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西伍德 南非人权活动家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当年我们为个体的尊严、为机会的均等、为人权的平等而斗争，但现在，HIV正在威胁我们当初为之奋斗的所有东西”

　　“如果FIFA(国际足联)是一个政府的话，那它就是全世界最腐败、最不民主、最差的政府，”马克·西伍德毫不吝惜最高级形容词的使用。他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人权与艾滋病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南非最有名的人权活动家之一。

　　在世界杯开幕前，他们曾希望与FIFA合作，邀请足球明星在电视上鼓励民众使用安全套。南非是这个星球上受艾滋病困扰最严重的国家，尽管已经过了最恐怖的时期，现在仍有550万HIV感染者，在25岁至29岁的人群里，HIV感染率甚至高达37.9%。“不幸的是，FIFA对此不感兴趣，我们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18岁的时候，你真的不想坐牢

　　马克年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艾滋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1981年，美国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这种“与同性恋有关的免疫缺乏症”，而那时他正在为消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从事志愿工作。

　　1976年，南非的学生走上街头抗议不平等的种族教育措施，由此开启了1980年代全面反抗种族隔离运动。马克是个白人，来自英格兰的父母家庭观念保守，对政治不感兴趣。彼时他们生活在博茨瓦纳，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度，马克得以接受来自南部邻国的各种资讯。1977年黑人领袖Steve Biko遇害，“这件事可以说是启蒙了我，让我开始关注政治，关注人权。”

　　1982年，马克来到南非工作，但很快就被警方盯上，他们请他去咖啡馆“喝茶”，用枪指着他的脑袋，“我很害怕，被迫离开了南非。在你只有18岁的时候，你真的不想坐牢。”

　　他去往牛津大学读文学，一度变得非常激进，热爱马克思与列宁，还加入了当时尚主张暴力革命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从牛津毕业后马克继续为非国大工作，向南非本土输送政治文学作品，用以帮助人们组织起来反对政府。

　　在南非本土，1985年首次诊断出两名艾滋病病人，但要过上十来年，它才会成为社会的焦点。现在，结束种族隔离是时代的主题。1989年，非国大调整斗争策略，提出政治解决南非问题。这一年，马克重回南非，以学生的身份从事人权活动。

　　1990年，曼德拉获得释放，3年后，南非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曼德拉当选总统，南非步入民主时代。马克也终于不必隐藏身份，加入了艾滋病法律项目(ALP)，为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法律援助。“那一年，我最好的朋友感染了HIV，正是他劝说我加入ALP的，”马克说，“在1994年的时候，HIV感染率还不高，但已经有人预言会有一场大的危机，我们想做的就是警告南非社会。但是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觉得我们在夸大其词。”

　　法律是可以信任的

　　1998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一个15人的群体在开普敦圣乔治教堂的台阶上抗议，要求政府为艾滋病患者提供药物治疗，马克是其中之一。由于政府的疏忽，仅仅4年，这个国家的HIV感染率已经逼近10%，但人们显然还耻于承认它。马克的一个同事在社区里公布了自己感染HIV的事实，结果居然被人用石头砸死。当天，这15人成立了一个名叫治疗行动运动(TAC)的NGO。

　　“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参与过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我们就是由此起步的。当年我们为个体的尊严、为机会的均等、为人权的平等而斗争，但现在，HIV正在威胁我们当初为之奋斗的所有东西。”马克说。

　　一开始南非政府喜欢TAC，以为它的成员多来自非国大，可以加以利用，结果发现它处处给政府施压，极力反对卫生部长推行的以甜菜根和大蒜来对抗艾滋病毒的所谓“传统疗法”，而主张国际通行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甚至还说什么“人权第一，非国大第二”，这自然引得政府极为不快。好在时代不同了，1997年后南非通过了新宪法，“它比总统更有力量，”马克举着一个破旧的小本，“我总是随身带着它，我不信教，但是它对我来说就像《圣经》一样，在南非，宪法可以限制政府，为公民社会提供帮助。”

　　从1999年开始，TAC参与了5次重要的宪法诉讼，“我们通过宪法诉讼，让南非人民更加懂得法律的应用，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法律是可以信任的，这样在你需要的时候，就会诉诸法律，而不是暴力或者其他。”但他们也不迷信法律，“我们不能说法律自己会解决问题。比如你说，把你们的权利交给律师，他们会替你们解决问题，那你只会使民众失去力量。”在每个判决的重要时刻，TAC都发动游行，组织民众在法院门前静坐，等候判决结果。“结果我们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兴趣、关注乃至参与，法律程序和大众游行就这样结合起来，成为一场运动。”

　　马克不认为他们在干涉司法独立，“司法不能被政治影响，也不应屈从民意，但应该感受到民意，司法必须要知道社会发生了什么，要听到社会的声音。”

　　权利是基于自己的需要

　　他用得最多的动词之一是“empower”，在英文里这个单词有“赋予力量、增加……的自主权”的意思。“许多人权组织善于揭露政府过失，在国际上树立形象，他们与专家和媒体联系紧密并从中获得力量，可是却不大会发动底层民众，让他们为自己鼓与呼。”马克说。

　　TAC从废除种族隔离的斗争中汲取了公民不服从的传统，甚至一些具体的运动方式，比如通过唱歌来发动民众，但更重要的模式则是“舶来品”。这种被称为“扫盲治疗”(Treatment Literacy)的运动模式源于美国，具体说来就是相信权利是基于自己的需要，从HIV感染者中培养行动者，再通过他们普及知识、完成治疗、发起运动，调动这个被侮辱被损害群体的内在力量，从而实现一次自救。

　　“如果你不懂疾病，就可能对它非常恐惧，现在我们要教会你，HIV只是一种病毒，而病毒的原理是什么呢？一旦你懂得更多，就会拥有科学的理性，就会获得力量。”当然，TAC所做的远远不止“科学即力量”，它包括了社区的帮助、信仰的追寻等等。被“赋予力量”的人是变化巨大的。一个女孩子，在感染之初什么都不懂，怕得要死，现在她成了小小的领袖，并且在音乐和写作上也进步巨大，正如一位行动者所言，“我飞起来了，我得到了飞翔的翅膀。艾滋病是伪装起来的祝福。”

　　“你知道整个过程中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什么吗？”马克说，“那些渺小而贫困的人，他们内在的热情和能力可能会被隐藏终生，但一旦被激发起来，你会看到一个多么不起眼的人，发生了你无法想象的巨大变化。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我永远不相信政府

　　在和政府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当局根本不理睬他们，但他们还是不断试着去寻找官员对话，“尽力找我们能找到的，从低级别的官员找起，慢慢把合作建立起来。”现在，南非政府每天为超过100万的感染者提供ART治疗，TAC也与政府合作紧密，“我和副总统、卫生部长一起工作过，你到了这个层级，很容易感觉良好。”但马克一直在提醒自己：“与政府合作，但不要相信政府。我永远不相信政府，无论它是不是民选的，我也永远不会为政府工作。”

　　在1998年TAC刚成立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给政府施压，迫使其为公民提供HIV和艾滋的治疗，但是十多年以后，TAC也被迫参与到范围更广的公共事务中去。“你的工作迫使你争取更多。当你为一个人争取治疗时，这只是他一人面对的困难，当你为100万人争取时，这就变成整个医疗体系的问题、药品价格的问题，甚至整个社会整个制度的问题。”

　　他提到了南非的矿工。为什么矿工的HIV感染率高？因为挖矿是高风险的职业，很多矿工一旦安全升井，就日夜放纵，喝酒吸毒找小姐……一位他采访过的矿工说，“我在井下带着头盔防范随时可能发生的死亡，你现在让我戴安全套，只是为了防范15年后可能出现的死亡，有必要吗？”

　　他也提到了世界杯。世界杯确实令南非受益良多，但这场酒神狂欢也让更多的人纵欲而暴露于病毒之前。对于“豪门盛宴”带来的这一层后果，他很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