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前驻巴格达记者/李骥志

　　2003年7月，美军推翻萨达姆政权3月有余。我随驻巴格达分社首席记者邵杰乘坐一辆美国产民用通用车，带着纯净水、新鲜水果、干粮和通讯设备，跨过约旦和伊拉克边境，经过一天一夜，来到位于巴格达中西部的分社所在地。

　　这是一处位于富人区的私人院落，三层的独栋住宅，一片篮球场大小的草坪。这里地处大片居住区的中央，没有军事目标。反抗美军占领的炮弹经常在社区外围的街道上炸响，目标一般是过往军车，而分社的院落就在从早到晚轰隆隆的爆炸声中完好地保存着。

　　8月初的某天上午，一声闷响震得我发蒙，像从内脏爆发出来似的。第一次经历强爆炸，我以为分社遭到袭击。神智清醒后才发现，除几处玻璃震坏之外分社没有什么大的损失，爆炸发生在别处。

　　报道员贾迈勒很镇定，跑到楼顶平台上去侦查，不到1分钟他跑下来说，约旦使馆方向发生爆炸。由于当时手机网络还没建起来，我便带上对讲机，乘坐另一名报道员的车向爆炸方向驶去。果然，约旦驻伊使馆遭自杀式袭击，烧焦的骨骼和碎裂的尸骸令我腿软。

　　自此以后，巴格达的爆炸接连不断，最猖獗时一天5起，且在城中不同方位同时开炸。中国使馆临时驻地曼苏尔饭店，就在美军总部所在地“绿区”旁边，炮弹、火箭弹、导弹、流弹时不时地砸在酒店外墙上，震得住客人心惶惶。我们真是替使馆工作人员捏着一把汗，因为云集外国记者、官员和商人的五星级酒店，本身也是袭击目标。

　　除了真刀真枪的交火，还有暗中较劲的阴谋。2004年，一股绑架风潮在伊拉克蔓延开来。先是针对富商、外国人的敲诈勒索，后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挟持人质。当第一次从网络视频中看到恐怖分子用屠刀将人质头颅割下时，我连着几个晚上没睡好觉。

　　分社旁边几家外国公司租住的房舍也先后遭到劫掠。一次，武装分子乘坐两辆越野车，不到十分钟就击退守卫人员，将一名美国商人和伊拉克雇员掳走。据说在收取大笔赎金后才将二人释放。

　　租住民宅的外国人陆续搬走，要么离开伊拉克，要么搬进有军警防卫的酒店。当时分社的负责人聂晓阳和蒋晓峰盘算，把分社搬到使馆所在地曼苏尔饭店。2006年，时任负责人闫岩终于谈妥有关事宜，将中国记者迁入饭店。然而，躲得过绑架躲不过爆炸，中国记者所住房间后来屡遭震损。

　　一名西方记者说，与越战和南联盟战事不同，伊拉克的危险无处不在。

　　这种危险，我是在之前几次离开又重返伊拉克的过程中得以体会的。2003年3月中旬，伊拉克战争眼看就要打响，巴格达分社记者王波和梁有昶按使馆要求撤到约旦首都安曼，当时任安曼分社见习记者的我，最先体会到的是兴奋。看到他们用海事卫星与在巴格达坚守岗位的贾迈勒联络，感觉样子很帅。然而当约旦人抗议美军炸死半岛电视台记者塔里克·阿尤布，数千人拥着他的尸体游行而我被包夹在人群中间时，才隐约感受到战场的残酷。

　　第一次进入伊拉克走的是著名的千里“死亡公路”，路过拉马迪和费卢杰时，我努力从车窗向外窥探“抵抗之都”的样子。第二次走这条路是短暂休假之后，已品尝过死亡威胁的我，对这片土地的好奇早被抵触和绝望所代替。第三次进入是坐飞机，太平世界的心安理得迅速转化为适应乱世的孤注一掷。这时我感到，我们至少还有退路，而伊拉克人没有选择。

　　在分社，十多名雇员为新华社的报道忙前忙后。工作之余，他们会在小院里踢踢小型足球赛，任凭美军直升机盘旋而过。新月低垂时，他们在草地上摆开塑料桌椅，上几杯加糖的阿拉伯红茶，畅想21世纪的天方夜谭。在他们身后，是三棵比三层楼还高的椰枣树。这三棵树是附近最高大的，也是新华社驻地的标志。

　　我第一次到分社报到就是循着这三棵树来的。在之后的一年零十个月里，它们陪我一起见证了战后初期的平稳到后来暴力盛行的全过程。2005年5月离任时，我在树下与雇员们拥抱话别。那一天，不管什么肤色，什么年纪，每人都穿着一件T恤衫，前胸都以阿拉伯文或英文印着一行字：“中国记者”。

　　来源：2010年5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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