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希腊债务埋单

　　中国驻IMF执董何建雄指出，此次IMF从希腊债务危机中要汲取的另一大教训，就是不能只将监督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从而忽视对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的关注度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洪 | 美国华盛顿报道

　　就像当年雷曼兄弟破产引发席卷全世界的金融海啸一样，源自债务问题的希腊危机，正对美国经济复苏带来明显冲击。

　　但“希腊”成为目前华盛顿各界最关心的问题，还不仅仅因为对经济的担心。拯救希腊和保卫欧元引发的“道德困境”，暴露了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运行模式和整个世界经济秩序更深层次的缺陷。

　　这才更令人忧心。

　　假如希腊悲剧失控

　　对美国来说，当前欧洲债务危机可能跨越大西洋，并扩散到美国本土，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希腊债务危机全面恶化的直接影响；第二，危机扩大至其他欧元区国家后将带来的冲击；第三，连带的对美国高财政赤字的反思和恐惧。

　　就第一个问题，如果危机仅限于希腊，对美国影响其实很小。希腊毕竟是一个小国，经济总量只占欧元区经济总量的2%多一点，即使希腊到期债务全沦为坏账，受影响的也主要是法国、德国等欧洲银行，美国银行业介入较少。

　　但假如希腊的悲剧失控，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中国驻IMF执行董事何建雄指出，希腊经济规模并不大，但其危机却被认为具有“系统性溢出效应”。究其原因，就是市场认为一些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存在类似失衡，却未受到国际社会的应有重视。

　　从国际股市最近接连暴跌可以看出，希腊债务危机背后是南欧诸国的高财赤问题。他们和希腊在同一条船上，如果希腊债务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危机势必进一步蔓延至这些国家，将带动整个欧元区陷入新的衰退。

　　从实体经济角度来看，欧盟是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之一，美国五分之一的出口面向欧洲，欧盟经济增长乏力，欧元不断贬值，无疑将打击作为美国经济复苏重要引擎的出口。

　　另外，从金融市场角度看，欧美金融体系高度融合，如果欧洲债务危机扩大，比如说扩大至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美国金融体系也难以独善其身，拥有这些国家主权债务的华尔街将面临大量坏账，恐慌加剧，新的系统性风险就无法避免。

　　如果说欧洲债务危机的“蝴蝶效应”令美国不安，那么它更应让中国警惕。对美国来说，欧洲只是其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对欧洲出口遭遇挫折，还可以从增长强劲的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出口中弥补。这也是最近美国要派出庞大贸易代表团到中国的重要原因。

　　相形之下，中国面临的处境就更加麻烦。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元仍在不断贬值，而在美国的压力下，人民币升值趋势明显，如果处理不慎，中国出口将再次蒙受冲击，而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出口可没有新的有强劲需求的大市场可替代。

　　“先支出、再增税”模式已碰壁

　　从希腊发端的欧洲债务问题，让人联想到美国自身的债务隐患。《华尔街日报》指出，从最糟糕情况出发，欧洲的财政压力将加剧外界对其他存在巨额财政赤字国家的担忧，“比如说对美国和英国”。

　　在美国，其实早在希腊危机爆发前，高财赤问题就已是朝野争论焦点。按照奥巴马的预算方案，2010财年赤字将达到1.6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10.6%；2011财年仍维持在1.27万亿美元的高位。

　　据IMF预测，到2015年，美国总体财政赤字将达到GDP的110%，大大高于1950年美国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创下的90%的历史纪录。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教授艾兰。梅尔策表示，这么庞大规模的赤字是难以为继的，如果美国不能严肃财政纪律，切实降低赤字规模，结果将必然造成“美元危机”---美元出现大幅贬值，通货急剧膨胀，世界可能因此面临新的危机。

　　当然，美国有一个希腊无法比拟的好处，美元是主权货币，又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可以通过美元贬值来转嫁自身经济风险。也难怪曾当过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要感叹，当他帮助其他国家努力填补财政和贸易赤字时，总是感慨美国的这一好处---可以自由发行债券和印刷钞票。

　　但美元既然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汇率的剧烈变动自然会产生国际性影响，并引发其他国家不安。在全球化时代，其他国家经济受损，美国经济也不能一枝独秀；而且，美国如果采取这种不负责任的政策，也会迫使海外借贷人望美国却步，进一步抬升美国的融资成本。

　　当然，对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极大的投资风险。在去年的第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曾就美国债务问题表示高度关切；在现在欧洲债务危机的背景下，美国的债务问题无疑将成为即将召开的中美对话的重要议题，某种程度上，这可以对冲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

　　希腊危机可以说给了美国必须处理好财赤问题的紧迫感。美国亚特兰大联储行行长洛克哈特指出，希腊危机给美国带来警示，因为预算赤字上行将加剧通胀预期，迫使决策者在经济虚弱时提升利率，这将导致“货币政策困境”。他指出，美国必须迈向一条“通往可持续财政的可信道路”。

　　希腊和美国的财赤猛增，其目的都是希望通过“先支出、再增税”来促进经济发展并平衡预算，但欠债总是要还钱的。《华尔街日报》不久前的一篇社论就警告，希腊的困境，包括此前美国加州和纽约州的问题，都是一个清晰而响亮的信号，“先支出，再增税”的经济模式已“撞了墙”。　

　　反思下来，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勤劳节俭过紧日子的同时，发达国家却是大幅举债、挥金如土。　

　　到底谁为希腊的债埋单

　　欧洲债务危机发生后，总部与白宫邻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紧急开出药方。有意竞选下任法国总统的IMF总裁卡恩指出，要让财政变得有可持续性，在许多国家，必须采取“大规模的，有时甚至是前所未有的”财政调整政策。

　　卡恩的论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似乎说得晚了点。为避免希腊成为另一个雷曼兄弟，欧元区已不得不出资800亿欧元，IMF则要提供300欧元(折合400亿美元)。而在保卫欧元出台的7500亿欧元资金中，预计IMF出资额要达到2500亿欧元。

　　希腊是欧元区国家，救助希腊，欧元区自然责无旁贷。但实际上，让美国、中国和许多国家不满的是，现在是全世界在为希腊危机和欧洲埋单。最直观的一个例子，就是IMF已批准的400亿美元的援款是各国分摊构成。

　　IMF的钱目前有两大来源，一是成员国份额出资，二是伦敦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成员国增资借款。按照IMF官员透露的信息，此次对希腊40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一半来自成员国份额出资，一半来自成员国的增资。

　　在目前IMF份额排序中，美国份额为17.09%，日本为6.12%，德国为5.98%，英国和法国均为4.94%，中国列第六，为3.72%。但这些国家的出资比例实际要大于其份额，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本身尚需要IMF的救助，因此，它们的份额注资其实是名义上的。按照IMF今年1月的声明，不可用的份额约在21%。

　　换算下来，200亿美元的份额援款中，美国需出资40多亿美元，而中国出资也要达到约9亿美元。

　　在另一半成员国对IMF的增资中，主要经济体也承担了大头，其中，美国、日本和欧盟都承诺了1000亿美元，中国实际也购买了约500亿美元的IMF债券，俄罗斯、巴西和印度都购买了约100亿美元债券。由于这些增资仍处于变动或生效过程，因此很难明确计算，但初步估算，美国对IMF增资中用于援助希腊的资金约在40亿美元，中国约在20亿美元。

　　因此，总体算下来，在IMF贷款给希腊的400亿美元中，约有80亿美元来自美国，约有30亿美元来自中国，此外，还有相当部分来自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考虑到IMF这笔贷款利率只有3.33%，低于许多国家国内贷款利率水平，也低于欧元区借给希腊的5%的贷款利率，可以说，其他国家都是在让利给希腊。

　　一些富国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绑架”了世界经济

　　这就带来一个“道德困境”。譬如对美国纳税人来说，他们和希腊危机无关，但现在却必须再次出资救助。对于IMF救助希腊，美国一位共和党议员批评说，让美国纳税人拿自己的血汗钱来支持富裕国家的失败政策，这是不公平的，这是个“原则问题”。

　　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尤其显得不公平。

　　不管是国际金融危机还是主权信用危机，都不是发展中国家的过错，作为穷国，它们是最大的受害者，但作为IMF的成员国，它们却还必须要为富国的过错埋单。这种“劫贫济富”，既是现在美国民间对华尔街切齿痛恨的根源，也是许多国家对IMF救助政策颇有微词的地方。

　　正是考虑到民意的强烈反弹，对于欧元区随后推出的7500亿欧元维稳基金，虽然欧洲方面声称，IMF将在其中出资2500亿欧元，但在媒体的追问下，IMF第一副总裁利普斯基却再三谨慎地强调，IMF从未说过这一出资数额，未来即使需要IMF出资，也将是个案处理，逐笔审查。

　　IMF集全世界之力，帮助希腊摆脱债务危机，这是当前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但由此造成的“道德困境”，事实上却使IMF有慷世界之慨的嫌疑。

　　可以说，现在一些富国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已绑架了世界经济，其一旦崩溃的垮坝效应，迫使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伸出援手，为他们的过错埋单。

　　世界必须对这种不得不救的“道德困境”进行认真反思。中国驻IMF执董何建雄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指出，此次IMF从希腊债务危机中要汲取的另一大教训，就是不能只将监督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从而忽视对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的关注度。

　　他说：“过去几年，IMF把注意力较多放在全球失衡问题上，尤其是主要贸易大国的经常项目和国际收支状况上，忽视了一些地区和国家内部的扭曲和失衡，这使得希腊等国家的问题长期未能得到重视。”

　　简言之，IMF在中国人民币汇率等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上浪费了大量精力，却忽视了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漏洞以及潜在的债务隐患。

　　这种不合理状况，归根结底就在于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合理，西方掌控着IMF等金融组织，矛头自然对准发展中国家，要有效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加快IMF治理结构的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IMF的份额，更好地反映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发达国家自身也得到必要的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