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接受本刊专访

　　重建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任

　　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是，发达国家减排不力，在资金和转让技术方面动作不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卖技术赚钱；发展中国家则因减排而牺牲发展，加剧贫困，或因破坏环境而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文/《瞭望》新闻周刊驻联合国记者顾震球

　　联合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沙祖康近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围绕各方关注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热点问题作了解析。

　　哥本哈根的最大后遗症是“信任赤字”

　　《瞭望》：哥本哈根会议后，联合国气候谈判将如何推动？

　　沙祖康：关于如何推动气候谈判，我认为，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留下的最大后遗症是“信任赤字”。恢复和推动谈判进程的前提是要重建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任。

　　第二，联合国要推动国际合作，在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取得进展。发达国家要尽快采取行动，兑现提供资金与技术合作的承诺，“适应基金”也应尽快发挥作用，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适应行动。潘基文秘书长已经成立了由英国首相和埃塞总理牵头的气候和融资工作组，重点讨论解决资金问题。我主管的经社部也在积极推动技术转让的国际合作，2008年、2009年分别在北京和新德里召开了国际会议，今年还将在新德里召开第三次会议。

　　第三，联合国要积极推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机制内的谈判进程。框架公约下的两个特设工作组今年将继续召开会议，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将于年底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经历了哥本哈根会议的跌宕起伏，我们应该强调，谈判需要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成员国之间需要建立信任。我希望，今年的坎昆会议上，能够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成果文件。

　　《瞭望》：发达国家试图回避排放的历史责任，主张“两轨并一轨”，你对此有何评价？

　　沙祖康：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设立了两个特设工作组，即《议定书》和《公约》两个工作组，分别审议发达国家在2012年之后的减排问题和长期合作行动问题。两个工作组是气候变化谈判的主要机制。所谓“两轨并一轨”，指的是将两个工作组合并。表面看来，有利于简化谈判过程；实际效果是发达国家借此摆脱减排义务，把历史责任转嫁给广大发展中国家。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指导谈判的主要原则，也是成立两个特设工作组的基础。推动“两轨”合并，会伤害谈判气氛，伤害成员国之间的信任。代表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已经多次明确表示，反对“两轨并一轨”。在《公约》和《议定书》两个工作组的问题上，哥本哈根会议决定，两个工作组将继续按巴厘路线图的授权来完成谈判，明确了双轨谈判的框架。

　　如前所述，当前谈判面临困难，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信任。如果发达国家在自身减排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转让技术等问题上采取切实行动，将有助于建立信任，推动谈判取得成果。这是国际社会达成政治上可以接受、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谈判结果的唯一途径。

　　发展中国家的“主动”与“被动”

　　《瞭望》：资金与技术转让一直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歧较大的问题，您怎么看？

　　沙祖康：适应、减排、资金和技术转让，是气候变化谈判中四个主要问题。适应和减排是目标，资金和技术转让则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是国际合作的重点。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财富与先进技术，应义不容辞，率先承担法律义务，大幅减排。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没有资金和技术，就无法实现适应和减排的目标，就不可能解决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发展的矛盾。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扶贫与发展，同时在自愿基础上，采取符合国情的应对和减排措施。

　　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分歧很大。在资金方面，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实际提供的资金杯水车薪，反对完全由发达国家掌控资金运作机制，反对在提供资金时附加条件。在技术转让问题上，发达国家突出知识产权的保护，发展中国家则强调知识产权不能成为合作的障碍。　　

　　从讨论情况看，发展中国家在政治、法律上较为主动。首先，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有责任率先采取行动。其次，发达国家有能力提供资金和转让技术。第三，根据公约和议定书的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提供资金，转让技术。但资金和技术都在发达国家手里，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则没有主动权。

　　我希望看到的情况是，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重大使命的驱使下，精诚合作，发达国家积极减排，并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按国情减排和适应。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是，发达国家减排不力，在资金和转让技术方面动作不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卖技术赚钱，发展中国家则因减排而牺牲发展，加剧贫困，或因破坏环境而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我相信不会出现后一种情况，毕竟，气候变化事关全人类的利益。

　　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

　　《瞭望》：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似乎成了发达国家批评的中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中国在未来气候谈判中将如何应对这种局面的出现？

　　沙祖康：一些政客和媒体把中国挑出来批评，制造了当今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大家都记得，哥本哈根会议前几天，中方主动宣布了一系列节能减排的措施，西方媒体一度一致赞赏。但事隔不久，中国顷刻又成为他们的批评目标。为什么？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顾问，参加了以潘基文为团长的联合国代表团，目睹并见证了哥本哈根谈判的全过程。

　　发达国家称，如果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不参与减排，则全球变暖问题就无法解决。按照这一逻辑，作为最大的、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然成为其选中的首当其冲的目标。

　　在哥本哈根，在实质问题上，发达国家之间其实并非立场一致，但在对付中国问题上却显得惊人的一致。发达国家的最高层出面，轮番上阵，要求中国作出更大的减排承诺，坚持要对中方自愿采取的减排措施进行核查。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学者也积极配合，再加上一些媒体炒作，中国一下子成为了焦点，中国的态度被指称为谈判成败的关键，中国因此面临巨大压力。南北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被渲染成为发达国家和中国之间的问题。由于哥本哈根会议未能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件，发达国家转而就将责任归咎于中国。

　　这对中国显然是不公正的。中国始终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重要原则，捍卫发展中国家利益，为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进展作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中国支持《哥本哈根协议》。该协议在会上并未获认可的原因很多，包括协议谈判程序不透明，不公开，绝大多数国家未参与，甚至不知情。

　　哥本哈根会议谈判未能达成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根本原因是公约原则与巴厘路线图未能得到坚持。这在会前就已经很清楚。哥本哈根会议前开了几次筹备会，问题越谈越多，一些国家的立场甚至出现后退，如提出“两轨并一轨”，因此哥本哈根会议不可能出现奇迹。

　　关于今后如何应对的问题，我认为迄今中国一直应对得很好，既坚持了原则，又体现了灵活，应一以贯之。在积极参与谈判的同时，应落实好自己业已宣布的措施，并适当加强宣传，借助主流媒体。所谓的主流媒体，实际上就是西方的几大通讯社和电视台。众所周知，各家媒体都有其报道方针，中方不宜抱以过高期望。

　　从中期和长远看，我坚信中国会做得很好。我担心的是，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出于眼前国内的政治需要而牺牲长远利益，老百姓很难放弃长期习惯了的舒适的生活方式，政客则担心失去选票。我还担心，一旦广大发展中国家最终认识到，他们将一劳永逸地失去发展所必然带来的排放空间，他们将采取何种行动。中国毕竟已经走上了工业化之路，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是可以预期的，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甚至还没有起步，迫切需要排放空间。

　　中国的“担子很重”

　　《瞭望》：您对中国近年来所作环保的努力如何评价？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如何在环保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

　　沙祖康：环保与发展这对矛盾，在理论上已经获得解决。在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上，各方形成共识，正式载明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同环境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但要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非易事。

　　中国在环保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成绩有目共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在环保方面通过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有较为完善和全面的环保体制；中国采取果断措施，关停了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长速度世界之最；中国还是世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不要忘了，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只有3000多美元。

　　我认为，中国能够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首先应归功于正确的领导和正确的政策。中国政府早就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其次，中国的聪明之处是，善于化挑战为机遇，内外有机结合。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既是应对气候变化之策，统筹发展与环保，也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使中国经济再上台阶。

　　中国的工业化，要在很短的时间里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既不会像前殖民主义国家那样去掠夺资源，同时却要限制排放温室气体，任务艰巨，担子很重。

　　《瞭望》：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强化国际合作，中国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在哪些领域加强合作？

　　沙祖康：一方面，气候变化是一个不分国界、不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问题，即事关全人类兴衰发展的共同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历史责任、发展水平、义务及能力方面的差异，双方的利益关切度并不一致。因此，南北之间尤其应加强国际合作。

　　中国以“77国集团加中国”的模式，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同印度、巴西、南非也形成了合作机制，定期磋商。中国是20国集团的成员，同许多地区性组织以及联合国机构都保持了良好的合作。

　　合作的内容，包括对话、交流和谈判，包括气候谈判中涉及的各项重大问题，如减排指标、核查、资金和技术转让等。

　　我认为，随着谈判的深入，中国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都会进一步深化、务实。比如，在同发达国家谈资金和技术转让时，中国可以开单子，实实在在地提出在哪些具体领域需要哪些具体合作，逐项商谈合作的可能性。我多年从事多边外交的实践告诉自己，要求越具体，越具操作性，就越好谈。同发展中国家，中国可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继续加强相互间的政策协调和具体项目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