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迪伦始，歌词的深刻寓意与音乐本身变得同等重要，他的歌形塑了工业化国家整整一代人的敏感性， 这位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民谣乐手影响的音乐人遍布全球，尼尔·杨，约翰·列侬，罗大佑……

　　本刊记者  李乃清

　　人们都疯了/时代真奇怪/我被牢牢锁住/远在射程之外……一切已今非昔比

　　(《今非昔比》)

　　在许多人心里，鲍勃·迪伦(BobDylan)约等于60年代的抗议歌手和那首《随风而逝》，但若真是这样，他就不是迪伦了——“最重要的，是置身险境去了解事物。”

　　创作半个多世纪，迪伦不断改变面貌，也因坚持创新，历经种种质疑。60年代他以民谣诗人形象深植人心，但却拒绝被标签；他决定给吉他插电、高唱摇滚时，被人指为叛徒；70年代成为基督徒、发行福音专辑时，又遭昔日歌迷嘲弄；冲破80年代的低迷期，他又重出江湖，近年转向布鲁斯、蓝草风格，神秘地回归到一个更自由的广阔天地……比起仅供乐迷膜拜、凭吊的“活化石”，他更是不断生长的活神话，诚如他在歌里所唱——“人若不顾念重生，就是自寻死路。”

　　1988年，迪伦入选摇滚名人堂，同年展开全球巡演，自此每年唱上百场，从学校礼堂到国家级体育馆，从赌城到梵蒂冈，曲目从未重复，编曲、表演不停翻新。关于这场史上持续最久的巡演，人称“永无尽头的巡演”(The Never Ending Tour)。迪伦对这称呼却不领情，“世间没什么是Never Ending的，想唱就唱，哪天不想唱就不唱了。”

　　4月初，年近古稀的迪伦将来华巡演，是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对于这场(迪伦自称)“将集简单与虚幻于一身”的演出，人们盼着亲赴现场，“见证传奇”。

　　比起大陆过去来自文本的符号化解读，台湾60年代的文艺界倒是直接浸染于迪伦的歌声中，林怀民最初的小说《蝉》中有他的歌；余光中效仿他的《随风而逝》，写下名作《江湖上》；赖声川当年驻唱时也爱唱迪伦的歌；如果没有迪伦，恐怕也没有杨弦以诗入歌的改编，台湾“民歌运动”便失去了起点；罗大佑的书架上竖着厚厚的《鲍勃·迪伦歌词集》；受迪伦影响，陈升在自己的歌里也吹起了口琴，并曾表示——“对我们来说，迪伦是神……”

　　1968年，全球都在风雨飘摇中激动不已的年代，迪伦则隐退农村，在音乐和《圣经》中重新思考人生，“反正我是个局外人，当年我以局外人身份出现，现在我更是个局外人。”

　　去年2月，白宫举行了一场纪念美国民权运动的音乐会，迪伦受邀献唱《时代变了》，他既不参加排练，也不和总统夫妇合影，演完就匆匆离开。对他而言，“政治就是娱乐，就是场运动会，是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西装革履的有钱人预备的。”

　　尽管迪伦不买政治家的账，现任总统倒是他的忠实粉丝，奥巴马称，迪伦的歌在他iPod上播放率极高。“我不知道奥巴马可否当好总统，也许他能做到自己所期望的最好。”迪伦的点评颇具意味，“大多数总统就职时都有最好的意愿，最后却灰溜溜地下了台，例如约翰逊、尼克松、克林顿……以及杜鲁门，好比他们飞得离太阳太近，结果就被烧死了。”

　　1997年春天，迪伦心脏遭细菌感染，大病了一场，“我都以为要去见猫王了。”然而这场病，似乎把他此前的低迷一扫而空——9月发行新专辑《被遗忘的时光》，拿下格莱美奖年度专辑；2001年又以《今非昔比》拿下奥斯卡电影歌曲奖(此后小金人就陪着他四处巡演)，随后3张专辑《爱与窃》(2001)、《摩登时代》(2006)、《共度人生》(2009)不但大获好评，后两张更攻下全美专辑榜首，《滚石》杂志编辑评价道：“迪伦自从1968年专辑《约翰·韦斯利·哈丁》之后就没如此‘活泼’过。”

　　人们看到，一个永不停航的摇滚信徒，踏上了“重攀巅峰”的征程。

　　2004年，迪伦的自传《像一块滚石》出版，登上《纽约时报》年度榜，还被提名美国国家图书奖，媒体将其与《在路上》相提并论，赞其写作手法直追普鲁斯特……迪伦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音乐人。2007年，普利策将特殊贡献奖献给他——尽管大家公认“迪伦不需要普利策，是普利策需要他”。

　　前阵第53届格莱美颁奖礼上，迪伦受邀登台，歌唱了半个多世纪，那被酒浸过被烟熏过被风吹过的声喉干枯得吓人，倒也散发出老当益壮的舞台魅力，老迪伦表情冷漠，里面的魂却是热的。

　　“回望过去，我受的大部分影响可能让人觉得很怪异，我迷恋那些巡回演出的团体：蓝草音乐歌手、表演套索杂耍的黑人牛仔、欧洲小姐、卡西莫多、长胡子的女人、人妖、畸形、驼背、非洲侏儒、吞火的人、教师和布道者、布鲁斯歌手……我喜欢接近这些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尊严与自由，还有公民权和人权，以及怎样保持自我。”

　　这些岁月的变容，宛如历经一长串的梦境，怪不得迪伦把“Forever Young”(青春永驻)唱得那么吃力又感伤，如果你翻出那些老照片，他一定狡猾地说——《I'm Not There》(《我不在那儿》，2007年的迪伦传记电影)。

　　是啊，他根本“不在那儿”——他已奔得更远。

　　诗篇：“暴雨将至”

　　人要经过多少修途，才能成为真正的男子汉？山要屹立几年，才会溶入大海？人要多少次昂首，才能面对苍天？究竟要有几只耳朵，才能听见人民的哭喊？人要活多久，才能重获自由？……答案啊，飘在茫茫的风中。

　　21岁时，迪伦已写下平生最著名的歌曲，一连问了12个没人能答上的问题。

　　许多人看来，他把民谣变为犀利的抗议诗和揭示现实的寓言诗，写出了60年代，甚至整个音乐史上最伟大的数首诗篇。

　　1961年2月，19岁的迪伦背着吉他和破旧皮箱，从白雪冰封的明尼苏达来到纽约格林威治村：这里不仅是全球民谣的中心，也是各种前卫艺术恣意串门子的地方，画家在“哇？”咖啡馆听着音乐，歌手和诗人在“煤气灯”酒馆的地下室轮番吟唱……自明尼苏达辍学而来的迪伦，比“村子”里任何人都用功，除了扒带子学习民谣，他在酒馆中吸收各种音乐精华，热衷费里尼和其他欧洲电影，在咖啡馆中倾听社会主义者激辩革命道路，在朋友家书房阅读大量魏尔仑和兰波的诗作，并和女友终日埋藏在剧场和博物馆中。

　　“我看到的杰出艺人都有个共通点，他们的眼神仿佛在说——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我想成为那样的表演者！”

　　来“村子”之前，迪伦已熟读左翼民谣之父伍迪·格斯瑞的传记，爱上他流浪者的形象，还有用吉他“这个机器杀死法西斯分子”的精神。他来纽约寻找伍迪，去新泽西的医院探望病重的伍迪，唱歌给他听，并为他写下一首《给伍迪的歌》。“伍迪是个激进分子，而我想成为那样的人。”然而，很快有乐界人士点醒他，纯粹模仿毫无意义。

　　事实上，迪伦的背景与工人出身的伍迪差距甚远。迪伦从小就等待成名，离家后一路寻找凯鲁亚克《在路上》中五光十色的大城市，但伍迪则经历过粗砺的土地风霜、流过血汗。迪伦所在的各种文艺场所，更多的是波西米亚社群……他们和享乐主义的亲密关系更甚于社会主义的引力，这确乎预示着迪伦的创作路线，他的波西米亚性格与左派养分，即将交织出奇异的花朵。

　　“我唱的民歌绝对不容易入耳，它们并不友善，也不圆润滑顺……歌曲对我来说远不只是轻松的娱乐而已。歌曲是我的导师，它们引领我，带我到另一种对现实的意识，带我到某个不一样的共和国，某个解放了的共和国……一个‘看不到的共和国’。”

　　来纽约不到一年，迪伦就被曾发掘出诸多巨星的传奇制作人哈蒙德签下唱片合约。1962年3月，他在首张同名专辑《鲍勃·迪伦》中录下多首传统民歌，但没引起太大回响。

　　然而他像海绵一样地吸收各种养分，大量创作并演唱，独特的风格逐渐成熟。人们说，“看着迪伦走上舞台，他是查理·卓别林，他是迪伦·托马斯(诗人)，他说话像伍迪……”

　　1963年5月，专辑《自由放任的迪伦》出版，宛如一颗原子弹坠落在60年代初的骚动之夏，这种全新的声音，结合了艾伦·金斯堡的诗歌想象与伍迪对现实的音乐态度，重新书写了抗议歌曲。专辑发表两个月后的新港民谣节上，一直为民权而巡回演唱的“自由歌手”、彼得·西格和“民谣皇后”琼·贝兹，在音乐节的最后一夜合唱了《随风而逝》。

　　一个月后，1963年8月28日，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了几十万人的民权大游行，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撼动世界的《我有一个梦想》，迪伦和多位著名歌手在此生最浩大的场面一起大合唱了《随风而逝》，这首歌成了民权运动的国歌。

　　金斯堡说，迪伦是最棒的诗人。

　　“我从印度回到美国西岸那会儿，有人给我放了张唱片，当我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我哭了出来。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我被他的修辞镇住了，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憾动人心。”

　　迪伦写下这首歌的时间与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刻相近。7座悲伤的森林、12片垂死的海洋、被狼群包围的婴儿、不断滴血的树枝、上千个没有舌头却仍在讲话的人……一系列叫人喘不过气来的超现实象征，撕开一部核战过后的黑暗启示录。迪伦深信，“这首歌的浓密意象，足以让每句话都成为一首歌。”尽管当时大规模反战运动尚未开始，迪伦却已写下20世纪后半页最响亮的反战歌曲。

　　1963年12月，迪伦获颁一个人权奖，获得左翼和自由派对他最大的肯定，这个20刚出头的毛头小伙上台领奖时，显得非常不自在：“我没带吉他，但我可以讲话，我代表前往古巴的士兵，谢谢你们颁这个奖，那些士兵都很年轻，我经过多年才成为年轻人，而今我真为此感到骄傲。今晚每个人头上都盖着茂盛的头发，这让我觉得你们也还年轻，一切都在蓬勃生长。”随后他开始半调侃起来，“老人头发掉光时，他们就该下台。我看低那些统治我的人，他们为我制定规则，却都顶上无毛，这令我愤怒。对我而言，再没黑白人种、左右党派之分，只有上和下，向下非常接近大地，我只想奋力向上，全然忘记政治这样的琐事。”

　　这番醉意表述，让大伙惊讶且愤怒——原来迪伦不是那种训练有素的乖宝宝，他大胆反抗，声明自己不是政治诗人，也不是什么左翼仆人，而是个独立的吟游诗人。

　　1964年1月新专辑《时代变了》问世，黑白封面上，迪伦眉头紧蹙，向下冷冷睨视，仿佛要用凌厉的目光杀死世间一切的罪恶和不义。人们纷纷在墙上挂起这张苍郁的面孔，一个反叛力量的鲜明代表，正挺立在混浊的时代洪流中。

　　你最好赶快开始奋力往前泅泳/否则你就会如大石般沉落海里

　　同名歌曲中，迪伦警告父母，不要批评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儿女已不为你所掌控；他警告政客，要倾听人们的呐喊；他大声宣告，时代正快速变迁，没人能挡住历史前进的步伐，迪伦很清楚：“我想要写出一首伟大的歌曲，一种主题性的歌。”

　　迪伦召唤人们向新时代起义，他自己也开始了冒险之路，专辑末尾，他通过一首《不平静的告别》透露了出走意图：离开刚登上的“民谣之王”宝座，向一个新的方向前进。

　　几月后发行的《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专辑中，他嘲讽自己过去的投入(《我的过去》)，也质疑运动本身(《给罗曼那》)——对歌中献身民权运动的女子说，你被骗了；在《自由的钟声》中，迪伦第一次跳出为某个特定阶层写歌的框框而关注个人的尊严，录完这首歌，他解释道：“看看四周，人们把责任推给枪炮和炸弹这些杀人武器，可这个题材已变得越来越无聊，世界所面临的真正危机比炸弹更深层……我不属于运动的一部分。”

　　迪伦已受够了“抗议歌手”的标签，甚至反感贝兹要他出面“担当一整个世代的良心”。——“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

　　“犹大！”

　　——你不再唱抗议歌曲了？

　　——谁说的？我所有的歌都是抗议歌曲，我的工作就是抗议！

　　1964年初，迪伦早已露出不安现状的苗头，“我常问自己：你会去听迪伦的演唱吗？一个人，一把吉他，一架口琴，太单调了！”

　　那时，从伦敦飞抵纽约的“披头士”已正式“入侵”美国流行乐市场，每到一处，他们便受到女孩们夹道围堵，再大功率的音响都会被尖叫声所淹没。

　　列侬很想见见迪伦，在一名记者的撮合下，迪伦到了“披头士”的演出现场，歌迷们几近疯癫的反应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演出结束后，他来到“披头士”下榻的酒店。

　　“我们有Speed(安非他命，当时服用这种兴奋剂算是合法的)，”他们中有人随口说道。

　　“我可不用人工合成的东西，”迪伦语气很坚决，“不过，你们要想尝尝地上种出来的天然产物，我这儿倒有。”

　　4个大男孩面面相觑，他们很久没有这种低人一等的感觉了，迪伦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烟叶，卷了根纸烟递给大伙儿，没多久，整屋子的人都大笑起来……就这样，欧美音乐史上两巨头的首次会面在大麻引发的笑声中过去了。列侬因迪伦一句“你们的歌词空洞无物”开始重视起创作的深度；迪伦呢？他第二天就租了把电吉他，回家摆弄起来。

　　1965年春，迪伦的新专辑《席卷而归》出版，人们发现，《时代变了》封面上那个穿粗布衬衫的“抗议歌手”全然不见影踪，身着西装的迪伦怀里抱着他心爱的宠物——一只名叫“滚石”的长毛猫，背后则斜倚着一位红衣少妇，正以完美的手势捏着一根香烟，整张照片流淌着暧昧的小资情调。

　　“不要跟随领袖/当心你的停车计时表……不听气象预报/你也知道风往哪里吹。”首曲《地下乡愁蓝调》，迪伦机关枪似地吐出所有挑衅、俏皮的歌词，伴着强烈的摇滚乐把听众震个措手不及……《席卷而归》可谓迪伦打造“民谣摇滚”的初步尝试，这是他首张销量过百万的唱片，在“披头士”的家乡还登上了英国排行榜首位，榜单前10位中还包括他的前两张专辑。至此，迪伦已迈入摇滚明星的行列。

　　1965年7月，迪伦披着时髦的黑色皮夹克，出现在新港民谣节的舞台上，身后是一支事后很快就被他抛弃的五人乐队，他用自己最沙哑的嗓音，唱起那种在很多人看来意味着堕落与谎言的电子噪音，气得民谣前辈彼得·西格差点用斧头劈掉电源线。

　　带着一切记忆与命运/潜入波涛之下/明天来到之前/且让我把今日忘怀(《铃鼓先生》)

　　在各种软硬毒品的作用下，迪伦拼命工作，他常常深夜坐在打字机前，叼着烟，噼里啪啦敲下一行行充满晦涩意象的诗句。插电事件后，很快他又推出了自称最满意的《重访61号公路》，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迪伦被后来诸多崇拜者捧上了神坛。1966年春，花哨迷人的《美女如云》(双唱片合集)把那个民谣运动的灵魂彻底抹去。

　　人们难以相信，那个唱着《上帝在我们这边》、光明昂扬的民谣诗人，转身成为摇滚客，坠入另一个黑暗嚣烈的世界，花不完的钱，睡不完的姑娘，还有嗑不完的药……纪录片《别回头看》记录了这一时期的迪伦：极瘦、神经质、脸色惨白如厉鬼，但却high得不行。

　　民愤愈积愈烈，最后在1966年5月27日伦敦皇家艾伯特大厅彻底爆发。

　　“犹大！”

　　观众席里迸出个尖音，周围人拍手叫好，随即掀起一片嘘声。

　　迪伦的身子畏缩了一下，他顿了顿，走上前冷冷回应道：“我不相信你。”那人的诅咒还在大厅回响，好似一场蓄谋已久的“审判”……迪伦握紧那柄Fender Telecaster(电吉他)，一股郁气翻腾而上，他歇斯底里怒吼道——“你是个骗子！”

　　前奏响起，“老兄，别这样。”一位乐手害怕场面失控，轻声提醒道。

　　迪伦回转身，对乐队喊道：“TMD把音乐玩到最大！”然后猛一跺脚，重重地刷下吉他，狂风骤起，地裂山崩，歌词在颤栗：浮华的过去、荒诞的现实、彻底的背叛，整个世代的沉沦……音场澎湃，发出振聋发聩的警报，直到那股被压抑的愤慨——Ahhh！How does itFEEEEEL？

　　那是种什么感觉？/你孤立无援/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块滚石……

　　当时在台下叫骂的观众或许没想到，这首长达6分多钟的《像一块滚石》，将隐喻堆叠进电声，最后横亘为摇滚史上的里程碑。

　　演出结束，迪伦只说了句“谢谢”，便和乐队匆匆离开舞台，和先前一样，没有返场，也没有谢幕——1965年秋至1966年夏、从美国到英国巡演的每场演出，迪伦都在对抗台下的叫嚣，对抗人们对被背叛的愤怒与对未知的惶恐，正如他在《瘦子之歌》中所唱的：某件事正在发生，但你对此一无所知……

　　结束长达9个月的巡演，迪伦已筋疲力尽，只想躲回伍德斯托克乡间，和新婚妻子好好过日子。然而，7月29日的明媚午后，他骑的那辆“凯旋牌”摩托没能凯旋，车子后轮突然卡死，车身在路上滚了数圈。据说，迪伦整个人被抛向空中，脑袋着地，颈骨开裂……此后17个月，他从地球表面消失了，死亡的传闻四处流窜……

　　广为流传的，还有一批神秘的“靴子腿”(bootleg)私录唱片，算是成就了早期盗版行业。隐居期间，迪伦和乐队在乡间一幢粉色大房子的地下室即兴玩音乐，录制了大约100首老歌和原创新作，其中14首新歌被制成《地下室录音带》，《你无处可去》、《太多微不足道的事》等歌曲被PPM和“飞鸟”等唱红。迪伦转向乡村摇滚的乐风，还影响了“西蒙与加芬克尔”、“老鹰”乃至REM等团体，甚至渗透到90年代的另类乡村摇滚。

　　1975年，当年地下录音室中诞生的若干作品正式发行，一举登上排行榜前10名，其中包括《愤怒之泪》、《我终将获释》、《百万美元狂欢》等名作。有乐评说，这些流淌着草根气息与超现实意象的歌曲，“仿佛在妓院与忏悔室之间徘徊”。事实上，迪伦真成了基督徒，并发行过3张福音专辑，昔日歌迷嘲弄道，“你不是说‘答案在风中’？这下你找到答案了。”即便如此，无人能阻止他夺下格莱美奖的最佳摇滚歌手。

　　雅歌：那些“钻石与锈迹”

　　“在我的歌里，痛苦确实是爱情不可少的一部分。痛苦、性、谋杀、家庭，它们都有一席之地，当然还有仁慈、荣誉、宽容，这些也都包括在内。”——迪伦

　　今年2月24日，67岁的苏珊·罗托洛因肺癌辞世。

　　上世纪60年代初，这个昵称苏西的姑娘，见证了迪伦从默默无闻到横扫歌坛的过程。

　　“她是我见过最性感的尤物！”1961年，17岁的苏西初识迪伦，令他昏眩，“以前丘比特之箭曾从我的耳边飞过，这次它直接射中了我的心，把我拖进爱的深渊。”

　　当时迪伦刚到纽约，还常在朋友家蹭睡，1962年夏，苏西远赴意大利进修，饱受相思之苦的迪伦为她写下多首情歌，“我曾爱上一个女人，她就像个孩子，我给她我的心，但她还要我的灵魂。”苏西回纽约后，这对小情侣住进了西四街161号公寓，他们勾着手相依走在雪后的街道上，这帧温馨的照片很快成为新出炉的专辑封面。

　　“那天非常冷，鲍勃为了卖帅，一定要穿这件夹克上街，没走几步就冻得全身哆嗦。”2009年，苏西在其新出版的回忆录《放任自流的时光：追忆60年代的格林威治村》中写道：“他穿的夹克非常薄，因为形象就是一切。我们的公寓很冷，所以我穿自己的毛衣，再套一件他的厚毛衣，然后才穿上大衣，我觉得自己活像一根意大利香肠，看上去很肥。”

　　苏西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当年她也积极参与民权运动，政治意识深深影响了迪伦。“我当时在种族平等促进会工作，时常有人打来电话，‘天哪，某某被打成烂泥，某某进了医院’。”苏西把黑人艾米特·提尔由于朝白人妇女吹口哨而被殴打致死的事件讲给迪伦听，成就了他的早期名作《提尔之死》。“那是个充满创伤的时代，世界很疯狂……你不能对外头的世界视而不见，我想鲍勃也有这种感觉。”

　　然而，随着迪伦名气俱增，他和贝兹愈发亲密，苏西最终决定分手。“我再也不能应付压力、流言、真相、谎言这些围绕在鲍勃周围的东西。我找不到自己的空间，处境危险且容易受伤。”多年来，苏西避论迪伦，直至两年前回忆录出版，人们才得知她曾动过流产手术，拿掉了迪伦的孩子，那年她才19岁。

　　“他是我见过最复杂的人，一开始我以为我搞懂了这人，事实并没有。我放弃了，我不知道他想什么，只晓得他曾给过我们什么。”几十年后，贝兹在纪录片《归乡无路》中不无感伤地回忆道。

　　当年，迪伦与贝兹共巡演、同游行，一个麦克，两把吉他，吟游诗人的旷世歌词、民主女战士的天籁嗓音，两人在几十万人的簇拥中合唱《随风而逝》，成为那代人最灼热的记忆。“那时我们真的很年轻，两个人都有点婴儿肥。鲍勃就像个穷苦孩子，即使没什么母性特质的女人，也会因他激发出母性本能。后来他搬来和我一起住，他总是站着沉思，用打字机写歌，然后问我，你觉得这个如何？我仔细读一遍，把我对歌词的理解告诉他，他说：真TM好！你看着吧，几年后，其他那些混蛋，会开始学写我的这些狗屁东西！”

　　众所周知，迪伦后来脱离了民谣阵营，他与贝兹的这段传奇姐弟恋也画上了句点。贝兹回忆道：“越战时政治拉力很强，我认为我们两个可以合作，但他好像说：我们应该去卡内基音乐厅……他说他想做他的音乐，但我还想做别的事情，当然，我很失望。”

　　“不再回头”的迪伦，曾对贝兹表示——“你相信你可以改变世界，而我知道没人可以真正改变世界。”分道扬镳后，贝兹继续投身人道主义运动，60年代中创立非暴力学习协会，曾因参加反战集会两次入狱，1979年创立国际人权社。“这些年，我去游行、静坐、集会或坐牢，很多人会问，鲍勃来吗？我说，他从没来过，白痴！你何时才明白？或许永远也不懂！”

　　1966年初，迪伦录制了一首11分多钟的《低地愁容女士》，足足5段歌词，表达他对新婚妻子莎拉的绵绵爱意。1965年11月22日，他与这位眼神忧伤的苏格兰美女秘密结婚，此后12年间两人育有4个孩子。

　　莎拉，莎拉！你是我无暇的天使，我今生的挚爱/莎拉，莎拉！你是最闪亮的宝石，我神秘的妻子……生病时你的陪伴，使我坚强……莎拉，噢，莎拉！请不要离开我，永远别走……

　　1975年，迪伦与乐队的合作愈发频繁，引起莎拉的不满，两人感情出现危机，迪伦写下这首深情的《莎拉》，试图挽回妻子。他在歌中回忆“孩子们在沙滩玩耍”的天伦之乐，句句充满对妻子的依恋，然而，两人的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迪伦很少演唱这首歌，连其乐队成员也是1976年莎拉出席时才听到他现场演唱，口琴声响起，他的低吟与嘶吼，好似把自己的伤口赤裸裸展现在你面前，令人心碎。

　　就在同一年，贝兹以当年与迪伦的情谊为主轴，谱下一曲经典的《钻石与锈迹》。

　　哦！该死！你的阴霾重现……听着一个几光年前熟悉的声音/我头晕目眩，直坠深渊……十年前我曾给你买了袖扣/你也有所回赠/我们都清楚回忆能带来什么/只剩钻石与锈迹……

　　贝兹的唱腔百转千回，传递出难言的爱恨交织，齐豫曾解读：“钻石是他们闪光和坚定的过往，铁锈是时间变质的烙印。”

　　几番情海浮沉，如今老迪伦又成单身；或许，他早年已有预感——“爱就TM那回事儿！”(注：歌名Love is just a four-letter word，直译“爱就4个字母”，英文four-letterword指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