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

　　说鲍勃·迪伦是抗议歌手可能是音乐史上的最大误会。因为，他的抗议时期主要在1962-1964的短短两年间，虽然之后他仍不时书写社会议题的歌曲。

　　迪伦写下了伟大的抗议歌曲、不情愿地界定了抗议歌手的形象，却拒绝被抗议歌曲所界定。4月上旬，这位年已70的摇滚巨星首次来到中国举办巡回演唱会。

　　“毕业”

　　1961年2月，一个19岁、面容苍白的年轻人背着吉他和破旧皮箱，走下“灰狗”巴士，从白雪冰封的明尼苏达来到了纽约格林尼治村。

　　这里，被人们昵称为“村子”，是全世界民歌的中心。不只民歌，这里也是各种前卫文化、地下艺术正在发生的地方，各种颠覆性的创造与想象恣意地跨界串门子。

　　这里诞生了尤金·奥尼尔的剧作、左翼记者约翰·里德的激情文字、女性无政府主义者爱玛·古德曼的呼喊，以及后来垮掉的一代诗人们用诗歌和边缘的身体点燃反文化的火光。

　　来“村子”之前，迪伦就熟读了民歌手伍迪·格斯里的传记。迪伦在他身上听到了民歌的质地，爱上了他流浪者的形象。他说：“伍迪是个激进分子，而我想成为那样的人。”他甚至去新泽西的医院探望病重的伍迪，唱歌给他听，还为他写了一首歌。

　　迪伦比“村子”里任何人都用功。他的主修学科当然是民歌，但他也在麦杜格街的酒馆中吸收各种音乐精华，在十二街的艺术电影院看费里尼和其他欧洲电影，在布里克街的咖啡馆中倾听社会主义者和“安那其”(英文无政府主义的音译)激辩革命道路，在朋友家的书房阅读大量的历史、艺术与文学著作，并和女友苏西终日埋头在剧场和博物馆。

　　很快，他成了格林尼治村最耀眼的毕业生。

　　迪伦用他独特的编曲与嗓音演唱许多时事歌曲(topical songs)，他持续地大量创作与演唱，独特的风格逐渐成熟。

　　1963年5月，鲍勃·迪伦出版第二张专辑《自由自在的迪伦》(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宛如一颗原子弹坠落在60年代的骚动之夏。人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民歌：那既不是当时流行的美声民歌，也不是带着泥土气味的传统民歌，而是一种全新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结合了艾伦·金斯堡的诗歌想象与伍迪·格斯里面对现实的态度，重新书写了抗议歌曲。

　　其中有堪称“60年代国歌”的《随风而逝》(Blowin’in the Wind)。

　　这首歌对当时的听者来说，意涵清晰无比——所有听者都能穿透那些薄雾，知道当迪伦认真地质问“还要多久，某些人才能获得自由”时，他指的是种族不平等；当他唱道“炮弹要在空中呼啸而过多少次，它们才会被禁止”时，他指的是核武器。

　　当年8月28日，百万人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民权大游行，金博士发表了撼动世界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说，多位重要黑人、白人歌手一起合唱了《随风而逝》。彼时，这首歌也不过刚刚发表，而且出自一个20岁出头的白人男孩之手，却在当天和另一首民权运动圣歌《我们将会胜利》一起成为民权运动的国歌。

　　抗议

　　60年代前半段，社会冲突的核心是争取黑人权利、打破种族隔离的民权运动。越战和大规模的反战运动尚未开始，迪伦却已经在《自由自在的迪伦》中写下了二十世纪后半页回音最响亮的反战歌曲。

　　二战后，核战争的阴影就萦绕在人们心中。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战后核武器威胁最接近边缘的时刻。迪伦的《暴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用法国诗人兰波式的超现实象征，堆栈出一部核战过后的黑暗启示录：悲伤的森林、垂死的海洋、被狼群包围的婴儿、不断滴血的树枝、上千个没有舌头却仍在讲话的人……

　　在《战争的主人》(Master of War)中，迪伦开展了他对权力体制的批判。不是如一般反战歌曲那样控诉战争的残酷，而是尝试穿透那些战争背后的权力结构，质问掌权者如何操弄战争机器以获得权力和金钱。这些掌权者不仅是政客，也是军火商——在那个时代，许多人认为军工复合体可能是美国真正的统治集团，甚至是暗杀总统肯尼迪的凶手(肯尼迪死于1963年底)。

　　如果战争的威胁是远方隐约的雷声，那么，追求种族正义的火焰则正在美国南方燃烧。迪伦在1961-1963年写下了许多以种族矛盾为背景的歌曲，如《提尔之死》(The Death of Emmett Till)、《牛津城》(Oxford Town)、《海蒂·卡罗尔的寂寞之死》(The Lonesome Death of Hattie Carroll)、《游戏中的棋子》(Only a Pawn in Their Game)等。他逐渐被左翼民歌界视为伍迪的接班人。

　　1964年1月，迪伦发行新专辑《时代变了》(The Times They A-Changing)。里面更多的抗议歌曲，让这张专辑成了新世代最壮阔的政治宣言。

　　许多人墙壁上挂起了唱片黑白封面上迪伦苍郁的面孔。没有人怀疑，一个60年代反叛力量的代表，一个体现着青年理想主义的时代代言人，正挺立在混浊时代的洪流中。

　　在《时代变了》中，与专辑同名的歌曲如《随风而逝》一样，试图召唤人们拒绝成为旧思想的俘虏。他大声宣告，时代正在快速变迁，没有人可以挡住历史前进的脚步。

　　他警告政客，要倾听人们的呐喊，不要阻挡在路上。在你们办公室的外面，一场战争正在进行，它将撼动你们的墙壁，让你们无法再安逸地闭上眼睛。

　　他更警告父母，不要批评你不了解的东西。你的儿女已经不是你能掌控的。如果你不能伸出手帮忙，那就不要成为变迁的阻碍。

　　而所有人都要知道：

　　你最好赶快开始奋力往前泅泳

　　否则你就会如大石般沉落海里

　　在1963年的12月，迪伦获颁一个人权奖。这代表了纽约的左翼和自由派社群对他的最大肯定，因为前一年的得主是长期致力于反核武和平运动的大哲学家罗素。而迪伦，不过是这一年才开始对抗时代的小子。

　　但他作为60年代最伟大的抗议歌手已经没有人可以挑战。除了他自己。

　　决裂

　　《时代变了》发行的1964年，迪伦已决定亲手敲碎所有人自以为是的妄想，开始自我解构众人以为的形象与标签，开始告别革命，不再回头。

　　几个月后，迪伦发行新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这张专辑的很多歌曲，不仅嘲讽了自己过去的投入，也质疑了民权运动本身。

　　在专辑的制作过程中，他曾接受访问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写歌……炸弹已经渐渐变得无聊，因为真正的问题比炸弹更深层……我不属于运动的一部分。”

　　在7月的新港音乐节上，他发表了这些新歌。纽约的民谣左派们感到极大的失望与愤怒，他们以为他们有了属于这个世代的伍迪，而迪伦竟然出卖了自己，出卖了他们。

　　1965年的新专辑《全都带回家》(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迪伦完全脱离了那个民谣诗人、抗议歌手的形象；从音乐到封面照片，他都是一个抑郁叛逆的摇滚客。那年的新港音乐节，迪伦穿着皮衣靴子的摇滚装扮走上舞台，且不再是一个人一把吉他，而是带了一个摇滚乐团。他们只演奏了三首新歌，十五分钟。所有人瞠目结舌，失望中夹杂着愤怒。这不是他们认识的迪伦。

　　对民谣界的人来说，摇滚是属于商业的靡靡之音，是不真诚的、堕落的，是与群众脱离的(不像在民歌的现场，歌手可以和观众距离很近)。

　　随后，他发行了一张彻底的“摇滚”专辑《重访61号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开场第一首歌就是《像一颗滚动的石头》(Like a Rolling Stone)。

　　1966年，英国的一场演唱会上，在迪伦演唱这首歌前，对迪伦走向摇滚不满的听众无法按捺。突然有人高声骂道：“犹大”(意指叛徒)！

　　迪伦冷冷回嘴：“我不相信你”，“你是个骗子”；然后他用力跺脚，跟乐队说：“他妈的把音乐玩到最大！”

　　他重重的刷下吉他，把这个魔鬼的音乐用最大的能量释放出来，仿佛要跳进那个没有人探测过的深渊、要与一切曾经相信他与不相信他的人彻底撕裂。人们听见那股被压抑着的激动与愤慨：

　　这是什么感觉？

　　这是什么感觉？

　　你独自一人

　　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来源：2011年4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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