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批钱程序繁琐 “八方支援”有心无力

　　日本灾区重建难学汶川

　　本报赴日本特派记者 谢戎彬

　　4月是日本2012年度财年的开始，这一财年也是日本“3·11”大地震“重建元年”的开始。那场震惊世界的地震、海啸和核泄漏混合的巨大灾难，一年多以后还在撕扯着日本人的伤口： 15854人遇难，3155人下落不明，占日本国土面积约3%的土地受困于核泄漏，天量社会财富损失。有毁灭就会有重建，有伤口就会有愈合。《环球时报》记者日前从日本东京一路向北，深入福岛、岩手、北海道等地，记录了这场灾难在日本人心里留下的伤痕以及日本灾后重建之路的曲折艰辛。

　　看不见的辐射是最大敌人

　　在福岛县采访，记者没有看到过多的废墟，却感受到民众心中那种莫名的不安：200万福岛人的最大敌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辐射物。采访期间，福岛县政府工作人员给记者配了一个微型的辐射检测仪，在车里还有一个实时的辐射值检测仪。一路上，记者看到的最高辐射值为1.20微西弗/小时，东京为0.050微西弗/小时。福岛的辐射值超出了正常水平，当地官员称，这不到危害人体健康的程度。但一些福岛民众仍选择远走他乡，当地的报告称，按现在的趋势，30年后福岛县人口将减半。

　　在福岛，饭馆村是一个有名的地区。这个风景如画的小村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距离稍远，但由于地形和风向原因，却遭受较为严重的污染。可惜的是，饭馆村一度成为日本应对核污染的“盲区”，直到去年5月，饭馆村村民才意识到村落已遭严重威胁，赶紧撤离。《环球时报》记者在一个临时居住点采访了50多岁的饭馆村村民佐藤，他说自己的父亲在撤离后不久就气病交加而死，年迈的母亲则要求他每周带自己回一趟饭馆村的老家。佐藤十分怀念一年多以前饭馆村平静、悠闲的田园生活，但他对回家“基本不抱希望”，因为“清除核污染太难”。

　　佐藤的话道出福岛灾后重建最大的难题：清除核辐射污染。今年3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政府将投入至少1万亿日元用于清除福岛核电站周边的污染，如用高压水枪冲洗土壤，栽培植物吸收辐射污染等。据日本环境省推测，清理作业汇集的污染土壤至少有1亿立方米。

　　在日本，福岛是个农业大县，农产品、水产品都很有名，但核电站事故却让福岛经济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因为核泄漏，福岛遭到很多歧视，在福岛一路陪同记者的当地官员加贺谷先生说，福岛曾做了个水泥桥墩给大阪的企业，却遭到大阪人的抗议，因为担心有辐射。桥墩尚且这样，大米、蔬菜等福岛农产品的命运可想而知了。

　　为了挽回人们对福岛产品的信心，日本政府和福岛政府做了很多努力。日本复兴厅专门出台针对福岛的“复兴特别措施法案”。与此同时，当地对农产品给予非常严格的检查。福岛农林水产部门的官员对记者表示，他们专门从美国进口了检测仪器，一年来总共检测了1935个农产品样本，有问题的产品都做了粉碎、焚毁、深埋等相关处理，禁止进入流通领域，并及时公布检测结果。从今年4月1日起，他们将采用新的食品放射性物质检测标准，比现标准又严格很多。官员们一再向记者强调，只要是在市场上流通的福岛农产品，都是安全的。

　　海量废墟何时处理完

　　岩手县位于日本东北地区北部，面积在日本仅次于北海道。在这次灾难中，岩手是受海啸影响最大的，许多沿海地区遭到毁灭性破坏。在岩手的釜石市，《环球时报》记者坐车去市政府，市政府门前就是一大片残破房屋，离海啸已经过去了一年，但大量建筑垃圾依然留在原地。在去过陆前高田市后，记者甚至觉得釜石的情况还算好的。曾经有2万多居民的陆前高田现在就是一片废墟。道路两旁到处是折断的房顶屋梁以及堆放成一座座小山的钢筋水泥。城市出现大面积的地面下沉，大片海水倒灌进城区，淹没了曾经的柏油路面和低矮建筑。记者到达的时候是晚上6时多，整个城市除路灯外没有一处灯光，记者没见到一个人活动，也没见到一座完好的建筑。这里好像已经变成了一座“鬼城”，令人感到一份阴森。

　　与福岛不同，岩手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废墟处理。特大海啸给岩手留下了海量的废墟。在釜石市，野田市长告诉记者，海啸给仅有3.7万人的釜石市带来82万吨垃圾，相当于该市数十年的垃圾总量。遍布岩手乃至日本东北灾区的废墟堆如不能及时清理，灾后重建根本无从谈起。但目前只有青森、山形以及东京都等少数地方愿意接收，很多地方因担心处理灾区废墟会导致放射性物质扩散，而不愿接收。

　　生产的重新恢复也是一个难题。渔业是釜石市的支柱产业，但野田市长说，渔民恢复生产面临缺渔船、缺人手两大难题。原来的渔船在海啸中大部分被摧毁，而地震后造船厂生产能力下降又让渔民迟迟等不来新渔船，他特地感谢一家中国造船公司送来了两艘渔船。另外，岩手县等地震前就面临年轻人远走他乡的情况，地震、海啸更使各个企业的人手捉襟见肘。

　　尽管面临各种困难，但岩手的灾后重建工作还是有值得称道之处。记者在釜石看到，尽管已经被处理的垃圾只占总量的5%，但70%的废墟垃圾已被临时堆放好，而且被仔细分类，分别放到不同的地方。岩手的灾民也表现出了自强的一面。鹈住居是釜石市一个被完全摧毁的居民点，就在那里的废墟上，出现了一个由七八家商户组成的简陋“商业街”。面包店的老板夫妇60多岁了，每天从凌晨4时干到下午5时，但他们没有抱怨。他们一个劲对《环球时报》记者从中国远道而来表示感谢，对日本各地前来支援灾区的旅游团表示感谢。

　　谣言成了第四大灾难

　　除了重灾区的福岛、宫城、岩手等东北三县外，过去一年深受大地震伤害的，还有远离福岛600多公里的北海道。日本人说，谣言是继地震、海啸和核辐射之后“3·11”的第四大灾难。有关核辐射的各种谣言，曾让北海道支柱产业———旅游业、渔业一落千丈。从去年的3月到6月，北海道各个景点几乎见不到外国游客，本国游客也急剧减少。在北海道著名的旅游城市小樽，当地观光协会的理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小樽那时倒闭了许多餐厅和商店，谣言说核辐射的尘埃飘到了北海道，如果不是核泄漏，光是地震、海啸，我们的日子不会这么惨。”在日本，北海道的水产品非常有名，但地震后核辐射到了北海道的流言四起，北海道的水产品出口大跌。

　　为扭转不利局面，北海道各界想尽办法。一方面，政府在北海道各地设立了14个核辐射监测点，还将结果翻译成英语、汉语等，实时公布在网上。另一方面，北海道还面向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地区，积极推动外国游客回流。北海道知事高桥春美早在去年5月就去北京、上海开了专门的北海道旅游推介会，北海道最大的加森旅游公司去年10次赴中国、新加坡等国介绍震后北海道的真实情况。北海道观光局官员飞天康彦说，从去年11月开始，外国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到北海道观光的出现了大幅增长。

　　汶川经验难学习

　　尽管2012年被日本政府定为“重建元年”，但灾难过去一年了，很多灾区仅仅做到把现场垃圾基本清理干净。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重建住宅开工率是世界通用的衡量灾区重建速度的标准，但到2011年年底，日本三个重灾区的灾后重建住宅开工率竟然是零。重建住宅的第一个项目———福岛县一处约180户的住宅项目直到今年2月才正式开工。而几个受灾县的重建计划，也是在今年3月才最终敲定。真正的重建在大多数灾区仍然是“纸上谈兵”，记者在采访中也多次听到灾民抱怨政府震后重建速度太慢。最新的民调显示，日本72%的民众认为灾后重建“没有前进”，其中东北地区民众近八成不满重建进程。

　　作为中国人，《环球时报》记者不可避免地会把日本的灾区重建与汶川地震灾区的恢复做比较。记者采访的一些日方官员也坦言，他们知道汶川地震灾区的重建步伐很快，新盖的住宅整齐有序，居民生活也较快步入正轨。但几乎每一个接受采访的日本人都说，他们固然羡慕汶川的灾区重建，但肯定学不来。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中国的国土面积大，土地又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因此可以把受损房屋放置原处，另觅新址重建家园。而日本的土地大多是私有，重建时首先要整理每个公民的土地所有权，这其中的过程很繁琐。在日本，一般由政府出面和土地所有者协商，国家给予部分补贴，个人再出资一部分。这次灾难，很多家庭遭到的是灭顶之灾，即便土地问题能解决，重建住宅也是许多家庭无力承担的。而像陆前高田市，市政府大楼也遭到海啸侵袭，所有土地资料都已丢失，确定土地所有权都十分困难。

　　汶川灾区重建所需的资金，大部分是由中国政府拨款，而在日本，拨款一定要通过财政预算的法律，还要通过严格的国会审议，这一道道程序很耽误时间。在经历了十几年经济低迷的日本，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缺钱都是一个共同的烦恼。虽然这次中央政府已经计划5年内投入18万亿日元的巨资用于重建，但中央政府很怕地方政府更多地伸手要钱，因为国家财政已经连年赤字。

　　汶川灾区重建有一套非常行之有效的对口援建制度，即由一个省帮助一个市或一个县的重建，这一点，日本的专家和官员都称很欣赏。但他们说，在日本，尽管未受灾地区的民众和政府很同情，也帮助过灾区，但像中国这样完备的对口支援体制，在强调地方自治、而且地方权力越来越大的日本，根本没有生存的土壤。这也是为什么对灾区的垃圾，日本其他的地方不愿接收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记者接触的很多日本人，特别是一些官员认为，灾区重建的“慢”也不完全是坏事。日本历史上的数次大地震、大海啸之后的重建，都是由当时的中央政府主导。而这一次，则是由地方政府主导，中央政府提供支援。日本复兴厅的安东义雄参赞就说，在“3·11”以前，东北受灾三县就面临少子老龄化、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诸多问题，希望以这次灾后重建为契机，受灾地区能根据各自具体情况，把根基打牢，寻求更好、更新的经济模式。正如一名岩手灾民对记者所说的那样：“大海啸虽然是哀，但也是幸。因为我们可以把一切推倒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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