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认为，突尼斯和埃及事件反映了阿拉伯世界的深刻社会变化，发动抗议运动的主要是后伊斯兰主义的一代。他们并不把伊斯兰视为一种能够建立更好秩序的政治意识形态。最近30年来阿拉伯世界的重新伊斯兰化并不等同于政治激进化

　　法国《世界报》网站2月12日文章：后伊斯兰主义革命

　　欧洲透过30多年前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旧栅栏打量埃及的人民起义。因此，欧洲预料北非将发生伊斯兰主义运动，穆斯林兄弟会或类似的地区组织，将入主政府或者将准备夺权。但穆斯林兄弟会的慎重和实用主义令人吃惊和不安：伊斯兰主义者哪里去了？

　　后伊斯兰主义一代

　　如果观察一下那些发动这场运动的人，就会发现他们是后伊斯兰主义的一代。上世纪70和80年代的重大革命运动，对他们来说是属于父辈的陈旧历史。这个新的一代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他们没有像上世纪80年代末阿尔及利亚的先辈那样呼吁伊斯兰。他们首先表达的是对腐败独裁的厌弃和民主要求。显然，这并不是说示威者是世俗的，而只是说他们不把伊斯兰视为一种能够建立更好秩序的政治意识形态。

　　这一代人是多元的，毫无疑问是因为他们更加个人主义。社会学研究表明，这一代人相比以前受到了更好的教育，更多生活在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小家庭环境中，孩子更少，但同时面临失业或社会地位下降。他们掌握更多资讯，往往拥有现代通信手段，能够互相连接成为一个个人对个人的网络，而不需要以政党为媒介。年轻人知道伊斯兰主义政权会变成独裁。他们或许是信徒，但却把宗教与政治要求分开：在这个意义上，这场运动是“世俗”的，因为它分清了宗教和政治。宗教活动个人化了。

　　示威者首先是要求尊严和“尊重”：这个口号出自上世纪90年代末的阿尔及利亚。他们依靠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但他们今日要求的民主不再是舶来品，与2003年布什政府进行的民主推销完全不同，由于后者没有政治合法性并与军事干涉联系在一起，所以不被接受。

　　重新伊斯兰化不等于激进化

　　相信伊斯兰是一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人，我们称之为伊斯兰主义者。其中最激进者跑去参加国际圣战。“基地”组织的宣传试图把这场运动称为整个穆斯林社会反对西方压迫的先锋，但这行不通。“基地”组织从没有用心在穆斯林社会内部建立政治结构。再者，“基地”组织主要在西方活动，或者针对西方目标，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有一种错觉是把最近30年来似乎在阿拉伯世界社会上发生的广泛的重新伊斯兰化与政治激进化联系在一起。虽然阿拉伯社会看起来比30年或40年前更加伊斯兰化，但如何解释当前的示威中缺乏伊斯兰口号的问题呢？这是伊斯兰化的悖论：它很大程度上让伊斯兰脱离了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重新伊斯兰化(佩戴头巾、清真寺数量、教士人数增长、宗教电视频道)与激进伊斯兰主义者无关。总之，伊斯兰主义者丢掉了上世纪80年代在公共空间中对宗教话语权的垄断。

　　重新伊斯兰化导致宗教标识的普遍化和非政治化：当一切都是宗教时，就没有任何东西是宗教了。西方眼中的重新伊斯兰化的绿色大潮最终只是一种庸俗化：所有都变得伊斯兰化了，从快餐到女性时尚。但虔诚形式也个人化了：人们构建自己的信仰，寻找讲授自我实现的教士，对伊斯兰乌托邦不再感兴趣。

　　穆斯林兄弟会发生变化

　　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仿效者是伊斯兰主义政治运动的代表。穆斯林兄弟会发生了很大变化。首要原因无疑是失败的经验，包括是虚假的胜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和真正的失败(各方对它的镇压)。新一代激进分子和突尼斯伊斯兰领导人拉希德·加努希等老一代人从中吸取教训。他们明白，在革命之后企图夺权会导致内战或独裁。他们对本国社会非常了解，明白意识形态无足轻重。他们还从土耳其模式中吸取教训：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能够融合民主、选举胜利、经济发展、民族独立和促进伊斯兰价值观。

　　穆斯林兄弟会无法带来新的经济和社会模式。他们在道德风俗上趋于保守，但在经济上主张自由。这无疑是最重要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伊斯兰主义者(尤其是什叶派)声称捍卫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并鼓吹经济国有化、重新分配财富。如今，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赞成穆巴拉克进行的农业改革，重新赋予地主提高地租和辞退佃户的权利。

　　伊斯兰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化同样是民主的利好：由于无法进行伊斯兰革命，他们被迫与其他政治力量和解、妥协和联合。今天的问题不再是弄清独裁政权是不是抵御伊斯兰主义的最好堡垒。伊斯兰主义者成为民主游戏的参与者。

　　由于反叛的一代不再寻求在政治上结成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因此将成为改变的关键。反叛止步于抗议，而没有宣告一种新型政权。另一方面，阿拉伯社会仍然比较保守；经济自由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期望政治稳定：他们首先反对独裁政权的掠夺性质。突尼斯与埃及之间的对比很有说服力。在突尼斯，本·阿里集团拒绝分享政权和财富，因而削弱了所有潜在的盟友：商人阶层整体遭到这个家族不断地诈骗，军队被排斥在政治之外，更被排斥在财富分配之外：突尼斯军队很穷；它甚至希望建立民主制度，这将给它带来更高的预算。然而在埃及，政权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军队不仅与政权结合，也参与经济管理和分红。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民主要求都撞上了各国政权靠收买政策建立起来的根深蒂固的社会网络。

　　当前的事件反映了阿拉伯世界的深刻社会变化。这些变化很早就开始了，但它们被西方对中东的刻板印象所遮盖。(作者意大利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教授奥利维耶·鲁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