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一个走进切尔诺贝利的中国记者

　　《环球》杂志前驻基辅记者/桑华

　　1986年4月26日，一声巨响震惊世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北部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大爆炸，成为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严重的灾难。

　　当天，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在进行一项实验时，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突然爆炸引发大火，造成31人当场死亡，8吨多强辐射物质泄露。尘埃随风飘散，除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成为污染重灾区外，欧洲大部分地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关数据显示，这次核泄漏事故产生的放射性污染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

　　联合国2005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只有不到50人直接死于核电站爆炸起火，但因遭受长期辐射而衍生各种疾病，最终导致死亡的人数超过9000人。然而，一个全球性非政府组织公布的调查报告却给出了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27万人因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罹患恶疾，其中9.3万人死亡；34万人被迫在事故后数年从重污染地区疏散；全球共有20亿人口受到该事故影响；专家认为消除切尔诺贝利事故后遗症至少需要800年……

　　事故发生后，爆炸损毁的4号反应堆被钢筋水泥封死，称为“石棺”。离核电站约5公里的普里皮亚季镇的5万居民全部被疏散，电站方圆30公里以内被辟为隔离区，人们称这一区域为“死亡区”。关于“死亡区”内的情况，有各种耸人听闻的流传：有因辐射导致基因突变的硕鼠横行，有巨大变种的毒蘑，鸟类绝迹，寸草不生……

　　1998年，我到基辅分社工作，有机会作为第一名中国记者走进切尔诺贝利，经历一次终生难忘的采访。

　　我的“死亡区”之行，恰逢切尔诺贝利核事故12周年之际。因为这次世纪悲剧，核电安全被质疑，人类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核电发展陷入低潮，人们谈核色变。乌克兰政府希望借媒体之力让外界了解“死亡区”内的真相，并希望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帮助经济困难的乌克兰修补“石棺”和维护电站，邀请记者到切尔诺贝利采访。一些常驻乌克兰的中国记者一再告诫我要慎重考虑，但当时新婚未育的我仍然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加了媒体采访团，成为踏访这个“死亡区”的第一名中国记者。

　　时隔多年，当时采访的一些情景在记忆中已开始模糊。但每当翻出那些还是用胶卷相机拍摄的照片时，许多细节依然清晰回放：

　　采访当日，天空笼罩着阴霾，汽车驶入“死亡区”后，满目疮痍的景象令人心碎，因人员被迁移疏散，土地荒芜，房屋废弃，断壁残垣随处可见。当初爆炸的核电站4号反应堆被钢筋水泥封死，远远望去，冰冷肃杀，称之为“石棺”可谓名副其实。

　　虽然已被告知，此次采访的路线都是安全的，但得知当初的爆炸中心、现在的“石棺”也是采访的一站时，依然不免令人紧张。进入“石棺”前，我们被要求脱掉自己的衣服，“里三层外三层”地换上薄厚各异的防护服，包起头发，再穿上白色防护短靴，戴上手套、口罩和安全帽。被“武装到牙齿”后，我心中更生几分恐惧。目睹被烧毁的4号机组中央控制室的惨状，在随处可见的黄底红扇形的辐射警示标牌包围中，压抑的心情难以言表。

　　采访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脖子上都挂着一支核辐射剂量检测仪，U盘大小的小仪器并不起眼，但上面显示的数字吓了我一跳：我的显示是0.02雷姆，而别人都是0.01雷姆。同行的乌克兰记者不无安慰地开着玩笑：“你今晚回家不用点灯，自己就能发电了”……

　　在被称为“死亡区”的切尔诺贝利，我却感受到了生命顽强的气息。核电站的3号机组还在正常运转发电，输送着乌克兰全国所需5%的电量。6000多名电站工作人员每天搭乘班车从50公里以外的斯拉武季奇市往返电站，比起看不见摸不到的辐射危险，饭碗对他们更为重要。采访结束时已是黄昏，我发现，电站附近的几栋居民楼里透出暖暖的灯光，一些平房的小院内栽种着各种蔬菜，生机勃勃，那是当年被疏散的一些居民难舍故土，重又搬回来居住。我们没有看到传说中的硕鼠和巨蘑，而“隔离区”内大片的小草已现初绿，小鸟在采访车旁叽叽喳喳飞过……

　　至今，我仍珍藏着一份乌克兰《独立报》，该报记者瓦列里·德卢日宾斯基的一篇《切尔诺贝利“石棺”游记》占据了报纸的一整版，而版面的正中，就是我与瓦列里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3号机组控制中心的合影。当时，我没想到他邀我合影是为了报纸版面的需要，也许因为我是采访团中仅有的几名外国记者中唯一的女性吧。

　　来源：2010年5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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