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定力
本刊记者/赵晓秋
人类历史第五大地震，高达10米高的滔天海啸，灾难性的核泄漏危机。在旷世的复合性灾难面前，日本民众和社会的定力比灾难本身更撼人心魄。
抢购食物时，排在前面的人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划拉到自己的购物篮里，而会留一些给后面的人；在撤离灾区的中国留学生身后，是他的还在“研究室埋头工作”的日本导师；面对来自Facebook、Twitter等众多论坛和网站希望天皇暂时“起御驾”去京都的好意，天皇和他的家人选择了拒绝；而繁忙的首相官邸，却邀请外国记者近距离观察“政府的危机管理”。
日本公民“震不出破绽”的素养、日本企业“海啸卷不走”的慈善精神、日本政府“未被核污染”的透明姿态共同构筑起日本社会“历灾难不改”的社会秩序——对日本来说，这是震后复苏的基石；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门需要花很长时间去研习的课程。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1年4月上半月期)
避震：从东京到厦门
——一个中国公民眼里的“日本定力”
本刊记者 / 赵晓秋
■离开家时，黄慧没有带上贵重物品，因为她坚信自己的房子不会倒。
■幼儿园的操场上，戴着头盔的老师围住了女儿在内的所有小朋友，近百名小朋友没有恐慌和不适。
■大地震后，东京市至少有15万人有家难回，滞留街头，却没出现任何混乱、嘈杂、哄抢的场景。
■通讯瘫痪后，日本的手机运营商快速开通了手机灾害留言板，以供失去联系的人们互通消息。
■福岛核危机让东京人感到紧张和担心，但大家不会把恐慌的情绪蔓延，依然保持着镇定和秩序。
不一样的地震
黄慧，河南人。2003年研究生毕业后，她跟随老公孙峰到日本生活至今。如果没有3月11日的日本大地震，黄慧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樱花盛开季苦恼。每到这个季节，她都会因为花粉过敏，“眼睛肿胀得几乎睁不开”。
3月11日上午，把3岁的女儿送到幼儿园后，黄慧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收看自己最喜欢的日剧《无法坦诚相对》。除了帮北京媒体的同学联系自己昔日工作的《中文导报》的记者采写“在日研修生蒋晓东过劳死事件”外，这一天似乎和过去的无数个周五一样，黄慧悠闲得有点儿无聊。
东京时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坐在沙发上的黄慧突然感到整幢楼轻轻摇晃，吊灯摆动。日本地震频发，在日本生活7年的黄慧经历了不少次大大小小的地震。
渐渐地，对于地震，她早就没有了初来时的恐惧和害怕，“甚至可以在地震的摇晃中安然入睡”。另外，被震多了，对于三四级的小震，她也习以为常了。
很快，黄慧发现这次地震“似乎不太一样”，“以前楼房摇动时，就像是时钟的钟摆，摇晃的幅度是慢慢缩小的。但这次楼房摇晃的幅度一直比较大，持续的时间也很长”。
坐在沙发上的黄慧已经听到厨柜里的东西在“哗哗”地响，她意识到了危险，快速钻进饭桌下，蹲在地面上。地震的摇晃持续了将近3分钟，平时的“一刹那”在此时变得如此漫长。
等到地面不再摇晃后，黄慧钻出桌子，快速将电视频道转到了日本的NHK(日本广播电视协会)收看“地震速报”。
早已习惯地震的日本人，只要一有震感，第一时间就会打开电视，通常30秒内电视就会进行地震速报，告诉人们什么地方发生了地震；两分钟后，则会出现比较详细的报道：震源、离震中距离、地震强度和震级(包括震中附近震级)。
当时，电视画面滚动的字幕是：“强震发生，震源正在确认中，请随时注意报道，并准备好收音机。”
“强震”，黄慧意识到地震的严重性，“紧张得有点儿哆嗦”。她赶紧把所有电器的电源拔掉，打开门，并用事先安装好的支架撑开门以保持开启状态。
在走廊里，黄慧看到留在家里的邻居都探出头来，喊“地震”了。黄慧觉得应该去幼儿园接孩子回家，于是她拿上手机和背包，匆匆走出家门。
黄慧没有带上家里的贵重物品，因为“没有必要”。黄慧所住的楼房是2008年3月新建的，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重新修订的《建筑基准法》规定，新建的公寓和商业用房都要抗8级地震，“房子肯定不会倒塌”。
戴着头盔的老师把孩子们围住
黄慧是第一个赶到幼儿园的家长。平常的日子里，下午的1点到3点是幼儿园孩子午睡的时候。
地震时，孩子们都被老师叫了起来，老师把所有房间的门打开，带着小朋友来到了园内的游戏场地。这个细节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房屋倒塌，房门的通畅可以保障人员及时逃生。
赶到幼儿园后，黄慧看到的情景是，老师们戴着头盔、穿着防震服围住了她女儿在内的所有小朋友。
日本从幼儿园起就让孩子们接受防灾常识及应急避险训练，有关自然灾害的教育是中小学的必修课。平时，中小学生会进行防震训练，幼儿园也常有非正规的防震演习。地震时，全园近百名小朋友都没有恐慌和不适。
接到孩子后，黄慧和女儿步行回家。半路上，她们要穿过一个商业街，那里道路狭窄、建筑物密集，这时余震发生了。
黄慧头顶的电线和身边的建筑物又开始摇动，大街上的人都静静地站着，没有人抱头鼠窜地满街跑。还有人把安全的地方让给带着孩子的黄慧避难。
余震过后，黄慧不敢带着女儿继续前行，也不敢回家，她和女儿来到了家附近一处空旷的公园。在日本，公园的避难作用非常大，东京很多小公园只有几百平方米，但肯定设有免费厕所和救灾仓库。
趁着女儿在公园的滑梯上玩耍，黄慧利用iPhone手机上网查看地震的新闻，这时她知道：日本本州东海岸附近海域发生里氏8.9级地震(3月13日，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修改为9.0级)，距离震源300多公里的东京地震强度也有5级。
紧张的黄慧赶紧给老公孙峰打电话，但电话无法接通。
在公园待了3个小时后，黄慧带女儿转移到小区的大厅，大厅里有可以休息的沙发，虽然又发生了两次余震，但黄慧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
暮色降临，黄慧和女儿来到了东京伊藤忠华堂商场，简单地填饱肚子后，她们通过商场的大屏幕，知道受此次日本大地震的影响，日本岩手县、宫城县以及福岛县沿岸遭受特大海啸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失踪。惨烈的画面陆续出现在大屏幕上，如仙台市变成泽国、气仙沼市变成火海。
和黄慧一起看电视的女儿突然对她说：“妈妈，有地震，海啸来了，小房子都冲走了，大房子冲不走。”年仅3岁的孩子还不知道这次地震会短时间地改变她的生活。
步行2小时，躲进免震大厦
因为无法打通老公的电话，黄慧开始不断地给老公以及老公的弟弟发短信，但一直没有得到他们的回应。后来，黄慧才知道，当时除了公用电话外，东京全城的手机和座机通讯都瘫痪了。她发出去的短信，老公第二天才看到。
带着iPad的黄慧又来到麦当劳餐厅里，试图通过无线网络联系老公，所幸的是当时Skype、MSN、QQ还可以登陆。日本的几家手机运营商也马上开通了灾害留言板，人们在留言板写上自己想要说的话，家人在自己的手机上输入想要查询的对象的手机号，留言就能显示出来。
通过网络，黄慧知道在地震时老公孙峰正坐着出租车到另一家公司开会。在出租车上的孙峰没觉得地震有多严重。不过因为地震，原定的会议取消了。孙峰就步行返回公司，这时，公司的人都已经走了。
当时东京城大范围停电，巴士、计程车、电车等公共交通全部停运，因为无法回家，孙峰只好呆在公司。
孙峰的公司是一栋旧时建筑，他担心在此过夜不安全，便走了2个小时，到了东京的六本木新城。
六本木集合了日本最先进的免震建筑，包括朝日电视台总部、54层楼高的森大厦。所谓免震建筑就是在建筑物与地基之间加进一种类似“滑轮”的特殊装置，用以吸收地震时震动的能量，把建筑物的晃动控制在最小程度，使建筑物不受损坏。
就在孙峰在东京大街上步行时，黄慧已经回到了家里。因为常年地震，日本人居家布置时，为了防止家具在地震时倒下来砸伤人或物，都有专门把这些家具与墙壁或天花板固定的装置，而摆放的音响、电视或一些容易损坏的工艺器皿等，在其边缘处都有专门固定防滑的胶皮垫。所以虽然有多次余震，黄慧的家里并未凌乱。
当晚，黄慧选择了在同为中国人的邻居家过夜。邻居的老公同样因为交通瘫痪无法回家。更让邻居担忧的是，地震时，她上初中一年级的儿子正坐电车去学校上课。地震后，学校及时向每位家长发出了在校学生的名单，她的儿子不在上面。
因为与儿子失去联系，女邻居急得痛哭起来。为了安抚邻居，黄慧选择陪同她一起等候消息。深夜，女邻居的儿子被几个日本人送了回来。
地震时，她儿子果然被困在了半路。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后1小时，东京的学校、公民馆(小区居民日常聚会活动的地方，记者注)、体育馆、中小企业等已经自发开放空旷的场地安置人流避难。所幸的是，邻居家男孩儿被困的地方就有一家公民馆，男孩儿就到此避难。
在公民馆，几个日本人看到男孩儿很小，就一直照顾他。等到凌晨1点，东京街头可以打到出租车时，他们就把男孩儿送了回来。邻居和黄慧还没来得及向那几个日本人道谢，他们就离开了。
地震发生后，地铁全部停运，地铁公司人员沿线徒步检查以确认地铁安全。空驶一个来回的列车后，3月12日凌晨，东京城的私营、都营地铁开始分段运营。
电视、网络将“哪些地铁线路恢复开通”的消息以滚动字幕的方式告诉市民。于是，孙峰坐都营地铁的大江户线到了家附近的一个地方，走了半个小时的路程后，终于回到家里。
抢购时，尽量留食品给他人
3月11日晚，东京出现了第一场抢购食品的情况。因为地铁停运，大地震后，东京市至少有15万人有家难回。此外，还有数十万公司职员在车站、街头以及酒馆和咖啡店内过夜。东京的大多数酒屋都将营业时间延长到次日清晨，以便让无法回家的人们过夜。
无法回家的人都去超市买东西充饥，面包、便当、饭团、乌冬面、方便面之类的食物货架基本售空。
3月12日、13日，因为日本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氢气爆炸，因为担心核辐射，东京市民又开始抢购食物。孙峰的弟弟也抢购了像土豆、胡萝卜等容易储存的食物。
福岛第一核电站接二连三的爆炸让东京人感到紧张和担心，但大家不会把恐慌的情绪蔓延，依然保持着镇定和秩序，没有混乱、嘈杂、哄抢的场景。毕竟日本是个多灾国家，大多数民众对此都有“心理准备”。
抢购食物时，人们也是有序地“抢”，“我在前面排着，我先拿。我拿完了，后面的人再拿”。排在前面的人也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划拉到自己的购物篮里，会留一些东西给后面的人。
黄慧所在的小区，每家都有一个水箱，在灾害时，如果自来水停供，水箱里储存的水可以供一家三口一个星期的基本用水。
3月12日，周六，日本大地震第二天。
留在家里的黄慧和老公全天都在看电视，当时福岛的核电站已经发生了爆炸，但还没有泄漏。
这时，孙峰的同事打来电话说，茨城的东海核电站离东京只有100多公里，福岛第一核电站也不过250公里，“要不让家人先回国”。
听到同事的提议，孙峰和黄慧商量，让她带着女儿回国，并订了14日下午从东京到北京的机票。“当时，订票还相对容易。票价也和平时一样，一人往返的价格是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000元)”。
在黄慧离开时，东京都已经限制工厂用电，并通过媒体劝导上班族、学生减少通勤压力，在家办公、学习。
黄慧去东京入管局办理多次往返再入国的手续时，发现平时高峰期也只有一千来人的大厅挤满了两三千名外国人。
因为要回国，14日上午，黄慧赶到女儿的幼儿园请假，看到幼儿园门口贴着“因为地震和余震，请家长自肃(自行判断，记者注)”的通知。幼儿园的小朋友比平时要少很多。
14日下午，黄慧带着女儿踏上了回国的飞机。
15日夜晚，孙峰和弟弟从东京坐新干线到大阪，从大阪坐飞机到香港，从香港飞回北京，完成了“曲线回国”。但此时，因为部分中国人在日本开的旅行社大幅度提高票价，机票价格已经涨了五六倍，经济舱单程就要20万日元而且很难买到机票。
回到厦门的婆婆家后，黄慧依然通过网络和日本的邻居、朋友联系，他们在网上对黄慧充满了“羡慕”：“你们可以回到中国，我们只能留在这里，因为我们无处可逃。”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1年4月上半月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