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阅读了一些中亚文明与中亚腹地民族的书。几千年来，亚洲腹地民族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史，亚洲腹地的国际关系一度是欧亚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不过，遗憾的是，亚洲腹地民族绝大多数没有自己的文字，或者拥有自己的文字，后来又失传了，即使留存下来，对后人也有如天书。有的语言，现在也只局限在很小的学者圈子中，基本是死的语言。这就使后人研究该地区历史的时候，不得不借助其他拥有长期连贯文字记录国家的史料来补充，特别是中文史书中关于西域的记载。中亚游牧帝国史，落得这样的命运，可叹。

　　这使我不自觉地想到当下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如果我们稍作留意的话，会发现当下中国国际问题论著的引用和参考文献，除了中文的以外，绝大多数源自英文，即使是那些涉及如拉美、东南亚等国别和区域研究主题的论著，使用最多的也是英语文献。换句话说，我们很多情况下只是或只能利用英语文献，对英语和非英语国家展开国情研究。这就带来问题了。比如，英语国家价值观下产生的域外民族的研究成果，到底多少是想像多少是真实，多少是偏见多少是客观？以前有个有名的西方人类学家，在对一个土著民族做实地研究的时候，发现当地人吃一种树皮，他得出的结论是这里的人出现了饥荒。要不是一个懂土著语言的人戳穿说当地人吃树皮只是一种饮食习惯，或许后人仅凭这位人类学家留下的文献，真的就相信这个土著民族的消逝是因为发生了饥荒。吃树皮的误解还事小，假如英文研究成果带有严重的价值偏见，表现的远非研究对象的真实面貌，而我们却不自觉地依赖其去认识我们并不了解的非英语国家或地区，那长远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君不见，某电视台在利用BBC资料直播伊拉克战争时，我们的解说员就直接说出了“我们的战斗机（在英国军事基地）起飞了，飞向巴格达”这样的话。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除了过度依赖英语文献研究非英语国家和地区以外，还有一个与文献有关的问题，是中国研究的话语权也部分被英文文献主导。中国的许多问题由于我们自己不能、不敢和不为，其解释权部分落到了英文学术文献中。别人对中国的评级、民调、研究结论等，在中国的影响力似乎更大。所以，我们有时感叹为什么我们总是跟着别人的话题和话语走，其实与自己不能、不敢和不为也不无关系。一句话，中国还不是国际学术中心，中文还不是国际学术语言。

　　另外，我们现在有些制度，帮助强化了英语的霸权地位。听说有的大学的经济学系，几乎开始全盘使用美国大学的原版教材了；高校评职称不考过英语不能评教授；研究中国问题的国际会议要讲英语；还有，高校现在对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越来越重视，这等于将英语出版的学术论著在所有语种文献资源中拔到高人一等的地位。有的时候我想，我们一方面急迫地想争夺话语权，另一方面却又将自己的话语权生产机制拱手相让，丢给别人。本国语言的自主性都下降了，还如何说话，如何生产话语？

　　集体记忆是国家认同的关键，而学术研究承担着国家集体记忆上承下达的功能。说到底，一个国家的历史如果不被自己研究，而总是或整体或部分地被别人研究，被别人研究了然后自己居然还再接受别人的解释，那才叫事大，这个时候，这个国家还有什么资格谈文化主权，如何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呢？毕竟，一个连文字都消逝的民族的文明史，被后人任意裁剪和书写，也就罢了；一个活着的民族的历史进展，也成为别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那就可悲了。

　　十年前我在美国访学时，与小镇上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聊天。聊到人类语言沟通的困难时，他一脸认真地认为，英语会成为真正的世界语言，那时，人类的沟通障碍就没有了。最近，有一个词，叫Globish（全球语），是global（全球）和English（英语）组合出来的词。另据统计，互联网上绝大部分信息是以英语表达的。假如5000年后的世界只有英文，其他语言都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消失了，那么我们后人了解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他们一定认为，5000年前，世界上有一大批流氓和支持流氓的国家；1989年左右的世界，自由民主高歌猛进一统天下了；世界有个邪恶轴心；中国确实不负责任，难打交道；如此等等，读者尽可去想像。

　　“他们不能表达自己，必须通过别人来帮他表达。”真到了这地步，我们该作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