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公共外交，事不宜迟

　　文_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上海

　　最近日本在钓鱼岛挑起的风波，是日本一个新的执政团队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一个严重事件，也是两国公共外交的一次较量。日本媒体与政府一唱一和，“在全球范围刮起了一股淹没中国的浪潮”。

　　对中国而言，大抓公共外交，已经事不宜迟。

　　在中国，公共外交还是比较新鲜的概念，别说普通公众，就是一些大使级外交官也是最近才投身“公共外交的大潮”。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前驻法大使赵进军回忆，2008年回国后，在全国政协开会听赵启正讲公共外交才开始“琢磨、学习、领会这个东西”，之前“在法国没怎么感受到公共外交这件事”。

　　就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巴黎站，欧洲各地80后中国留学生自发汇聚巴黎护卫火炬传递活动，就是一起轰动全球的公共外交事件，他们挥舞着中国国旗，使得巴黎街头、广场形成一片红色的海洋。中国人有必要集体补上公共外交学这一课。

　　公共外交，不言而喻的抉择

　　细心的人们留意到，2009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要开展公共外交，这标志着公共外交正式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外交部部长杨洁篪第一次公开谈论公共外交。今年3月，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牵头创办了《公共外交通讯》(后更名《公共外交季刊》)，并自任总编辑。

　　“向世界说明中国”，这是赵启正的一句名言，如今，他的新梦想是，团结更多人来一起践行这个使命。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俞新天认为，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首先是帮助各国社会公众理解中国的现实状况、内外政策和未来趋向；长远来看，要让国际社会、公众社会相信、接受和支持中国的和平崛起，减少和消除对“中国富强必霸”的担心与恐惧。

　　赵启正在《公共外交通讯》创刊号上发文《中国登上公共外交世界舞台》，他首先解答“什么是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有一方是公众就是公共外交，公共外交的实质是公众参与的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三个层面，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媒体是主角。通过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从而能更有效地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的利益，表现本国的国际形象。

　　赵启正给出了中国为何要公共外交的四条理由。第一，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现在每年有1200万人出国(出境为4600万人)，而到中国来的外国人有2400万人，民众间的国际交往的接触面远远超过政府交往，这种交往是实实在在的文化的双向传播。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中国人向世界公民身份的转变，促使中国国民要肩负起和国际社会沟通的责任。第二，公共外交是促进西方扬弃冷战思维要做的功课。第三，中国要继续发展必需有良好的国际舆论。第四，对中国的不解、误解和偏见，既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他国。因此，“中国加强公共外交已经是不言而喻的选择了”。

　　1957年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中国公共外交也晚生，“使人可亲”如今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举个例子，中国人往往认为国际社会像自己一样不喜欢日本，因为日本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然而多次国际民调显示，日本的国际形象很是不错。今天，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是一个逆水行舟的局面。很多情况下，中国认为自己是在“行善积德”，而一些西方国家却认为中国是谋求私利之举。

　　中国非常有必要将一个被西方舆论戴上“扩张”、“唯利是图商人”等帽子的“老中国”，转变为一个“富强”、“合作共赢”、“不争霸”等新概念的“新中国”。赵启正说，“不能寄希望于西方媒体来公正客观地报道中国，更不能寄希望于他们主动填补早已存在的舆论鸿沟。”“中国的软实力必须要靠公共外交的提升，辅助政府外交，相辅相成。”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如是说。

　　新思维，新机制

　　10月，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察哈尔学会承办的“察哈尔公共外交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外交官、企业家、外交学者、中外媒体领袖等近百名嘉宾在一起反思中国公共外交，亦纷纷给中国公共外交出招。

　　前不久外交部出了一份公共外交战略报告，对公共外交的对象定位已经很清晰，一个是争取国外民意，一个是引导国内民意。从日本归国参与研讨会的日本侨报出版社总编辑段跃中说：“把他们拒之国门之外，在日本反响很大，这些青年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非常喜欢中国的青年，结果临出发的前几天，(突然)说你们别去了，为了你们的安全。”段说，如果让他们进来，确保了他们的安全，服务很好，将产生积极影响，等于打好了民意这张牌。

　　呼吁外交新思维的案例还有一起。据魏建国介绍，此前40多个非洲国家在南非举办的一个论坛上谈中国的事情，讨论中国在国外开采矿业到底对当地有没有利？参会者针锋相对，分为两派，一派说有利，一派说没有利，“唯独没有一个中国人参加这个会议”。这种场合，政府出面不方便，但企业家、学者、公民代表等非政府代表正合适。魏说，重要的是有中国人参加会议了，谈出你的想法，人家就很重视你，你就代表一个国家。

　　从官方来看，公共外交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总架构和公共外交网还没搭好。2008年，外交部成立公众外交处，“处级单位建立了”；2009年胡锦涛第一次提出公共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外交部将“公众外交处”更名为公共外交办公室。2010年全国“两会”后，外交部成立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外交学院院长赵进军有幸成为咨询委员。赵进军说：“外交部非常重视(公共外交)，而且杨洁篪外长也向驻外的大使们提出了要求，公共外交越来越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新的拓展方向。”

　　魏建国则进一步提议，在中央层面成立一个“公共外交领导小组”，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为主体，统筹各方公共外交活动。此外，魏建国还提议建立一个中国的公共外交基金，以资助企业、NGO、社会精英进行公共外交活动。段跃中立即附议：“现在我们在海外搞，最头疼没有钱，在海外有点子，有很好的方案，就是没有国家的基金的资助。”吴寄南补充说，找一个退下来的大使做理事长，这样操作就少一点政府的色彩，通过这个基金可以把政府资金、民间资金整合起来做事，比如可以资助全世界的中国研究，创造条件让全世界的学者到中国来进修、调研，“应该到一个机制化、制度化的时候了”。

　　在研讨会现场，几乎没有人反对赵启正提出的“政府是主导”的阶段性论断，赵启正还提出，对政府而言，要对政府官员开展公共外交教育，尤其是涉外机会多的领域的工作人员和大城市的社区干部。不过，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也提醒大家，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政府部门是公共外交的发起者和支持者，非政府组织是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以市场化方式与政府组织合作，已经成为公共外交的国际惯例。

　　公共外交必须区别于政府外交，否则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起不了作用。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公共外交历程来看，经历了“政府主导，民间参与—民间主导、政府支持—民间主动出击”这样三个阶段，蹒跚学步的中国公共外交显然还处在第一阶段。参会的韩国企业家千辰焕介绍说，韩国公共外交开始的时候，跟中国一样，由外交部推动公共外交，后来慢慢变成以民间为主的活动。“我希望中国也是，在除了官方以外，民间(也有)这方面的活动，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千辰焕说。

　　“国际对话不只是政府间的对话，也需要各国民众间的对话。”韩方明说。

　　公民社会是必备条件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除了上百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外，参加会议的各国专家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人数超过1.5万人，前往采访报道的各国记者达5000人。再以达沃斯第40届世界经济论坛为例，出席人员除了政府首脑和政界人士外，还有知名企业的领袖、著名经济学家和科学家等约2500人。这让我们看到，政府、地区、国际组织领导人和他们之外的各界组织和人士都是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角。

　　韩方明认为，中国公共外交的目标受众，核心层是外国议会及议员，各国政党组织及成员，国际组织及成员；主体层是对外国政府政策制定有影响力的大型跨国公司、传媒集团、思想库等非政府组织；外围层是外国一般公众。那么，具体怎么对他们开展公共外交呢？韩方明提议：选择值得信任、有实力的国内外非政府组织，采取市场化方式，开展咨询顾问、委托代理、项目合作和战略合作等不同形式的合作，实现公共外交的既定目的。

　　比较典型的成功的例子是，1923年法国外交部成立“法国艺术活动协会”，由这个非政府组织承担起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使命。近80年来，法国的文化外交富有成效，正如《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指出的：“法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总是远远超过人们对于这么一个仅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4%的国家可能寄予的期望。”英国也有一个文化协会，在中国以“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的名义开展中英文化交流活动，最近这几年它力推“社会企业”理念，邀请英国社会企业家来华培训中国学员，说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提供社会问题解难方案，实质是一种公共外交活动，博取中国公众对英国的好感。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王义桅亦指出，公共外交要去赢得国外人心，政府不能包办，应隐化角色，以本国公民社会出面，与外国公民社会“对等接触”，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其潜在逻辑是该国政府以成熟的公民社会为支撑”。

　　“中国公共外交的困境是，不仅公民社会尚未发育成熟，导致西方媒体动辄将中国国民的爱国主义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另外王义桅观察到，一些中国驻外大使馆为了“使政治上更有影响力”，便采取政府包办公共外交的做法，依赖驻外使领馆做当地国家民众的工作，且往往习惯做熟悉人的工作，疏远反对派。外交理念是对上级负责，甚至做给国内看，不从事基础的市场调查，或不敢外包给专业公司操作，这样就只能培育出公关、救火式的公共外交了。

　　在提交“察哈尔公共外交研讨会”的论文中，王义桅提出中国公共外交“三化论”，一曰市场化，“西方人对政府普遍不信任，这导致公共外交中政府出面的不便”；二曰社会化，“建构公民社会平等对话机制，以精英带动民众，以民众推动精英”；三曰国际化，这是呼应了赵启正提出的“中国人向世界公民身份的转变”这一基本判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就认为，公众与外交的冲突成就了公共外交，“民主化、公民社会的发展、全球化，外交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影响”。

　　台北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郑又平指出，今日全球化与通讯革命技术突破的环境中，参与国际事务的行为者已不限于政府机构和职业外交官的小范畴，各种非政府的民间社会参与者如雨后春笋冒出，NGO、慈善机构、民间团体、宗教组织、企业、媒体人、网络玩家、娱乐体育明星……不胜枚举。按郑又平的观察，中国大陆社会正处在公民社会开始茁壮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开始在意自己以及所处的群体、社会和国家的声誉和地位，关切自己国家在外面的形象。

　　“未来10年、20年，中国社会将产生巨大的能量，来自数以千计、万计的各种民间团体、组织将成为公共外交的主要力量之一。一个越来越成熟的中国社会，不只是企业走出去，而是整个社会走出去。中国有超过13亿人口，当人们的财富逐渐增长，教育水平逐渐提高，越来越关切外在世界的时候，中国民间在公共外交领域产生的巨大动能是难以估量的。”郑又平乐观展望。

　　“一个蓬勃的、有朝气的、有动能的民间社会，自发地与国际接轨，这对于个人、群体、政府乃至国家，都是健康的。”郑又平又说，“公共外交最重要的资产，不是钞票，不是科技，不是预算，也不是所谓组织，而是人的素质。”

　　用赵启正的话来说，“良好的文明习惯是做好公共外交的基石”，他说这更是民族进步的自我需要，是一种“文明的升华”。赵启正将公共外交视为“一个了不起的跨文化交流的大工程”，“它是一种软力量的表达，这种表达往往是比较柔和的、直截了当的和容易被理解的”。

　　人人如此知公共外交，则中国公共外交晚生也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