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摩加迪沙，子弹打中我的双膝

　　《环球》杂志前驻摩加迪沙记者/刘江

　　1992年12月18日，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于索马里登陆后不到10天，我乘坐国际救援组织的飞机，来到位于印度洋之滨的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采访。

　　1993年元月20日傍晚，在参加了美军的新闻发布会后，我乘车返回。6时20分，我们距离旅馆已不到300米，汽车开始减速。这时，只见一辆白色的轿车迎面缓慢开来。在两车将要交会之际，它猛然刹住，4扇车门同时打开，4名端着自动步枪的歹徒一跃而出，向我们的车子迅速包抄过来。

　　司机马哈茂德急忙换挡加速，可是已经晚了。我只听到右边一声闷响，顿时感到双腿一震，低头看时，右膝盖上方不到两寸的地方已被子弹“犁”开了一道深沟，皮肉向两边翻出，鲜血直流；左膝附近也在汩汩冒血，左腿已不听使唤，稍微一动，里面就疼痛，我明白准是骨头打碎了。这时，车前的一名歹徒正端枪朝我晃动，我本能地低下头，并用双手紧捂着腿上的伤口。

　　几秒钟后，听到没有动静，我就抬起头来。马哈茂德已经不在车内，一个背着长枪的歹徒坐在驾驶座位上，准备启动汽车。“赶快离开车子”，我的大脑迅速下达了这道“十万火急”命令。就在汽车似开非开之际，我用右手拧开车门，右腿猛一使劲，向车外滚去。驾车的匪徒未加阻拦，只是从我脖颈上顺手拽走了照相机。

　　歹徒驾车疾风般地逃离。整个抢劫过程只有10多秒钟。当我捂着伤口坐在街道中心时，才发现离我七八米处，马哈茂德倒卧在一滩鲜血之中。

　　“马哈茂德什么时候离开车子？他又怎么被子弹射中的？……”我极力回忆在刚刚过去的一瞬间所发生的一切，可是脑海里竟然是一片空白。

　　突然，马哈茂德蠕动了一下，用双手慢慢支起上身，朝着我的方向看了一眼，似乎在向我做最后的告别。然后，他又伏倒在血泊之中。

　　歹徒一离去，街上的人群立刻围拢过来。朋友们拦住了一辆过路的轿车，将我轻轻地搬进后座。我头枕着翻译维赫利的大腿，把两脚抬高，搭在车窗上，以减少流血；然后我吩咐司机将车子开向美军新闻局。

　　在路上，我向维赫利询问马哈迈德的伤情。他难过地摇摇头，轻声叹道：恐怕不行了，好几颗子弹从后腰处射进了他的身子。我的心“咯噔”一沉，难以抑制的泪水顺着我的面颊向下流淌……

　　到达美军新闻局门口时，天色已晚。我向守门的美军士兵简述了情况，他们立即将我移进一辆军用吉普。10分钟后，我被送到了这所由瑞典军医和志愿人员组成的战地医院。一位护士走到床前，从我的左臂静脉注射了一支针剂，我感到眼皮渐渐发沉，眼前浮现出一片朦胧……

　　当我从麻醉中醒来时，才看清楚，这所野战医院是一个很大的全封闭式的营房，里面设有手术室、急救室、X光室、化验室、医护办公室、病房和职员宿舍等，各个房间由外面的走道连通一气。营房是用双层帆布篷充入冷气建成，因此，尽管白天外面的气温高达30多度，室内仍需要盖棉被。

　　从野战医院的医疗队队长拉斯·阿·海德曼中校处得知，我的双腿被一颗高速子弹击中，伤势比较严重。但幸运的是，假如子弹再往下打5公分，我的膝盖就全碎了，那样伤愈后两腿会变得僵直，成为一个重度残疾人。

　　从21日起，我开始连续高烧，体温始终在39度上下，医生说这是术后正常反应，没有给我输液，只是让我一天三次口服青霉素，并且大量饮水。护士送来一碗鱼肉丸子，可是我根本不想吃。我请护士不断送来冰镇牛奶，喝下去补充了水分，又增加了营养。

　　21日中午时分，驻索美军新闻发言人佩克上校、副发言人里克中校等前来探望。我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受伤和治疗经过。我希望通过佩克这个“传声筒”，向北京总社传递去有关我伤情的详细消息。

　　大约在当天下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摩城办事处的阿登·穆罕默德·阿里先生送来了总分社询问情况的来电。我硬支起身子，半靠在病床上，写了一份简要的报告。在阿里先生和美国《新闻周刊》华裔女记者美林达·刘的帮助下，这份报告及时传回了北京。

　　元月22日，总分社编辑部主任段吉勇和摄影记者王继雨(阿雨)从内罗毕赶到了摩加迪沙。他们昼夜奔忙，很快处理好了各项善后事宜。23日中午，野战医院的一辆救护车载着我和段、王二人以及一名瑞典军医，向机场开去。在美军一辆装甲运兵车护送下，我们乘野战医院的救护车来到了机场。联合国驻索维和部队的朋友们将我小心翼翼地抬上了世界粮食署的一架运输机。飞机内空无一物，我的担架被固定在机舱中间，段吉勇和王继雨则站立在机窗旁边。

　　深灰色的运输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它在滑动，它在加速，它在展翼，它在冲向碧蓝的天空；我的思绪也随之冉冉升腾，飞向那无垠的苍穹……

　　来源：2010年5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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