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她：让三八节名至实归的女人

　　对那些仍在苦苦挣扎的女性而言，面包和玫瑰，还需要再等一百年吗

　　文 | 刘海虹

　　厘清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历史，得从一百年前开始。

　　1910年的夏天，根据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的建议，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妇女社会学家会议规定：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

　　选择3月8日，是源于1857年。当年的3月8日，纽约的服装和纺织女工举行了抗议，反对非人道的工作环境等，被警察围攻并赶散。又过了几十年，到了1908年的这一天，同样在3月8日，1500名妇女在纽约市游行，要求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劳动报酬，并享有选举权等。

　　彼时，美国参与游行的妇女们，提出的口号是“面包和玫瑰”---面包象征经济保障，玫瑰象征较好的生活质量。

　　百年后的今天，面包和玫瑰仍然是不少女人们的期待。只不过，对那些先行的女性来说，她们所拥有的，已远不止这些。

　　比如，在今年的三八节里，就有两位女性在各自的领域破茧而出，历史性地成功“闯入”了男人们的领域，她们分别是：安－玛丽·奥莱尔(Ann-Marie Orler)和凯瑟琳-毕格罗(Kathryn Bigelow)。前者在3月8日这天，被任命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警察顾问，即主管联合国维和警察事务的负责人；后者则在刚刚落幕的第82届奥斯卡舞台上举起了“奥斯卡奖最佳导演奖”的小金人。

　　两人的最新荣誉前，都加上了“迄今为止首位女性”之类的定语。

　　安－玛丽·奥莱尔：学过新闻的老警察

　　联合国庆祝国际妇女节，是从1975年开始。

　　但促进和保护妇女平等的权利，却早有了相关承诺。1945年在旧金山签署的《联合国宪章》第一项便将男女平等宣布为一项基本人权，随后的几十年发展中，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目标、战略和方案。

　　近年来，联合国工作的核心组织原则之一是，“若要为危害最大的社会、经济及政治问题找到持久解决办法，就必须让世界妇女充分参与，且必须充分增强妇女的权能。”在联合国自身的组织架构中，这一原则渐渐得到更为明晰地显现。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透露，他专门挑了3月8日---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宣布任命安－玛丽·奥莱尔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警察顾问。在联合国历史上，来自瑞典的奥莱尔是首位出任这一职务的女性。

　　作为联合国维和警察的总头目，意味着要管理大约13000名维和警察。奥莱尔有何优势担任该职务呢？

　　首先是丰富的工作经验。拥有瑞典乌普萨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Uppsala)法律学位的奥莱尔，在瑞典警察培训学院受训，同时，她还学过新闻学。毕业后，奥莱尔在瑞典的警察部门工作了20多年。2001年开始，她在欧洲理事会担任有关警察和人权项目的负责人，其间曾帮助土耳其等国家培训警官。

　　另一个优势在于，作为一个女性担任维和警察头目，能吸引更多的女性参加联合国维和事业，而这是联合国近几年不懈的目标。按计划，到2014年联合国维和警察中，女性人数将占20%。最新的数据统计，在一万多名维和警察中，目前女警察的人数比例仅有8%。

　　但在全球17个不同的地方执行任务的维和警察，面临着其他各种不同的挑战。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奥莱尔坦承：明确面临的挑战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清楚这是一个“行动、机遇和变化的时代”。

　　事实上，从潘基文就任联合国秘书长开始，更多的女性开始进入了联合国高级官员之列。在其上任的人事调整中，就有三名女官员获得重任：任命坦桑尼亚人米基罗出任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任命海地女记者米歇尔·蒙塔斯出任秘书长发言人(蒙塔斯已于2009年11月辞去该职)，任命墨西哥环境学家伊瓦拉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同样打破历史纪录的，还有2009年履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这位来自保加利亚的女性成为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干事。

　　凯瑟琳-毕格罗：

　　2010年国际妇女节的另一个惊喜来自于一个美国女性---凯瑟琳-毕格罗。获得第82届奥斯卡最佳导演的她，同样打破历史，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获奖的第一位女导演。

　　凯瑟琳，1951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自小喜爱绘画。从27岁导演的第一部17分钟的短片《搏命者》开始，她的风格若隐若现。这部描写两个男人之间的战斗的短片，开启了凯瑟琳影片的主题：雄性、暴力、权力。这些非常男性化的题材，从一个漂亮的金发美女导演手中接二连三制造出来，有些不可思议。

　　让她获奖的新作《拆弹部队》，同样延续了男人和战争的故事，影片几乎全是男演员出演。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溢满男性味道的电影，通过凯瑟琳细腻的描绘，深刻地展现了战争怎样让一个男人的心理和行为发生变化。即使逃离后，战争的伤痕仍摧残其灵魂。

　　据有关媒体报道，凯瑟琳其实并非人们想象中的“气势汹汹”，长发披肩的她气质优雅，性格内敛，据说有时参加应酬会“害羞”。记者去采访时发现，凯瑟琳在洛杉矶寓所的客厅空旷宁静，鲜有摆设。

　　但一到喧嚣的工作现场，她就会忘记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工作人员一起流汗、吃苦，俨然不怒自威的现场总指挥。

　　在她获奖后，有媒体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凯瑟琳的一句话---“如果说女人拍电影确实存在阻力，那么我只会选择无视之，这是因为我既不能改变我的性别，我也不会停下来不拍电影。”有评论戏言，此话将会成为众多后继者的座右铭。

　　《拆弹部队》之前，舆论知道凯瑟琳，是因为她的前夫：詹姆斯·卡梅隆。这位执导《泰坦尼克号》、《阿凡达》的大导演，今年同样参加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角逐。

　　需要更多的面包和玫瑰

　　奥莱尔和凯瑟琳代表的是，这一百年以来全球妇女地位和权益保障得到显著提升的优质案例。

　　据《环球时报》采访的“妇女全世界网站”创办人琳德赛。克拉克提供的一组数字：全球近13亿人口仍生活在赤贫状态，其中大部分为女性；女性工作时间占全世界工作时间的2/3，却只能挣到全世界总收入的1/10；全世界有近10亿文盲，其中2/3为女性；据估算，全球每分钟就有一位妇女死于妊娠和分娩；全世界有1/3的女性遭到毒打，被迫行房……

　　对那些仍在苦苦挣扎的女性而言，面包和玫瑰，还需要再等一百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