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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迪伦:摇滚之魂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01日10:50  南方人物周刊
2010年2月9日,白宫纪念美国民权运动的音乐会,迪伦(左)和美国总统奥巴马握手.jpg 2010年2月9日,白宫纪念美国民权运动的音乐会,迪伦(左)和美国总统奥巴马握手.jpg

鲍勃·迪伦(右)和“民谣皇后”琼•贝兹 鲍勃·迪伦(右)和“民谣皇后”琼•贝兹

鲍勃·迪伦 鲍勃·迪伦

  自迪伦始,歌词的深刻寓意与音乐本身变得同等重要,他的歌形塑了工业化国家整整一代人的敏感性, 这位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民谣乐手影响的音乐人遍布全球,尼尔·杨,约翰·列侬,罗大佑……

  本刊记者  李乃清

  人们都疯了/时代真奇怪/我被牢牢锁住/远在射程之外……一切已今非昔比

  (《今非昔比》)

  在许多人心里,鲍勃·迪伦(BobDylan)约等于60年代的抗议歌手和那首《随风而逝》,但若真是这样,他就不是迪伦了——“最重要的,是置身险境去了解事物。”

  创作半个多世纪,迪伦不断改变面貌,也因坚持创新,历经种种质疑。60年代他以民谣诗人形象深植人心,但却拒绝被标签;他决定给吉他插电、高唱摇滚时,被人指为叛徒;70年代成为基督徒、发行福音专辑时,又遭昔日歌迷嘲弄;冲破80年代的低迷期,他又重出江湖,近年转向布鲁斯、蓝草风格,神秘地回归到一个更自由的广阔天地……比起仅供乐迷膜拜、凭吊的“活化石”,他更是不断生长的活神话,诚如他在歌里所唱——“人若不顾念重生,就是自寻死路。”

  1988年,迪伦入选摇滚名人堂,同年展开全球巡演,自此每年唱上百场,从学校礼堂到国家级体育馆,从赌城到梵蒂冈,曲目从未重复,编曲、表演不停翻新。关于这场史上持续最久的巡演,人称“永无尽头的巡演”(The Never Ending Tour)。迪伦对这称呼却不领情,“世间没什么是Never Ending的,想唱就唱,哪天不想唱就不唱了。”

  4月初,年近古稀的迪伦将来华巡演,是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对于这场(迪伦自称)“将集简单与虚幻于一身”的演出,人们盼着亲赴现场,“见证传奇”。

  比起大陆过去来自文本的符号化解读,台湾60年代的文艺界倒是直接浸染于迪伦的歌声中,林怀民最初的小说《蝉》中有他的歌;余光中效仿他的《随风而逝》,写下名作《江湖上》;赖声川当年驻唱时也爱唱迪伦的歌;如果没有迪伦,恐怕也没有杨弦以诗入歌的改编,台湾“民歌运动”便失去了起点;罗大佑的书架上竖着厚厚的《鲍勃·迪伦歌词集》;受迪伦影响,陈升在自己的歌里也吹起了口琴,并曾表示——“对我们来说,迪伦是神……”

  1968年,全球都在风雨飘摇中激动不已的年代,迪伦则隐退农村,在音乐和《圣经》中重新思考人生,“反正我是个局外人,当年我以局外人身份出现,现在我更是个局外人。”

  去年2月,白宫举行了一场纪念美国民权运动的音乐会,迪伦受邀献唱《时代变了》,他既不参加排练,也不和总统夫妇合影,演完就匆匆离开。对他而言,“政治就是娱乐,就是场运动会,是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西装革履的有钱人预备的。”

  尽管迪伦不买政治家的账,现任总统倒是他的忠实粉丝,奥巴马称,迪伦的歌在他iPod上播放率极高。“我不知道奥巴马可否当好总统,也许他能做到自己所期望的最好。”迪伦的点评颇具意味,“大多数总统就职时都有最好的意愿,最后却灰溜溜地下了台,例如约翰逊、尼克松、克林顿……以及杜鲁门,好比他们飞得离太阳太近,结果就被烧死了。”

  1997年春天,迪伦心脏遭细菌感染,大病了一场,“我都以为要去见猫王了。”然而这场病,似乎把他此前的低迷一扫而空——9月发行新专辑《被遗忘的时光》,拿下格莱美奖年度专辑;2001年又以《今非昔比》拿下奥斯卡电影歌曲奖(此后小金人就陪着他四处巡演),随后3张专辑《爱与窃》(2001)、《摩登时代》(2006)、《共度人生》(2009)不但大获好评,后两张更攻下全美专辑榜首,《滚石》杂志编辑评价道:“迪伦自从1968年专辑《约翰·韦斯利·哈丁》之后就没如此‘活泼’过。”

  人们看到,一个永不停航的摇滚信徒,踏上了“重攀巅峰”的征程。

  2004年,迪伦的自传《像一块滚石》出版,登上《纽约时报》年度榜,还被提名美国国家图书奖,媒体将其与《在路上》相提并论,赞其写作手法直追普鲁斯特……迪伦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音乐人。2007年,普利策将特殊贡献奖献给他——尽管大家公认“迪伦不需要普利策,是普利策需要他”。

  前阵第53届格莱美颁奖礼上,迪伦受邀登台,歌唱了半个多世纪,那被酒浸过被烟熏过被风吹过的声喉干枯得吓人,倒也散发出老当益壮的舞台魅力,老迪伦表情冷漠,里面的魂却是热的。

  “回望过去,我受的大部分影响可能让人觉得很怪异,我迷恋那些巡回演出的团体:蓝草音乐歌手、表演套索杂耍的黑人牛仔、欧洲小姐、卡西莫多、长胡子的女人、人妖、畸形、驼背、非洲侏儒、吞火的人、教师和布道者、布鲁斯歌手……我喜欢接近这些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尊严与自由,还有公民权和人权,以及怎样保持自我。”

  这些岁月的变容,宛如历经一长串的梦境,怪不得迪伦把“Forever Young”(青春永驻)唱得那么吃力又感伤,如果你翻出那些老照片,他一定狡猾地说——《I'm Not There》(《我不在那儿》,2007年的迪伦传记电影)。

  是啊,他根本“不在那儿”——他已奔得更远。

  诗篇:“暴雨将至”

  人要经过多少修途,才能成为真正的男子汉?山要屹立几年,才会溶入大海?人要多少次昂首,才能面对苍天?究竟要有几只耳朵,才能听见人民的哭喊?人要活多久,才能重获自由?……答案啊,飘在茫茫的风中。

  21岁时,迪伦已写下平生最著名的歌曲,一连问了12个没人能答上的问题。

  许多人看来,他把民谣变为犀利的抗议诗和揭示现实的寓言诗,写出了60年代,甚至整个音乐史上最伟大的数首诗篇。

  1961年2月,19岁的迪伦背着吉他和破旧皮箱,从白雪冰封的明尼苏达来到纽约格林威治村:这里不仅是全球民谣的中心,也是各种前卫艺术恣意串门子的地方,画家在“哇?”咖啡馆听着音乐,歌手和诗人在“煤气灯”酒馆的地下室轮番吟唱……自明尼苏达辍学而来的迪伦,比“村子”里任何人都用功,除了扒带子学习民谣,他在酒馆中吸收各种音乐精华,热衷费里尼和其他欧洲电影,在咖啡馆中倾听社会主义者激辩革命道路,在朋友家书房阅读大量魏尔仑和兰波的诗作,并和女友终日埋藏在剧场和博物馆中。

  “我看到的杰出艺人都有个共通点,他们的眼神仿佛在说——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我想成为那样的表演者!”

  来“村子”之前,迪伦已熟读左翼民谣之父伍迪·格斯瑞的传记,爱上他流浪者的形象,还有用吉他“这个机器杀死法西斯分子”的精神。他来纽约寻找伍迪,去新泽西的医院探望病重的伍迪,唱歌给他听,并为他写下一首《给伍迪的歌》。“伍迪是个激进分子,而我想成为那样的人。”然而,很快有乐界人士点醒他,纯粹模仿毫无意义。

  事实上,迪伦的背景与工人出身的伍迪差距甚远。迪伦从小就等待成名,离家后一路寻找凯鲁亚克《在路上》中五光十色的大城市,但伍迪则经历过粗砺的土地风霜、流过血汗。迪伦所在的各种文艺场所,更多的是波西米亚社群……他们和享乐主义的亲密关系更甚于社会主义的引力,这确乎预示着迪伦的创作路线,他的波西米亚性格与左派养分,即将交织出奇异的花朵。

  “我唱的民歌绝对不容易入耳,它们并不友善,也不圆润滑顺……歌曲对我来说远不只是轻松的娱乐而已。歌曲是我的导师,它们引领我,带我到另一种对现实的意识,带我到某个不一样的共和国,某个解放了的共和国……一个‘看不到的共和国’。”

  来纽约不到一年,迪伦就被曾发掘出诸多巨星的传奇制作人哈蒙德签下唱片合约。1962年3月,他在首张同名专辑《鲍勃·迪伦》中录下多首传统民歌,但没引起太大回响。

  然而他像海绵一样地吸收各种养分,大量创作并演唱,独特的风格逐渐成熟。人们说,“看着迪伦走上舞台,他是查理·卓别林,他是迪伦·托马斯(诗人),他说话像伍迪……”

  1963年5月,专辑《自由放任的迪伦》出版,宛如一颗原子弹坠落在60年代初的骚动之夏,这种全新的声音,结合了艾伦·金斯堡的诗歌想象与伍迪对现实的音乐态度,重新书写了抗议歌曲。专辑发表两个月后的新港民谣节上,一直为民权而巡回演唱的“自由歌手”、彼得·西格和“民谣皇后”琼·贝兹,在音乐节的最后一夜合唱了《随风而逝》。

  一个月后,1963年8月28日,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了几十万人的民权大游行,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撼动世界的《我有一个梦想》,迪伦和多位著名歌手在此生最浩大的场面一起大合唱了《随风而逝》,这首歌成了民权运动的国歌。

  金斯堡说,迪伦是最棒的诗人。

  “我从印度回到美国西岸那会儿,有人给我放了张唱片,当我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我哭了出来。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我被他的修辞镇住了,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憾动人心。”

  迪伦写下这首歌的时间与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刻相近。7座悲伤的森林、12片垂死的海洋、被狼群包围的婴儿、不断滴血的树枝、上千个没有舌头却仍在讲话的人……一系列叫人喘不过气来的超现实象征,撕开一部核战过后的黑暗启示录。迪伦深信,“这首歌的浓密意象,足以让每句话都成为一首歌。”尽管当时大规模反战运动尚未开始,迪伦却已写下20世纪后半页最响亮的反战歌曲。

  1963年12月,迪伦获颁一个人权奖,获得左翼和自由派对他最大的肯定,这个20刚出头的毛头小伙上台领奖时,显得非常不自在:“我没带吉他,但我可以讲话,我代表前往古巴的士兵,谢谢你们颁这个奖,那些士兵都很年轻,我经过多年才成为年轻人,而今我真为此感到骄傲。今晚每个人头上都盖着茂盛的头发,这让我觉得你们也还年轻,一切都在蓬勃生长。”随后他开始半调侃起来,“老人头发掉光时,他们就该下台。我看低那些统治我的人,他们为我制定规则,却都顶上无毛,这令我愤怒。对我而言,再没黑白人种、左右党派之分,只有上和下,向下非常接近大地,我只想奋力向上,全然忘记政治这样的琐事。”

  这番醉意表述,让大伙惊讶且愤怒——原来迪伦不是那种训练有素的乖宝宝,他大胆反抗,声明自己不是政治诗人,也不是什么左翼仆人,而是个独立的吟游诗人。

  1964年1月新专辑《时代变了》问世,黑白封面上,迪伦眉头紧蹙,向下冷冷睨视,仿佛要用凌厉的目光杀死世间一切的罪恶和不义。人们纷纷在墙上挂起这张苍郁的面孔,一个反叛力量的鲜明代表,正挺立在混浊的时代洪流中。

  你最好赶快开始奋力往前泅泳/否则你就会如大石般沉落海里

  同名歌曲中,迪伦警告父母,不要批评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儿女已不为你所掌控;他警告政客,要倾听人们的呐喊;他大声宣告,时代正快速变迁,没人能挡住历史前进的步伐,迪伦很清楚:“我想要写出一首伟大的歌曲,一种主题性的歌。”

  迪伦召唤人们向新时代起义,他自己也开始了冒险之路,专辑末尾,他通过一首《不平静的告别》透露了出走意图:离开刚登上的“民谣之王”宝座,向一个新的方向前进。

  几月后发行的《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专辑中,他嘲讽自己过去的投入(《我的过去》),也质疑运动本身(《给罗曼那》)——对歌中献身民权运动的女子说,你被骗了;在《自由的钟声》中,迪伦第一次跳出为某个特定阶层写歌的框框而关注个人的尊严,录完这首歌,他解释道:“看看四周,人们把责任推给枪炮和炸弹这些杀人武器,可这个题材已变得越来越无聊,世界所面临的真正危机比炸弹更深层……我不属于运动的一部分。”

  迪伦已受够了“抗议歌手”的标签,甚至反感贝兹要他出面“担当一整个世代的良心”。——“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

  “犹大!”

  ——你不再唱抗议歌曲了?

  ——谁说的?我所有的歌都是抗议歌曲,我的工作就是抗议!

  1964年初,迪伦早已露出不安现状的苗头,“我常问自己:你会去听迪伦的演唱吗?一个人,一把吉他,一架口琴,太单调了!”

  那时,从伦敦飞抵纽约的“披头士”已正式“入侵”美国流行乐市场,每到一处,他们便受到女孩们夹道围堵,再大功率的音响都会被尖叫声所淹没。

  列侬很想见见迪伦,在一名记者的撮合下,迪伦到了“披头士”的演出现场,歌迷们几近疯癫的反应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演出结束后,他来到“披头士”下榻的酒店。

  “我们有Speed(安非他命,当时服用这种兴奋剂算是合法的),”他们中有人随口说道。

  “我可不用人工合成的东西,”迪伦语气很坚决,“不过,你们要想尝尝地上种出来的天然产物,我这儿倒有。”

  4个大男孩面面相觑,他们很久没有这种低人一等的感觉了,迪伦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烟叶,卷了根纸烟递给大伙儿,没多久,整屋子的人都大笑起来……就这样,欧美音乐史上两巨头的首次会面在大麻引发的笑声中过去了。列侬因迪伦一句“你们的歌词空洞无物”开始重视起创作的深度;迪伦呢?他第二天就租了把电吉他,回家摆弄起来。

  1965年春,迪伦的新专辑《席卷而归》出版,人们发现,《时代变了》封面上那个穿粗布衬衫的“抗议歌手”全然不见影踪,身着西装的迪伦怀里抱着他心爱的宠物——一只名叫“滚石”的长毛猫,背后则斜倚着一位红衣少妇,正以完美的手势捏着一根香烟,整张照片流淌着暧昧的小资情调。

  “不要跟随领袖/当心你的停车计时表……不听气象预报/你也知道风往哪里吹。”首曲《地下乡愁蓝调》,迪伦机关枪似地吐出所有挑衅、俏皮的歌词,伴着强烈的摇滚乐把听众震个措手不及……《席卷而归》可谓迪伦打造“民谣摇滚”的初步尝试,这是他首张销量过百万的唱片,在“披头士”的家乡还登上了英国排行榜首位,榜单前10位中还包括他的前两张专辑。至此,迪伦已迈入摇滚明星的行列。

  1965年7月,迪伦披着时髦的黑色皮夹克,出现在新港民谣节的舞台上,身后是一支事后很快就被他抛弃的五人乐队,他用自己最沙哑的嗓音,唱起那种在很多人看来意味着堕落与谎言的电子噪音,气得民谣前辈彼得·西格差点用斧头劈掉电源线。

  带着一切记忆与命运/潜入波涛之下/明天来到之前/且让我把今日忘怀(《铃鼓先生》)

  在各种软硬毒品的作用下,迪伦拼命工作,他常常深夜坐在打字机前,叼着烟,噼里啪啦敲下一行行充满晦涩意象的诗句。插电事件后,很快他又推出了自称最满意的《重访61号公路》,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迪伦被后来诸多崇拜者捧上了神坛。1966年春,花哨迷人的《美女如云》(双唱片合集)把那个民谣运动的灵魂彻底抹去。

  人们难以相信,那个唱着《上帝在我们这边》、光明昂扬的民谣诗人,转身成为摇滚客,坠入另一个黑暗嚣烈的世界,花不完的钱,睡不完的姑娘,还有嗑不完的药……纪录片《别回头看》记录了这一时期的迪伦:极瘦、神经质、脸色惨白如厉鬼,但却high得不行。

  民愤愈积愈烈,最后在1966年5月27日伦敦皇家艾伯特大厅彻底爆发。

  “犹大!”

  观众席里迸出个尖音,周围人拍手叫好,随即掀起一片嘘声。

  迪伦的身子畏缩了一下,他顿了顿,走上前冷冷回应道:“我不相信你。”那人的诅咒还在大厅回响,好似一场蓄谋已久的“审判”……迪伦握紧那柄Fender Telecaster(电吉他),一股郁气翻腾而上,他歇斯底里怒吼道——“你是个骗子!”

  前奏响起,“老兄,别这样。”一位乐手害怕场面失控,轻声提醒道。

  迪伦回转身,对乐队喊道:“TMD把音乐玩到最大!”然后猛一跺脚,重重地刷下吉他,狂风骤起,地裂山崩,歌词在颤栗:浮华的过去、荒诞的现实、彻底的背叛,整个世代的沉沦……音场澎湃,发出振聋发聩的警报,直到那股被压抑的愤慨——Ahhh!How does itFEEEEEL?

  那是种什么感觉?/你孤立无援/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块滚石……

  当时在台下叫骂的观众或许没想到,这首长达6分多钟的《像一块滚石》,将隐喻堆叠进电声,最后横亘为摇滚史上的里程碑。

  演出结束,迪伦只说了句“谢谢”,便和乐队匆匆离开舞台,和先前一样,没有返场,也没有谢幕——1965年秋至1966年夏、从美国到英国巡演的每场演出,迪伦都在对抗台下的叫嚣,对抗人们对被背叛的愤怒与对未知的惶恐,正如他在《瘦子之歌》中所唱的:某件事正在发生,但你对此一无所知……

  结束长达9个月的巡演,迪伦已筋疲力尽,只想躲回伍德斯托克乡间,和新婚妻子好好过日子。然而,7月29日的明媚午后,他骑的那辆“凯旋牌”摩托没能凯旋,车子后轮突然卡死,车身在路上滚了数圈。据说,迪伦整个人被抛向空中,脑袋着地,颈骨开裂……此后17个月,他从地球表面消失了,死亡的传闻四处流窜……

  广为流传的,还有一批神秘的“靴子腿”(bootleg)私录唱片,算是成就了早期盗版行业。隐居期间,迪伦和乐队在乡间一幢粉色大房子的地下室即兴玩音乐,录制了大约100首老歌和原创新作,其中14首新歌被制成《地下室录音带》,《你无处可去》、《太多微不足道的事》等歌曲被PPM和“飞鸟”等唱红。迪伦转向乡村摇滚的乐风,还影响了“西蒙与加芬克尔”、“老鹰”乃至REM等团体,甚至渗透到90年代的另类乡村摇滚。

  1975年,当年地下录音室中诞生的若干作品正式发行,一举登上排行榜前10名,其中包括《愤怒之泪》、《我终将获释》、《百万美元狂欢》等名作。有乐评说,这些流淌着草根气息与超现实意象的歌曲,“仿佛在妓院与忏悔室之间徘徊”。事实上,迪伦真成了基督徒,并发行过3张福音专辑,昔日歌迷嘲弄道,“你不是说‘答案在风中’?这下你找到答案了。”即便如此,无人能阻止他夺下格莱美奖的最佳摇滚歌手。

  雅歌:那些“钻石与锈迹”

  “在我的歌里,痛苦确实是爱情不可少的一部分。痛苦、性、谋杀、家庭,它们都有一席之地,当然还有仁慈、荣誉、宽容,这些也都包括在内。”——迪伦

  今年2月24日,67岁的苏珊·罗托洛因肺癌辞世。

  上世纪60年代初,这个昵称苏西的姑娘,见证了迪伦从默默无闻到横扫歌坛的过程。

  “她是我见过最性感的尤物!”1961年,17岁的苏西初识迪伦,令他昏眩,“以前丘比特之箭曾从我的耳边飞过,这次它直接射中了我的心,把我拖进爱的深渊。”

  当时迪伦刚到纽约,还常在朋友家蹭睡,1962年夏,苏西远赴意大利进修,饱受相思之苦的迪伦为她写下多首情歌,“我曾爱上一个女人,她就像个孩子,我给她我的心,但她还要我的灵魂。”苏西回纽约后,这对小情侣住进了西四街161号公寓,他们勾着手相依走在雪后的街道上,这帧温馨的照片很快成为新出炉的专辑封面。

  “那天非常冷,鲍勃为了卖帅,一定要穿这件夹克上街,没走几步就冻得全身哆嗦。”2009年,苏西在其新出版的回忆录《放任自流的时光:追忆60年代的格林威治村》中写道:“他穿的夹克非常薄,因为形象就是一切。我们的公寓很冷,所以我穿自己的毛衣,再套一件他的厚毛衣,然后才穿上大衣,我觉得自己活像一根意大利香肠,看上去很肥。”

  苏西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当年她也积极参与民权运动,政治意识深深影响了迪伦。“我当时在种族平等促进会工作,时常有人打来电话,‘天哪,某某被打成烂泥,某某进了医院’。”苏西把黑人艾米特·提尔由于朝白人妇女吹口哨而被殴打致死的事件讲给迪伦听,成就了他的早期名作《提尔之死》。“那是个充满创伤的时代,世界很疯狂……你不能对外头的世界视而不见,我想鲍勃也有这种感觉。”

  然而,随着迪伦名气俱增,他和贝兹愈发亲密,苏西最终决定分手。“我再也不能应付压力、流言、真相、谎言这些围绕在鲍勃周围的东西。我找不到自己的空间,处境危险且容易受伤。”多年来,苏西避论迪伦,直至两年前回忆录出版,人们才得知她曾动过流产手术,拿掉了迪伦的孩子,那年她才19岁。

  “他是我见过最复杂的人,一开始我以为我搞懂了这人,事实并没有。我放弃了,我不知道他想什么,只晓得他曾给过我们什么。”几十年后,贝兹在纪录片《归乡无路》中不无感伤地回忆道。

  当年,迪伦与贝兹共巡演、同游行,一个麦克,两把吉他,吟游诗人的旷世歌词、民主女战士的天籁嗓音,两人在几十万人的簇拥中合唱《随风而逝》,成为那代人最灼热的记忆。“那时我们真的很年轻,两个人都有点婴儿肥。鲍勃就像个穷苦孩子,即使没什么母性特质的女人,也会因他激发出母性本能。后来他搬来和我一起住,他总是站着沉思,用打字机写歌,然后问我,你觉得这个如何?我仔细读一遍,把我对歌词的理解告诉他,他说:真TM好!你看着吧,几年后,其他那些混蛋,会开始学写我的这些狗屁东西!”

  众所周知,迪伦后来脱离了民谣阵营,他与贝兹的这段传奇姐弟恋也画上了句点。贝兹回忆道:“越战时政治拉力很强,我认为我们两个可以合作,但他好像说:我们应该去卡内基音乐厅……他说他想做他的音乐,但我还想做别的事情,当然,我很失望。”

  “不再回头”的迪伦,曾对贝兹表示——“你相信你可以改变世界,而我知道没人可以真正改变世界。”分道扬镳后,贝兹继续投身人道主义运动,60年代中创立非暴力学习协会,曾因参加反战集会两次入狱,1979年创立国际人权社。“这些年,我去游行、静坐、集会或坐牢,很多人会问,鲍勃来吗?我说,他从没来过,白痴!你何时才明白?或许永远也不懂!”

  1966年初,迪伦录制了一首11分多钟的《低地愁容女士》,足足5段歌词,表达他对新婚妻子莎拉的绵绵爱意。1965年11月22日,他与这位眼神忧伤的苏格兰美女秘密结婚,此后12年间两人育有4个孩子。

  莎拉,莎拉!你是我无暇的天使,我今生的挚爱/莎拉,莎拉!你是最闪亮的宝石,我神秘的妻子……生病时你的陪伴,使我坚强……莎拉,噢,莎拉!请不要离开我,永远别走……

  1975年,迪伦与乐队的合作愈发频繁,引起莎拉的不满,两人感情出现危机,迪伦写下这首深情的《莎拉》,试图挽回妻子。他在歌中回忆“孩子们在沙滩玩耍”的天伦之乐,句句充满对妻子的依恋,然而,两人的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迪伦很少演唱这首歌,连其乐队成员也是1976年莎拉出席时才听到他现场演唱,口琴声响起,他的低吟与嘶吼,好似把自己的伤口赤裸裸展现在你面前,令人心碎。

  就在同一年,贝兹以当年与迪伦的情谊为主轴,谱下一曲经典的《钻石与锈迹》。

  哦!该死!你的阴霾重现……听着一个几光年前熟悉的声音/我头晕目眩,直坠深渊……十年前我曾给你买了袖扣/你也有所回赠/我们都清楚回忆能带来什么/只剩钻石与锈迹……

  贝兹的唱腔百转千回,传递出难言的爱恨交织,齐豫曾解读:“钻石是他们闪光和坚定的过往,铁锈是时间变质的烙印。”

  几番情海浮沉,如今老迪伦又成单身;或许,他早年已有预感——“爱就TM那回事儿!”(注:歌名Love is just a four-letter word,直译“爱就4个字母”,英文four-letterword指粗口)

(编辑:SN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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