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前驻耶路撒冷记者/聂晓阳

　　6年前的一天，阿拉法特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该结束的——暴力、占领和仇视——依然没有结束，而不该结束的——这位为了民族自由和独立战斗终生的传奇老人的生命——却过早地结束了。

　　生前，他被以军坦克围困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官邸废墟的事件，曾是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直到今天，我依然会回想那次进入到重兵围困的阿拉法特官邸采访的情况，想起那些采访这位传奇老人的日子。

　　那是2002年9月下旬的一天，阳光艳丽，天空蔚蓝。在这样的天气里，我钻进了阿拉法特那阴暗、破旧的官邸。官邸入口处堆着高高的沙袋，只留了个仅容一人通行的窄道。几个保镖守卫在大门口，但当有什么人应阿拉法特之约进去的时候，保镖们通常并不进行严格的搜身检查。这和以色列总理沙龙官邸附近森严的警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进大楼，我惊讶地看到走廊到处堆着沙袋，原来里面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好了万一以军冲进来的抵抗准备。我还看到，很多办公室的地板都散放着铺盖被褥，这就是工作人员的床。几乎所有的窗口都被沙袋封了起来，那是防备流弹的，但这也使得整个官邸内弥漫着一股污浊的气息。

　　即使在这样的逆境中，阿拉法特对他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的巴勒斯坦独立事业也没有丧失信心。在简陋的会议室里，他以他特有的短促而有力的语气强调说，独立自由的巴勒斯坦国目标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中心日程之一，成为世界正义和公理的象征，这本身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一大成就。

　　阿拉法特深情地回忆起已故以色列前总理拉宾。拉宾是在签署了和平协议后被犹太极端分子刺杀身亡的。阿拉法特一直把他与拉宾达成的奥斯陆和平协议称为“勇敢的和平”。

　　他用有“不死鸟”之称的凤凰来比喻巴勒斯坦人，说凤凰总是从烟火中获得再生，巴勒斯坦人也将从苦难中获得力量与坚强。“以色列军队可以摧毁巴勒斯坦的楼房，但是摧毁不了巴勒斯坦人的决心，更剥夺不了巴勒斯坦人的梦想和追求。”

　　就在那次，我还领略了阿拉法特的风趣和幽默。他在致谢时会说：“我不能遗漏谁，以免有人会生气”。在表达最后一点意见时，他会把“最后一点”强调一下，然后说，“我告诉你们这是最后一点，这样你们就不会不耐烦了吧？”

　　这次见面之后，我曾问过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如何评价阿拉法特。佩雷斯说：“阿拉法特犯过很多严重错误，但是他做了一些很重要的决定：他是第一个公开承认以色列国的巴勒斯坦人，是他提议以1967年战前边界为最终边界，他还宣布终止使用恐怖手段来实现政治目的——这些历史都会记住。”

　　作为199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共同获得者，佩雷斯和阿拉法特曾是奥斯陆和平协议的共同缔造者，但他们却在新一轮暴力冲突中变成路人。但我注意到佩雷斯办公室的走廊两侧，依然挂着他和阿拉法特的合影。

　　也许，自由的阳光终究要照射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这是世界上最后一片“被占领土”。但是，阿拉法特，那个总戴着象征着国土的黑白头巾的老人，已经看不到这一天了。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与阿拉法特的握手：那是一双细白而温软的手，按照中国人的迷信说法，这样的手天生富贵。可是，对于这个谜一样的人来说，他的这双手却满握艰辛。

　　实际上，阿拉法特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被软禁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官邸里。一些人喜欢用“巴勒斯坦新娘”来称呼拉姆安拉。但是，连年的围困和军事行动使它看起来更像个邋遢的病妇。垃圾、废墟、汽车残骸……而且，越是靠近阿拉法特官邸的地方，被破坏的程度越严重。破败的官邸大楼，被人戏称为世界上惟一的“废墟博物馆”，这成为晚年阿拉法特屈辱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

　　在以军围困阿拉法特官邸并宣布拉姆安拉为封闭军事行动区的日子里，我曾和同事一起突破封锁，进入这座城市采访。当时，宽阔的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交通灯完全成为摆设，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汽车敢于在戒严期间在街头“亮相”。所有的店铺，都一律大门紧闭，悄无声息。只有满大街的标语提醒我们这里是一个居住着15万巴勒斯坦人的充满反抗精神的政治中心。

　　这些标语写着：“巴勒斯坦必将自由”、“没有公平就没有和平”、“沙龙该死”等等。走过戒严下的拉姆安拉街巷，在几乎所有能够写字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

　　在以军围困的几个月前，中国记者和外交官曾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两只景泰蓝花瓶，作为赠送阿拉法特的礼物。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瓶意味着“平”，是“平安”与“和平”的美好象征。然而，在以军坦克和推土机的轰鸣中，那两只花瓶也许早已经破碎了。

　　来源：2010年5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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