力和责任界定很模糊，这种混乱也使她在做决定时无所适从。”怀特曼说。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李靖堃副教授则认为，《里斯本条约》对于权责的模棱两可也使欧盟外长这个职位的操作弹性空间很大。“对于那些很强势的人，可以利用这种模糊性获得更大的权力操作空间，也可能形成并拥有很大的实质性权力。而如果不太强势的人坐上这样的位置，更容易丧失具体的权力，因为他们没有具体的条款可循。”

　　由此看来，对于阿什顿这样不太强势、同时缺乏相关经验的就任者而言，质疑不断、屡屡遭批，也就不足为怪了。

　　李靖堃认为，虽然《里斯本条约》的初衷是解决欧盟“用一个声音说话”的问题，但机构和职能设置上仍有重叠，“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主席都代表欧盟，在外交上，阿什顿并非是欧盟外交政策的唯一代表”。

　　此外，尽管欧盟的贸易、农业等领域实现了高度一体化，鉴于外交领域的敏感性，主权国家不愿意放弃外交领域的决策权，一旦阿什顿在外交政策的决策上有厚此薄彼的嫌疑，招致的反应就更加过激，这也说明，欧盟要形成“共同的外交政策”远非一日之功。

　　□本报记者 吴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