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优质民主
新加坡是优质民主
—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
文|本刊记者 | 曾子越 发自新加坡
新加坡有没有民主，有多少民主，在学界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新加坡经济高度发展、政府廉洁高效、环境优美整洁、人们谦和有礼，又几乎满足了人们对好社会的想象。
身在新加坡，感受着一个好社会带来的安全感和舒适感，不免产生疑惑：这一切，如果不是民主带来的，那是什么带来的？衡量民主，究竟用的是一把怎样的尺子？强调新加坡经验的中国，应该从中学习什么？
新加坡大选结果公布的第二天，本刊记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采访了郑永年教授，请他谈谈他所理解和感受到的新加坡民主。
新加坡是亚洲第二个优质民主
《南风窗》：人们通常认为新加坡是威权主义，或者介于威权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您的看法呢？
郑永年：我认为，新加坡民主是亚洲第二个优质民主，日本是第一个。亚洲实行选举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很多，台湾地区、韩国虽然是四小龙中发展较好的民主政治，但民主形式过于西化，也有不少问题。菲律宾、泰国的民主就更不用说了。讨论民主不能光看北美、欧洲的优质民主，也要看到北非、中东和亚洲某些地方的劣质民主。
民主产生于西方，一开始很暴力，经过几百年才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民主。新加坡建立民主制度才短短45年，但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民主选举很清廉、和平、理性，无论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认同国家的基本制度，讨论更侧重于政策层面。从这次选举的结果来看，新加坡民主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南风窗》：这超出了一些人的认知，很多人认为新加坡没有民主，甚至不知道反对党的存在，或者即使有民主，也是一种伪民主。
郑永年：很多人误认为新加坡是一党制。但实际上，新加坡是多党制国家，只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一党独大。在新加坡，政党登记是自由的，反对党也出来参加国会大选，参与选举的门槛并不高。一党独大与一党制是两回事。中国某些学者批评新加坡是伪民主，与西方批评新加坡是一样的。西方的教科书认为，民主就是轮流执政，否则就不是民主。西方以前也批评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如果民主是以政党数量来衡量的，那么美国是两党制，欧洲的政党往往远较美国多，那欧洲比美国民主化程度更高？这显然是错的。民主的本质不是多党，而是竞争，是否竞争出高素质的政治治国人才，是否给人们带来好的生活。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地方，各种西方式民主并没有产生一个有效的政治秩序，有些地方差不多是无政府状态。缺乏有效的政治秩序，难以推动经济发展，往往陷入恶性循环。
今天，发达国家的民主着重的不是做蛋糕，而是分蛋糕；到了发展中国家，蛋糕还没做大，各个党派就忙着抢蛋糕去了，这产生了无穷的冲突；新加坡的民主，是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分好蛋糕。发达国家的优质民主，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建立起来的，梦想一夜之间建立这样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乌托邦。民主不是老百姓一人一票这么简单的事，投票背后是有很多文化含义的。有些国家有西方式民主，但没有秩序，也没有发展，比如菲律宾；有些国家没有西方式民主，但有发展，比如中国；有些国家没有民主，也没有发展，比如朝鲜；有些国家有民主、有秩序，也有发展，比如新加坡。评价民主优劣，要结合这几个因素，不能光从价值观来做判断。我们应该发展出一套能解释非西方民主化的理论。
优质民主需要有意识的制度创新
《南风窗》：新加坡的优质民主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郑永年：新加坡的优质民主，包含几个基本条件：
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新加坡的民主选举很清廉，没有出现北非、亚洲等地普遍存在的贿选现象，甚至比美国、欧洲的选举都要干净，这当然有很多因素，但与经济水平肯定相关。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地方，往往一包香烟、一顿饭就能把选民搞定，这种选举可能更糟糕。
二、经济发展带来教育扩展，公民素质提高。新加坡的选民是比较理性的，尤其是年青一代，这与几十年前不一样。现在老一辈可能还有恐惧心理，但年轻人的恐惧更少，这与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有关系。
三、法治健全。对于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重要的不是选择哪一个政府，而是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没有秩序，就没有经济发展，更没有民主。新加坡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稳定，与健全的法治有很大关系。
新加坡没有照搬照抄西方民主，而是根据国情设计出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很多人批评新加坡，认为新加坡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形式不一样，但恰恰因为不一样，才是新加坡的成功。“不一样”内涵是丰富的，其实质是制度创新。新加坡的经验说明了，民主制度创新不仅很重要，而且是可能的。
《南风窗》：具体有哪些制度创新？
郑永年：比如集选区制度。这曾引来很多批评，认为对反对党不利。实际上，集选区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它有效地解决了直至今天西方仍没有解决的种族冲突问题。在集选区制度之前，只有两种机制能够使得少数族群可能当选，一是少数族群集中居住，二是少数族群组织自己的政党，但这些方式都容易导致冲突。集选区制度照顾了少数族群的利益，虽然可能造成一些不公平，但不能忘记新加坡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基本现实。
比如强制性投票。西方认为强制投票本身就是不民主的，但今天，在西方一些国家投票率只有30%多，这意味着领导人是30%多的公民决定的，这是民主吗？所有西方民主理论都认为，公民素质是民主运行良好的前提条件。不过，公民素质不是天生具备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新加坡过去几十年的强制性投票，就在慢慢培养起人们的公民精神。
这些制度创新保证新加坡很快地向优质民主发展。李光耀先生建立了一整套制度，西方称之为权威主义政府，这也没错，制度建设也需要强势政府。关键在于这套制度在不断发展完善，现在领导风格和方式也变得更开放。在很多国家，民主选举是零和博弈，我赢了，你必然输，在新加坡，选举是双赢的。比如工人党赢得阿裕尼集选区，当然是赢了；对于人民行动党，虽然失去一个选区，但也得到很多选民释放的信息，知道以后往哪个方向走。所以这是一种优质民主。
《南风窗》：日本和新加坡民主政治发展初期，也不具备很好的社会经济条件，为什么日本和新加坡最后发育成优质民主，而菲律宾和泰国却发育成劣质民主呢？
郑永年：实行民主很简单，但建立优质民主很难。所有国家最终都会走向民主，这是世界发展的趋势。所有国家任何时候都能实行民主化，关键在于如何避免劣质民主，走向优质民主。新加坡的早期政府，对一些可能导致劣质民主的因素，比如经济落后，素质低下等，都是有意识地通过制度建设去避免的。而菲律宾、泰国没有这个制度建设的过程，民主来了就来了。所以出现了优质民主和劣质民主的分化。
新加坡虽然是后发民主国家，但从民主演变路径来看，与发达国家的优质民主没有大的差别，均以中产阶层、公民社会和健全法治为支撑，只是时间缩短了。而怎样缩短时间，取决于政府作为。中国的地方民主选举也实行了20多年，但做得不是很好，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去做这些事，缺乏制度创新。
后发民主国家的最大好处是能够通过有意识的制度设计，避免其他国家民主化过程中犯过的错误。民主的良好运转取决于一整套国家制度的建设。
《南风窗》：有意识的制度设计和建设，必然要求有一个主体，那新加坡国家建设的主体是谁？
郑永年：一般人们把功劳归于李光耀一个人。当然，李光耀的作用很重要。但把功劳归于李光耀先生一人并不公平。这是新加坡建国之后整整几代领导层的努力。李光耀先生的最大功劳就是制度建设。新加坡的权力集中并不是为个人，也不是为党派，而是为整个国家服务的。李光耀一代最大的贡献是把手中的权力转化成制度，而不是让制度为权力服务。
新加坡建立的制度，执政党会接受，即使将来反对党有机会上来了，也会接受，这是国家社会制度稳定的保证。一些国家执政党建立一套制度，反对党上来要建立另一套制度，最终肯定导致混乱。西方的优质民主，同样在于所有政党和人们都认同国家的基本制度，无论哪一个党上台，都按照这一套去做，这就使得一个社会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
中国向新加坡学什么？
《南风窗》：保证效率和稳定，有时被用作阻止或拖延改革的借口。
郑永年：这就要求开放社会，培养公民精神。中国传统的朋党之所以没有合法性，就因为它只是代表和追求少数人的利益。民主不是追求私利，而是追求公利的平台。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如何克服“私”，来达到“公”，就要求有一套超越私利的制度设计。民主是大家选出一个领导人，说到底就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如果执政党高高在上，与民众没有联系，就没有民主。
《南风窗》：在新加坡，这种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实现的？
郑永年：部长议员每个星期都要定期跟选民见面，这是高度制度化的，如果部长因事不能出来，就要委托另一个部长，而不能让自己的秘书或下级出来。对部长和议员来说，保持与民众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你要面临5年一次的考试——国会大选，你不为选民服务，选民就不投你的票。如果没有这个机制，跟选民见面，就很容易变成一种做秀。执政党切断与社会的联系，也是切断了自我改进的机会，与社会失去联系，肯定导致危机。
《南风窗》：中国政府也很注重新加坡经验，您认为现在最迫切的要向新加坡学习什么？
郑永年：中国学习新加坡，不能照抄照搬，真正要学习的是新加坡的精神。观察新加坡，不能光看大的方面，还要看一些细小的制度。看不到细节，就看不到真正的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党独大，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但在新加坡，没有人阻止你去参加反对党，也没有人阻止你投反对党的票。为什么人民行动党一直能够保持一党独大？这才是关键的问题。当然，这有很多因素，但很重要的是，人民行动党是向社会开放的，所有的社会精英，无论在哪个领域，只要做得出色，都有可能被人民行动党吸纳进入政府。新加坡是真正的精英制度，人民行动党选拔人才也是很严格的，光会说好话，或者光会骂的人都是不行的，只会用提出建设性批评的人。任何政党都希望自己是一党独大，但关键是怎么在合法的框架内做得到。人民行动党是开放的一党独大。
高薪养廉也是被很多人误读的新加坡经验。新加坡的官员廉洁是靠很多机制保障的，高薪不过是近10几年的事。新加坡实行官员高薪，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官员工资货币化，部长除了薪水，没有其他特殊福利，自己开车，自己买房子。第二是以高薪从企业界吸引人才。但就像美国社会难以接受企业高管过高的薪水一样，近年来新加坡的部长高薪也引起新加坡人的一些批评。
新加坡的优质民主，与执政党向社会开放的机制有关，也与理性的反对党和社会有关。优质民主并非某一个社会、某一个政党或某一个人等单一因素决定，而是由很多因素决定，但这些因素又是可以塑造的。新加坡通过制度创新把西方制度和华人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这是值得学习的。
蓄势爆发的反对党
文|雷 莉
刚刚过去的新加坡大选是一次蓄积已久的社会不满的总爆发。
新加坡近年房价、物价不断上涨，医药费、交通费亦然。两个赌场的开设不仅造成可见的社会问题，也让不少宗教界人士极为反感。外来移民迅速增加导致公共交通加倍拥堵，当地人工作机会减少，都是选战热门话题。而过去5年发生的糗事，包括恐怖分子的脱逃、热闹商业大街短时间淹了两次水等等，政府高官却没有人问责，加上多年来一直引发不满的高官天文数字薪水，连篇累牍都成了网上铺天盖地的民怨。
不一样的反对党
新加坡虽是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但是没有禁止政治结社，所以长期以来都有一二十个反对党存在。这次大选参战的反对党共有7个，人才素质也是空前优秀，可谓反对精英倾巢而出的一场战役。
在这次反对阵营名单中，除了原任两员战斗力强劲的老将刘程强和詹时中，以及非选区议员、形象清新的大专讲师林瑞莲，新面孔更有旅居美国多年的法学博士陈硕茂、已故反对党领袖印度裔惹耶勒南的儿子肯尼斯、资政吴作栋的前首席私人秘书陈如斯、留学英国的社会政策博士文森、英国爱丁堡大学皇家医学院院士洪永元。此外，24岁的高挑美女佘雪玲更在瞬间成为社会焦点，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这几个新面孔都让狮城民众眼前一亮。原因是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新加坡政坛几乎看不到学历和资历相对出色的人披上反对党战袍出征。数人一组的集选区，高额的押金(这次是每人1.6万新元，比过去高。押金是按国会议员前一年所领的全年薪金8%计算出来，如果参选者得票率少于12.5%，押金就被没收)往往吓退参选的意愿。
过去每一届大选，执政党都会挑中至少一名反对党人做出人身攻击的丑化，搞得反对者要上法庭、付出巨额赔偿、坐牢、破产，身败名裂，甚至为避免牢狱之灾出逃海外。
但是李显龙领导的政府这次一反常态，整场选举过程中，几乎没有对反对党做出人身攻击。除了证明李光耀已经无法下指导棋，这也显示政府充分警觉到诬蔑丑化的手法所引发的不满和反弹。
这应该也是这次大选虽然出现空前激烈的战情，选战氛围却相对非常清新而磊落的根本原因。
从事态发展来看，网络民意在本次大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次大选新选民人数较上一届多出约20万，而39岁以下的所谓Y世代选民达1/3，这些都是网络力量能够迅速发生互动、产生效果的主要原因，也是过去的反对党人无法获得的优势。
新加坡对网络几乎没有监管，只要不涉及规定的宗教、种族议题，就不会被对付。以英文为主的网站，加上雅虎等新闻网站，都主动成为本次大选中反对党强而有力的宣传机器，许多年轻甚至中年选民放弃了传统倾向执政党的报纸、电视、电台新闻，改从网络获取选战信息。
而过去饱受声音和政见无法传达的在野党，这次在各个网站的主动配合下，无论通过文字还是视频，意见都能得到充分反映。形势逼人之下，主流媒体不愿挨打，也只能划出空前多的版面和时段，呈现在野党的声音。
感受到网络工具的威力，执政党也大力使用网络工具与选民交流，总理甚至安排了一个小时上网与民众对话，并让媒体现场采访，不过并没有引起太大共鸣。
反对党的未来
新加坡反对党步履蹒跚，过去因为执政党强人政治的打压，难以出头，也造成虚实参半的“白色恐怖”氛围。普罗民众不愿与反对党太靠近，公务人员更不可能公开支持。然而在强人影响衰退之际，本次大选使得反对阵营出现令人振奋的景象，不但前公务员公开参选，更有大学专业医生公开为反对党站台，指陈医疗政策的缺失。这在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事。
年轻、高学历、专业人士的加入，进一步提升了反对党阵营的实力，而反对党在选举中受到选民的肯定，又反过来能消除社会上仍然存在的恐惧心理，吸引更多有才干的人加入。这对于迈向未来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有催化的作用。
不过反对党阵营也有致命伤，就是10几个政党各党领导人都有老大心态，爱各自为阵，不爱团结，因而不容易产生明显强大的组合挑战执政党。
经过这次大选，工人党以6个选举出来的议员席位成为国会唯一反对党，势必在未来蓄积足够能量，成为小党林立的在野阵营的实质领头羊。关键是它能否说服其他小党，结合优质力量，让自己在短时间内进一步壮大。因为每次的大选反对阵营都要分配资源和选区，没有实力的政党等于当炮灰。
然而换个角度，一旦工人党在一届5年内吸收大量优秀人才，下次大选给执政党带来更大的冲击，甚至在民心思变的情况下翻盘成为执政党，它有没有足够能量和准备执政，还真是个大问题！
现阶段工人党要做的，是如何在理念方面更加符合时代与选民的要求，在政策方面产生更具说服力的替代方案，当民众不满执政党的时候，提供另一个选项，逐步让自己学习，也让民众看到它具备的实力。这是很长期而浩大的工程，需要从政者全身心的投入和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