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交流应对全球危机

　　—— 专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

　　文_特约记者 潘玮琳  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上海

　　2010年5月中旬，米歇尔·康德苏来沪参观世博会，此外出席了两场论坛并发表演讲。首先，他出现在由上海国际金融学院主办的“后危机时代的跨文化对话”论坛上，用国际货币基金前主席的身份抨击道德沦丧是华尔街引发全球金融风暴的根源。次日，他出现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利徐学社成立仪式现场，称当前人类最重要的工程是构建全球价值观，并将这些价值当作发展新文明的契机。

　　康德苏是一位洞悉全球经济的金融专家，同时也是位行动派人士、人道主义者。1987年至2000年间，他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此前，他是法国中央银行总裁。

　　5月11日，康德苏在复旦大学愉快地接受了本刊专访。

　　友谊是对话的起点与果实

　　《南风窗》：康德苏先生，我们非常好奇，作为国际货币基金卸任主席，您怎么会关心与金融无关的东西方文化对话议题？ 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国际货币基金主席的位置是一个值得终身奋斗的目标，但您将这种文化探索视为“终身的事业”，您是如何思考职业与终身事业的关系的？在国际舞台上供职的经历对理解不同文化的“对话”带来哪些启发？

　　康德苏：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你问到的是有关我人生动力的问题。我想这与我本人所受的信仰教育有关。我生长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但是我的父母在待人接物方面非常开通，非常珍视各种不同的文化体验，以及与他人的友谊。当然，基督宗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在学生时代所读的许多哲学作品，比如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著作，都使我进一步坚信，没有人能单枪匹马地做任何事情，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都是内在联系着的。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我们的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家庭。当然，争执在任何家庭内都在所难免。要实现整个家庭的幸福，有赖于我们的责任感和对友谊的珍视。我个人这些年来投身于公共事业，因此对这一点有了很深的体认。我很欣赏你们杂志的英文标题“for the public good”(为了公共利益)。正如这句口号所说的那样，为公众的利益服务，使我的人生有了意义。

　　我从事的是金融领域的工作。要领导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具有全球视野、影响力和使命的机构，自然要把促进国际间伙伴关系的建立，当做我的“饭碗”。对于个人而言，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工作，我们要以充沛的热情和知识储备，时刻准备应对来自各方的质疑、误解和批评。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庆幸的是，能够在工作中结识不同国家的人士，他们中有的是世界顶尖的政治领袖。我们每天都在为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这一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与这些人士的对话和友谊，使我坚定了对未来世界发展的信心。

　　《南风窗》：您评价说，利玛窦不仅是一位和平缔造者，也是一位对话的先行者。而中国国内近年对徐光启也有了更客观公允的评价，认为他是“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您觉得在今天的国际交往中，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哪些启示？

　　康德苏：利玛窦和徐光启的互动是中西之间科学、文化以及宗教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利玛窦开启了徐光启的新视野。同时，徐光启以自己对异文化的开放态度和执著的探索精神，帮助利玛窦找到了中西文化对话与圆融的结合点，因此成就了利玛窦的历史地位。利玛窦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中文著作是一本希腊语与拉丁语作家的格言集，书名就是《交友论》。因此，从一开始，友谊就是他沟通策略的根基。

　　利玛窦在成熟阶段所写的自然神学著作《天主实义》，则采取了中国儒者与西来智者的对话体形式。这显示出他对人类透过理性与真理和神性对话的可能性的坚定信念。正是秉持着这种信念，利玛窦将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对中国语言与文化的研习之中。

　　在我们身处的“全球化”时代，沟通似乎已变得轻而易举。但是利玛窦的例子不断提醒我们，学习与沟通的快捷方式有时会损及交流的质量，甚至造成彼此的误读。我们必须吸收和转化他者的经验，否则将永远无法真正进入对方的语言与心灵。我认为，利徐之间的友谊在今时今日仍值得我们效法。

　　《南风窗》：有人认为之所以在利徐之间形成实现以和平、彼此尊重、追求真理为特点的友谊，是因为晚明时期，中西方的实力对比接近，双方能保持平和的心境，这种心境在其后至今的几百年，一直没有再出现过。您怎么看待？

　　康德苏：我个人对这种说法并不太赞同。我并不认为国家间的友谊是建立在均势的基础上。我感到最重要的是，是否在公共利益方面达成共识。以中国和美国为例，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以后，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否更加和谐，对此我无法预测。我始终认为，中美两国必须时刻意识到自己对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所应作出的贡献。中美或中欧，应该携手将世界的未来建设得更加美好。这一点在当前全球化的形势下变得尤为紧迫。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同样的危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关照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

　　《南风窗》：您提到，另外一位也曾踏上中国土地并展开研究的先贤德日进的思想对您有很多启发，德日进即使在比较了解他的中国读者眼中，也经常是作为一位古生物学家的形象出现的，您认为他对您在构建全球价值观以指导全球治理的思考中有所帮助吗？

　　康德苏：如果你读过德日进的著作，就会发现，他在古生物学方面有许多创获，比如对人类起源和进化的研究。同时，他对于人的本质以及人类的共同命运等问题都有精深的思考。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以同胞之爱共同致力于人类家园的建设。这背后当然有十分深厚的信仰基础。在基督教中，人尽管是独立的个体，但却有着共同的起源。人与人之间也许有分歧与误解，但在根本上说，人类肩负着共同的使命，人心最终是向善的。

　　德日进在自己的著作中，呼吁我们为达成这一最终的目标而共同努力。每个人都可以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比如作为记者，你可以通过报道，唤起大众对当今全球性挑战的重视，呼吁人们为公共利益而携手奋斗。这是我从德日进那里获得的最基本的教诲。我在学生时代读到的德日进的著作，对我在日后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等重要职务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他的思想博大精深，远不止此。

　　《南风窗》：我们注意到，您将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多重危机视为一个系统性问题，并总结为七点，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容易解决。既然是一个系统性问题，那么显然仅仅其中一个问题获得解决或好转尚不足够，那么人类社会的希望何在？面对这份问题清单，我们体验到您说的“悬空”状态了，但却看不到希望。

　　康德苏：我想，我之所以在“悬空”中怀抱着希望，部分是因为信仰帮助我坚守着对未来的信心。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一个经世致用的行动者，必须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尽管我们在工作中不断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们始终要怀抱希望，否则就会寸步难行，一无所成，更加不可能使世界向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当你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和一群人一起工作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乐观，因为你可以借助别人的力量，取长补短。这种团队合作，尤其是国际间团队合作的经验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

　　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供职期间，就有幸得到了这样一支团队的支持。我们的核心成员虽然只有4个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民族与宗教背景——我们4个人分别信仰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每天，我们要共同处理许多棘手的问题。你可以想象，对于我个人来说，有这样一支强大的国际化队伍的支持是一件多么振奋人心的事情。尽管我们有时犯错，有时失败，但也品尝到成功滋味，为自己能够服务国际社会并得到人们的承认而喜悦。

　　《南风窗》：本次全球经济危机让人们产生了许多新的认识，比如对自由贸易的态度，对国家角色的思考。面对同一个危机，人们的有些观点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您认为我们应该从中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

　　康德苏：我想这次危机是市场失灵的典型反映。我个人并不完全相信市场的力量。市场归根结底是由人操控的，人有能力也有弱点，人会犯错。所以，我认为政府应该在市场失去理性的时候承担对其进行调节的责任，尤其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刻。

　　另外，我想强调的是目前国际社会所面对的危机是多重的，这些危机交互作用，需要我们从全球治理的角度进行全面的思考和处理，否则，我们以为已经解决的问题将以更剧烈的方式席卷而来。我想，全球经济危机的屡次爆发就是为我们敲响的警钟。

　　2000年，在亚洲经济危机与网络泡沫化之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全然理解国际体系，并且宣称类似规模的经济衰退将不复出现。但是事实证明，这种自信过于自以为是了。本次经济危机正是由于对公共伦理重视的普遍缺乏以及对全球治理的赤字管制过于宽松而导致的。

　　《南风窗》：您提出建立一个新的经济模式的建议，并认为这需要技术性的改革与长期的精神革新携手并进。在中国的语境里，人们对精神革新比较陌生，而经常将技术性的改革与制度性的改革放在一起谈论。是因为你的西方背景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大的制度框架问题已经获得了建立，因此思考集中在技术上的改进和更超越性的精神领域吗？那么对于中国人，您的这种建议是否有所缺失？在您看来，精神革新包含哪些内容？

　　康德苏：首先，我要说明的是，精神革新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要面对的课题。在这一点上，没有孰先孰后、孰好孰劣之分。所谓精神革新指的是每个人的内在革新，这对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公民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因此，我相信中国能够在促进宗教宽容、文化多元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

　　当然，制度革新也是一个同样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中推行制度改革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但是我深信，民主等核心价值对于中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的团结统一，民主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

　　讲求正直、诚信等普遍的价值

　　《南风窗》：中国近年来很流行各种灵修书籍和讲座，比如印度的灵修师的作品，比如佛教的一些讲座，通常这类“灵修”都针对一些个人日常生活里的困扰，而您在谈到“灵修力量”时说，“一个人若在灵修上得到觉醒，将更能觉察到未来威胁地球与人类种族的种种挑战”，并且将其带入全球治理的讨论，某种程度上，全球治理是一个政治框架，这样的灵修视野与抱负对一般中国大众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您能展开解释一下吗？

　　康德苏：“灵修”首先是一个针对个人的概念。“灵修”的目的是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自我，并培养自己的诚信意识、正义感、同情心、利他心，与人合作，关爱他人，帮助他人。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灵修力量”实际上将个体发展与群体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个人不能离开群体而孤立地发展，即使是在精神层面上也不例外。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飞速发展中的大国来说，技术革新与物质进步固然重要，但更应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发展。这不仅是个别精英的使命，而是每一个人所应具有的意识。在这一方面，教育自然当仁不让地要肩负起最主要的责任。我欣喜地了解到，近来中国政府在教育政策方面十分注重德育和公民素质的培养。据说，这一方针在中小学教育与高等教育中都得以贯彻，而且推行方式并不是机械化的。我想，这一政策在未来所可能带来的成效颇令人期待。

　　《南风窗》：您提到，“可持续发展”不仅仅限于技术层面的问题，灵修力量、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三者汇集的目标唯有被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方能实现。感觉上您似乎努力要把精神层面的力量拉回这个越来越物质与功利的现实世界，并认为“若要落实人道发展并实现文化多样性，最不可或缺的就是灵修资源”。这样的视角是否基于您对近现代人类历史的反思结果？

　　康德苏：我想这不仅是来自我对近现代人类历史的反思，更是来自我的整个人生经历。从我最初所受到的教育，以及日后在工作中的种种经验。尤其是我在这些年里，走访了世界上许多不同的国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这些都滋养和丰富了我对世界发展的看法和愿景。我来到中国，并不是想对中国政府在政策施行上进行说教，我想，中国的政府官员们对自己国家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我。但是，我由衷地认为，我个人的职责是不断向人们说明，从事金融工作不仅是为了创造利益，也要讲求正直、诚信等普遍的价值。

　　《南风窗》：您怎么看待文化多样性对解决当今世界性难题的可能性？文化多样性经常导致落入文化相对主义的圈套，成为拒绝改善的理由，对此您怎么看？文化多样性与普世价值如何协调？

　　康德苏：我个人完全不同意将文化多样性与文化相对主义联系在一起。我认为，一个无法向其他文化敞开怀抱的文化，就不能被称为“文化”。一种“文化”只有通过关注其他文化，倾听和回应来自异文化的声音，才能使自身得到不断的发展。文化的本质是多元互动的。文化就是要不断将我们思想和心灵中最宝贵的东西与人分享。如果说不断吸收与接纳不同的文化就会导致作为个体的文化的消亡的话，那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尊重文化多样性将促进各种文化的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