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1200万女孩被流产

　　被蒸发的印度女孩

　　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过去30年，印度因流产而“失踪”的女孩约1200万之多，甚至有英国媒体将之称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性别灭绝”。2011年印度人口普查显示，7岁以下的女孩比男孩少710万。由于人口的“雄性化”，近年来，一些社会问题在印度日渐凸显

　　文｜《小康》记者 张旭

　　印度人普拉卡什·查瑞是两个女孩的父亲。2011年5月的一天，查瑞在得知家中将迎来第三个女儿后，勒令怀孕已六个月的妻子去做流产手术。妻子拒绝，一心想要个儿子的查瑞遂将妻子暴打一顿。第二天，伤重不治的妻子在医院死去，查瑞随即被捕。审讯时，查瑞否认曾带妻子到医院进行胎儿性别检查，但他辩解说，“尽管胎儿性别检查是违法行为，但这样的违法行为正在印度蔓延。”

　　就在此事发生的两个月前，印度内务部公布了印度第15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数据显示，2011年，印度0至6岁的儿童中，女性与男性的数量比为914：1000，女孩总数较男孩少710万。而在2001年前，当这两组数字分别为927：1000和600万时，印度已有不少人深感恐慌。

　　查瑞案发当月，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发表了题为《印度针对女婴的选择性流产趋势》(Trends in Selective Abortions of Girls in India)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对于2011年人口普查中女童数量缺口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产前性别检查以及继之而来的流产女胎。”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此项研究的第一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普拉波哈特·贾(Pro. Prabhat Jha)教授介绍说，由于超声波仪器的广泛使用，性别选择流产在印度已随处可见；此外，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具有较高学历或来自富裕家庭的妇女对胎儿性别检查和流产女胎的态度比其他女性更为积极。

　　印度著名学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曾说过，“长期以来极高的性别不平等和女性的被剥夺是印度最严重的社会败笔”，说这话的时候，印度的全面经济改革才开始不久。如今的事实和基于这些事实的研究则表明，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未使重男轻女和歧视女性的问题得到明显改善，而若人口性别比例继续恶化，更多的问题无疑将会爆发，在这个迅猛“雄”起的印度。

　　那些“失踪”的女孩

　　印度家庭偏爱男孩的传统由来已久，1970年代末，当这种传统与现代医学的胎儿性别检查技术相遇后，印度人口的性别结构开始出现急剧变化。过去几十年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971年时，印度0至6岁儿童女男数量比为964：1000，1981年为962，1991年则跌至945。骤降发生的1980年代，事实上，正是羊膜穿刺检查和超声波仪器在印度日渐普及的时期。

　　据曾任职于全印度医学研究所的医生回忆，最初采用羊膜穿刺技术时，这家医疗机构主要是为了检查胎儿是否有遗传缺陷。在得知此项检查还可以判定胎儿性别后，多达11000对夫妇志愿接受了测试。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更想知道孩子是男是女，因为那些怀了女孩且已有女儿的孕妇大多选择了堕胎。

　　由于自引入之初即被不当使用，羊水穿刺检查甚至曾被不少印度人认为仅仅是为了预知胎儿性别，1982年，当一家研究机构就产前性别检查问题在旁遮普省展开社会调查时，66%的参访者表达了这样的误解。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调查中59%的男性参访者和多达73%的女性参访者觉得，如果一对夫妻已经有了两个或更多女儿，那么再怀女儿时就应该流产。

　　如此需求为印度催生出众多提供胎儿性别检查和堕胎服务的诊所，并导致针对女婴的选择性流产大量增加，然而当时印度国会对问题的敏感程度却远不及在旁遮普省发起调查的那个研究机构，直到一家诊所惹怒了一位高官，关于禁止性别选择流产的严肃讨论才在国会中出现——那家诊所的医生在为高官妻子实施流产手术后发现，打掉的胎儿其实是男孩。

　　作为讨论结果，1994年，印度国会通过了《产前性别诊断技术法案》(PCPNDT)。该法将利用超声波技术检查胎儿性别定为违法行为，并规定只有在政府部门注册的诊所才可以医学治疗为目的对胎儿性别实行鉴定。1996年，印度政府又明令禁止流产健康女胎。2002年，印度政府加大了对PCPNDT法违反者的处罚力度，规定首犯者最高可获三年徒刑并处10000卢比(约合222美元，1438元人民币)罚金，第二次可判最高5年徒刑并处50000卢比罚金。

　　不过，这样的法律在印度几乎形同虚设。PCPNDT法出台几年后，有调查披露，大量未注册的私人诊所仍在为自愿前来的孕妇进行胎儿性别检查，而在哈里亚纳、旁遮普、西孟加拉和马哈拉施特拉等省的一些地方，被检查出为女性的胎儿竟有99%终被流产。事实上，直到2006年，印度才出现第一起医生因向孕妇泄露胎儿性别而获刑的案例，而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2007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当时的印度每天被流产的女性胎儿约有7000个。

　　如今，在儿童性别比失衡更甚的德里——这里0至6岁女童与男童的数量比已降至866：1000——几乎所有配备了超声波仪器的诊所都声称不从事非法的胎儿性别检查，但当地的妇女们相信，大多数人都能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找到进行超声波检查和流产女胎的地方。而在偏远的农村，孕妇们还可享受到城里诊所的“下乡服务”——检查在装有便携式仪器的面包车里进行，每次价格在1000卢比至5000卢比之间。

　　“几十年来，印度人对男孩的偏爱变化不大”，普拉波哈特·贾教授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说，“但由于医学技术可及性的增强、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相关法律并不理想的执行效果，印度流产女胎的数量有所增加”。贾援引其研究报告中的数据说，“过去三十年间，印度因流产而‘失踪’的女孩可能有1200万之多。”

　　生下来也许更不幸

　　贾所估算的数字，其实还不涉及出生后被杀的女婴，而杀害女婴的行为在印度从不罕见。“杀婴由一位家庭成员或一名职业杀手执行”，“BBC新闻”的一篇文章记录到，“杀婴者用湿布紧缚婴儿，或者喂她一勺混着谷粒的牛奶。谷粒会卡住婴儿的喉咙，并使其窒息身亡。”据说那些职业杀婴者大多崇拜印度教女神萨提(Shakti)，而这位女神常以戴着人头骨项链和用流产胎儿做成的耳环的形象示人。

　　事实上，流产女胎和杀害女婴的行为之所以在印度禁而不止，主要是因为印度人重男轻女的观念和对女性的严重歧视。为此，印度教或许要负上一定责任。“儿子是父亲的救生船，载着无暇的天堂世界，女儿则是悲伤之源”，印度教经典《他氏梵书》有如此记载。与此相关的一项宗教实践是，在印度，父母去世后，只有儿子才能为他们点燃火葬的木柴，从而帮助双亲的灵魂顺利转世。生个男孩因此意义重大。对于女人，印度教则多有歧视，比如认为当妻子不能满足丈夫的要求时“就应该打她”，有奥义书建议“用棍子或巴掌”。

　　妇女吉萨遭遇的却是更残忍的火烧。一天早上，吉萨的丈夫告诉吉萨，在他回家之前，吉萨必须做完若干家务。丈夫出门后，吉萨开始按他的吩咐淘米、挑水、洗衣服并为丈夫的侄子做饭。就在吉萨准备处理牛粪时，丈夫回来了。吉萨本以为丈夫在一顿痛骂之后会放过她，但是当天下午，正在厨房干活的吉萨忽然感到有东西泼到了脖子上，回头看时，发现婆婆手提着柴油桶，丈夫正在摆弄一盒火柴。但吉萨总还算幸运，因为在经历了痛打、灌尿等一番折磨之后，她毕竟活了下来。

　　根据德里社会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印度15岁至49岁的女性中有35%曾遭遇家庭暴力。另一组证明印度女性家庭地位较低的数据来自联合国《2007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报告》称，印度女人平均每周要花35个小时做家务、看孩子、照顾病人和老人，而男人只花4个小时；研究人员在古吉拉特省进行调查时，50%的参访妇女说，在未获丈夫或婆家人许可的情况下，她们甚至不能带孩子去看病。

　　如果印度女人注定要把一生中的大量时间用于为婆家服务，那么生女儿显然就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正如印度的一句俗语所言，“养女儿就像是为他人的庭院浇水”。

　　女孩不受印度父母欢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当父母年老时，被视为“自己家中寄居者”的女儿很难指望得上。“印度父母无法从已经出嫁的女儿那里获得经济或生活方面的支持”，印度“国际妇女研究中心”的普里亚·南达博士(Dr. Priya Nanda)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说，“儿子则被认为是父母年老时的保障，这也是印度人偏爱男孩的一个原因。”而据普拉波哈特·贾教授向《小康》介绍，印度只有公务员和一些公司的雇员退休后可以享受退休金，而且数额很小。“所以人们希望至少要生一个男孩”，贾说，“以便为自己养老”。

　　“雄性化”问题或将恶化

　　由于人口的“雄性化”，近年来，一些社会问题在印度日渐凸显，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婚龄男子难结婚。

　　事实上，根据2011年印度人口普查结果，目前印度人口中女性与男性的整体数量比为940：1000，远低于世界总人口女男比的984：1000。另有调查显示，在哈利亚纳省，每1000名男子所对应的女子只有877名，显然，这意味着当地新娘的数量无法满足准新郎的需求，于是，越来越多的哈利亚纳单身汉开始加入从外省“购买”新娘的行列，而每位“进口”新娘的“价格”大约为10万卢比(约合2222美元，14386元人民币)。

　　“很多嫁到哈利亚纳的外省新娘不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甚至不会说当地的语言，这是性别比例下降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南达博士对《小康》说。事实上，南达博士认为过多的单身汉还可能导致秘密的一妻多夫婚姻，“一妻多夫婚姻不能为印度社会所接受，但也许正在印度发生。”

　　同样令人难以接受但确已发生的事情是“租妻”。拉克西米家所在的古吉拉特省是另一个新娘严重短缺的地方，比如曾雇佣拉克西米的农场主博拉就一直没娶到老婆。拉克西米的丈夫认为这是个赚钱的机会，于是便在拉克西米和博拉也都同意的情况下，将拉克西米租给博拉为“妻”。博拉为此每月付给拉克西米的丈夫8000卢比租金，而拉克西米则需为博拉做妻子所应做的一切。当地的警察说他们对此爱莫能助，因为“没有人报案”，“无论发生什么都是基于自愿”。《印度时报》则指出，在印度西部地区，这样的“租妻”案例并非偶然，适婚女子的匮乏在古吉拉特省促成了“租妻”生意的兴隆。

　　拉克西米的故事并未到此结束。几个月后，当拉克西米丈夫家人要拉克西米回家时，拉克西米说她更愿意和博拉一起生活。这似乎预示了更多的问题。

　　没有能力通过“购买”或“租用”妻子享受婚姻生活的男人，则只能在性工作者那里获得满足。“人权观察”组织的一份报告称，自1980年代末至2000年代末，印度性工作者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从业者总数大约为2000万。尽管性工作者增加不能完全归因于印度女性人口的减少，但普拉波哈特·贾教授认为二者存在关联，而且“单身汉通过性工作者满足性需要还可能加剧艾滋病的扩散”，贾如此预测。

　　对于印度人口性别改善的前景，贾的态度并不乐观。“1990年时，印度每个妇女平均生育3.8个孩子，2008年时已降到2.6个”，贾对《小康》说，“如果生育率不断下降而对男孩的偏爱不变，那么印度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情况就很难改变。”南达博士则存在另一种担心，“由于技术发展太快，所以我们也许将能获得在家中检查胎儿性别的工具。”无疑，这意味着旨在禁止胎儿性别检查的PCPNDT法更加靠不住。其实2011年的印度人口普查也有令印度人欣慰的消息——此次人口女男总体性别比，即940：1000较十年前的933：1000有所改善。但“BBC新闻”提醒说这与女性预期寿命更长有关，“印度儿童性别比仍是世界上最糟的情况之一，尽管好于中国。”

　　印度的“嫁妆致死”

　　令印度父母觉得生女儿不划算或生儿子更有利可图的，是恶名昭著的嫁妆问题。

　　印度素有嫁女儿陪送嫁妆的传统。事实上，女方父母为筹备嫁妆陷于贫困的情况并不少见，而若对嫁妆的数量或价值不满，男方家人又常对新娘暴力相加。为禁此风，印度政府曾于1961年颁布《禁止嫁妆法》，但面对根深蒂固的陋习，此法犹如一纸空文，“嫁妆致死”案件在印度至今屡见不鲜。比如，新娘因嫁妆不足而被婆家人打死、烧死。

　　但婚前准备“齐全”，婚后的日子也未必舒坦。据《印度斯坦报》报道，有些妻子之所以婚后遭婆家人虐待，皆因其父母在为其准备了汽车、空调、金首饰、几十万卢比现金，类似这样的嫁妆后，婆家人仍感不满。

　　而对于2010年人均收入54835卢比(约合1219美元，7889元人民币)的印度人来说，即便筹备这样一份仍令婆家不满的嫁妆似乎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由于嫁妆问题的存在，在印度，生女儿无异于自寻经济负担。在流产健康女婴尚不违法的1980年代，印度不少诊所就曾借嫁妆问题鼓励人们流产女胎，这些诊所的广告通常只有一句话：“现在花500卢比(堕胎)，将来省50000卢比(嫁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