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驻贝鲁特记者/潘立文

　　2006年夏季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武装冲突，至今仍让我激动不已。作为一个来自和平国家的记者，能亲历和报道如此激烈的战争实在是机会难得，所以从一开始我和我爱人就没有考虑自己和家庭的安危，主动要求留在战火纷飞的黎巴嫩。

　　战争的起因是2006年7月12日傍晚，黎巴嫩真主党人员劫持了在边界上巡逻的两名以色列士兵。真主党的这一举动惹恼了军事上处于强势的以色列，以军在第二天，即13日凌晨轰炸了黎巴嫩的贝鲁特国际机场和贝鲁特南20公里处的达穆尔桥，导致黎巴嫩空中运输瘫痪，并切断了首都通往黎巴嫩南部真主党控制区的要道，从而拉开了黎以冲突的序幕。

　　以军最初的目标是贝鲁特国际机场和从首都通往南部的高速公路。那天天一亮，我立即租车赶赴现场。我先到机场，但机场已经关闭，在机场外较高处只能隐约看到很远的飞机跑道上有轰炸的痕迹，于是拍了几张照片。然后乘车南行20多公里到了被轰炸的达穆尔桥(新、老两桥)现场。老达穆尔桥横跨山涧，两岸地势陡峭，为了拍好照片，我只得手扶地面下到山沟底部。当时以色列战机正在空中盘旋。在返回贝鲁特的途中，我得知以军飞机袭击了真主党的“灯塔”电视台，于是又让司机拐到了灯塔电视台和真主党总部，实地看了看那里的情况。

　　7月14日凌晨，以军轰炸了机场的一个储油罐和离新华社贝鲁特分社不到一公里的贝鲁特机场路上的一座桥梁。天一亮，我立刻赶赴现场。由于当时使用的佳能G2相机没有长焦，我只得尽量接近燃烧的油罐拍照，而机场储油罐冒着熊熊大火，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7月15日，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轰炸进一步升级。以军飞机和海上军舰同时对真主党总部及其机构进行了狂轰滥炸。当天13点至24点，以军至少向上述地区发射了34枚导弹。出于安全考虑，中国使馆人员吃、住和工作全搬到了地下掩体里。但黎巴嫩安全状况继续急剧恶化。中国外交部考虑到在黎巴嫩中国人员的安全，毅然决定撤离使馆、新华社以及中资机构人员。

　　7月17日凌晨约2点多钟，我在写了几条消息发走后刚刚睡下不久，便听到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我迅速起身接听，手机是住在使馆的同事王昕打来的，她说大使让我马上到使馆去，有重要通知传达。王昕声音低沉，好象已经知道了通知内容，我立即感到局势严重。

　　我到使馆地下室找到刘向华大使后，她向我传达了外交部的紧急通知，要求我分社人员在早上6点钟准时撤离黎巴嫩。但我请求说：“目前这里是最需要报道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撤离，这里不能没有新华社的声音。”在与总社有关部门联系之后，我申请留下的报告被送报给总社领导并迅速被批准。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我的心情有些激动，但我也明白，留下就意味着艰巨的报道任务、恶劣的战争环境和将面临的生命危险。

　　以色列的疯狂轰炸严重破坏了黎巴嫩的基础设施，导致交通中断，通讯线路不畅，燃料短缺，停电。这给报道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三伏天，黎巴嫩同样酷热，没有电风扇或空调可以忍耐，但没电不能写稿发稿却让人着急，非常痛苦。分社位于真主党总部西面，相距约1公里。以军从海上发射的导弹就从分社上空穿过。以军的轰炸震得分社门窗玻璃颤动，电灯摇晃；窗台上和柜子里摆放的东西被震得东倒西歪，有的掉落在地。由于轰炸声太大而频繁，我将一张小桌子搬到了分社楼道里，停电时，我只得借着应急灯或烛光在纸上手写稿件，等有电时我和我爱人汪静舒再将稿件输入电脑。由于报道工作量大，人手少，我从来没有在凌晨2点钟以前休息过，写稿子疲劳了，脑子实在转不动了，我就去休息一刻钟或20分钟，并安排我爱人到时候叫醒我。当时平均每天只有3、4个多小时的睡眠，有好多天都是整天整夜没合眼。

　　由于以军常在凌晨轰炸贝鲁特南郊，我就早早起来到使馆大楼的楼顶上等待，以便拍摄下轰炸瞬间。我们多次冒着轰炸声到轰炸现场、南郊医院、难民集中的地方、救援中心、黎巴嫩南部等进行采访。作为记者，爆炸声响起犹如进军的号角。生与死，在这一刻似乎被遗忘了。

　　来源：2010年5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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