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安峥 驻京记者 张全

　　昨天，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南非港口城市德班拉开帷幕。明年年底，全球唯一的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法律文件——《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将到期，二期承诺是存是废，仍然成疑。舆论认为，德班会议将是《京都议定书》“存活”下去的最后机会。

　　决定“第二承诺期”成败

　　1992年，在联合国组织下，首次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国际社会迈出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脚步。

　　本次德班会议恰逢两个节点，一是明年将迎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20周年，二是明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行将届满。是否能在德班就第二承诺期减排目标达成一致，将是本届大会成功与否的关键。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日前强调，《京都议定书》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石，续签《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是德班气候变化会议的优先任务。

　　不过，大会并未承载国际社会太高的期待，舆论认为大会难现高潮。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负责人杨志说，这很大程度受到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的影响。当初哥本哈根大会也是一个重大节点性会议。2007年“巴厘岛路线图”为哥本哈根大会布置了制定第二承诺期各国减排目标的任务。当时各国官员济济一堂，信心满满，但结果却并未将意愿落到实处。在失望情绪下，坎昆会议以及此次德班会议，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由“热聚焦”转到“冷思考”的过程。

　　各方态度从“狂热”到务实，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中国现代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认为，此次大会各方将就第二承诺期问题进行最后“摊牌”。

　　减排收支不平衡导致分歧

　　与哥本哈根、坎昆会议相同，在德班谈判中，发达国家的诉求依然是不愿意单方面提高减排目标，希望少出钱、少出技术。不同的是，在债务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体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而新兴经济体的国内形势相对更为有利。陈凤英指出，现在气候谈判艰难的一大重要原因是，与20年前相比，世界经济格局出现了空前变化；与之相应，能源消耗格局也发生重大调整。

　　向来自居“减碳斗士”的欧洲受到欧债危机困扰，不得不花费大笔资金优先解决内部问题，对于减排问题的紧迫感有所下降。虽然其主张续签《京都议定书》，但也强调必须覆盖“所有主要经济体”。而这明显有悖《公约》和《议定书》明确认定的“共同但有区别”地承担责任原则。美国经济危机的梦魇仍未结束，在恢复经济的压力下，国内通过一部具有国家排放总量限制的法律，难度很大。日本、加拿大、俄罗斯表示不准备续签《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而气候变化形势逼人，小岛国家担忧日益加剧。陈凤英认为，不排除小岛国家被美国利用，形成力量向基础四国施加压力的可能。难怪南非总统祖马日前就说，德班会议显然不会像逛公园那样轻松，它将是一次艰难的会议。

　　表面看起来，在气候变化的威胁面前国国平等，但实际上，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支出和收益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由此带来明显的分歧。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对于全球各国的影响因为地理分布而不平衡；受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样的气候变化问题在不同国家的重要程度也有明显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工业化发展，确有义务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承担历史责任。

　　对于会议可能产生的成果，国际舆论设想了三种情景。第一种情景是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第二种情景是达成像坎昆大会那样的决议，把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到明年继续讨论，在一个平衡点上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比如绿色气候基金资金到位等问题。第三种情景是达成哥本哈根协议那样无约束力的文本。从目前情况看，第一种情况几率很小，第二种情景有希望达到，但不确定因素依然不少。第三种情景是大家最不希望的结果，但几率较大。无论是第二种和第三种情景，都会导致明年之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空档期”。

　　有人说，每年的气候大会多少有点“例行公事”，但毫无疑问，它仍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这个关乎人类生存的难题最为有效的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