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安倍军事学”

　　在经过一系列精心运作后，安倍将成为最有权势的日本首相，这也即意味着最危险的日本首相

　　文/《瞭望》新闻周刊驻东京记者 冯武勇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打着“积极和平主义”旗号推行“安倍军事学”，企图从根子上改变二战以后的日本安保政策。为达成这一野心，安倍在国内外反复渲染“中国威胁”制造假想敌，甚至主动挑衅，推高紧张。

　　以“安倍经济学”包装的安倍政府经济政策已为世人所熟知。同理，“安倍军事学”也有“三支箭”，一把“弓”，一个“司令塔”。这三支箭分别是：“积极和平主义”，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新国家安保战略。而把三支箭搭在一起的“弓”就是行使集体自卫权。“安倍军事学”的“司令塔”则是直接对安倍本人负责的新设权力中枢“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即模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架构的日本版NSC。

　　“积极和平主义”画皮下的攻击性外交安保理念

　　今年9月25日，安倍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美国保守智库哈得孙研究所公开披露了“积极和平主义”。两天后的联合国大会上，安倍再次面向各国领导人抛出“积极和平主义”，称之为日本外交和安保的基本理念。从两次演讲内容可知，安倍所倡“积极和平主义”的内在逻辑是：中国威胁上升，日本需要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为此需要行使集体自卫权。可以说，“积极和平主义”实际是一套攻击性的外交安保理念。

　　耐人寻味的是，安倍口中的“积极和平主义”的日文版和英文版语境出入很大。安倍在哈得孙研究所用英语发表的演讲中，不是用国际政治学术语“positive peace”来指称“积极和平主义”，而是用了“proactivecontributortopeace”，直译成日文是“身先士卒的和平贡献者”。而“proactive”一词在军事学术语中带有“先发制人”的语义。由此，英语主流的国际舆论根据安倍演讲的语境，将“积极和平”视为日本将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甚至先发制人发起军事打击。

　　安倍口中“积极和平主义”的画皮马上被日本内外有识之士揭穿。札幌学院大学国际政治学者坪井主税指出，安倍篡改了国际政治学中“积极和平主义”的原义。1942年，美国社会学家昆西·莱特在《战争研究》一书中提出“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概念。后来，挪威和平研究学者约翰·加尔通发展了昆西·莱特的概念，将“消极和平”定义为“非战争状态”，“积极和平”则不仅没有战争，也意味着消除了贫困、剥削、歧视等结构性暴力的状态。

　　近现代历史上，打着“和平”旗号发动的战争屡见不鲜。上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以来，日本国内一些保守学者和团体借用“积极和平主义”一词，重新为自卫队走出国门进行理论武装。2009年，与安倍关系密切的日本保守智库“日本国际论坛”发表题为《积极和平主义与日美同盟》的政策建言，称“积极和平主义”是日美同盟的必然要求，“为维持日美同盟，必须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每日新闻》政治部记者古本阳庄认为，从安倍的相关发言看，其“积极和平主义”不会满足于积极参与国际维和，他头脑中所设想的是通过修改宪法解释来行使集体自卫权。

　　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安倍毫不掩饰地将“积极和平主义”的运用对象指向中国。近期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中，安倍赤裸裸地表示，日本要在亚太安全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日本在亚洲能做的“重要贡献”就是带头制衡中国。

　　贯彻安倍个人黩武色彩的

　　国家安保战略

　　在“积极和平主义”的先导下，展现“安倍军事学”肌肉的日本新的国家安保战略浮出了水面。

　　10月下旬，安倍私设安保政策咨询机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恳谈会”提交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概要报告。安倍内阁将于12月通过这份报告，从而画出日本未来安保和军事政策的大方向。

　　这份报告要点包括：1.基于“积极和平主义”，日本安保战略目标是“确保日本安全，强化必要抑制力，排除直接侵犯，使损害最小化”；2.安保政策主要课题包括海上航行安全，应对太空和网络攻击，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弹道导弹和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等；3.对中国影响力增大、朝鲜军力的增强与挑衅行为表示担心；4.强化日本外交防卫相关情报网；5.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扩大与外国的防卫装备和技术合作；6.培育国民的爱国心。

　　“安全保障与防卫力恳谈会” 有8名成员，任务除制定作为日本外交安保中长期基本方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外，还将探讨修改防卫计划大纲的方向。与此密切关联的安倍私设政策咨询机构还有：10人组成的“创设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有识之士会议”，旨在构筑日本版NSC的框架和运作模式；14人组成的“安全保障法律基础再构筑恳谈会”，向安倍建议如何从法理上突破宪法限制，解禁集体自卫权。

　　从名单看，这些政策咨询机构成员几乎囊括日本学界、商界、军界、言论界的代表性保守派要人，不是安倍心腹就是御用学者，他们长期与安倍声气相通。

　　通过这种“假公济私”的方式，安倍撇开了内阁、自民党、国会的正常政策探讨渠道和程序，直接授意没有法律效力的私设咨询机构架构“安倍军事学”理论和实践体系，然后通过向政府提交报告建议的方式，将个人意志转化为了国家意志和政府决策。

　　这些安倍御用机构探讨课题的敏感性和危险性从下面具体事例中可知。10月16日，在“安全保障法律基础再构筑恳谈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了“灰色地带”现象之一，即外国潜水艇进入日本领海徘徊时日本如何应对。根据日本现行法律，自卫队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行使相当于警察执法权的“海上警备行动”，而不能行使“防卫出动”权利。根据会议纪要，“恳谈会”探讨的可能选择之一是自卫队在不伤及对方潜水艇的范围投放反潜炸弹威吓。

　　从种种动向看，日本今后计划通过修改相关法律，加强自卫队与警察、海保协调，改善海陆空自卫队综合运用，加强日美军事合作来处置“灰色地带”可能事态。正如《朝日新闻》社论指出的，安倍的国家安保战略军事色彩突出，与日本战后远离纷争、非军事手段打造和平的道路迥异，不得不说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日美同盟掩护下的自主军备扩张

　　安倍所倡“积极和平主义”、自主防卫、行使集体自卫权都扯出一张共同的虎皮，即强化日美同盟，特别是同盟的军事色彩。

　　10月3日，日美安保磋商委员会(“2+2”会议)在东京外务省饭仓公馆举行。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双方将着手修改1997年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两国将在太空和网络空间等新战略领域进行合作。此外，美方对日本修改关于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增加防卫预算等动作“表示欢迎”。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规定了当日本遭受武力攻击或周边有事时，自卫队与美军各自承担的义务。该指针最早制定于1978年冷战时代，当时日美防卫合作功能界定为“防卫日本”和“维护远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对象指向前苏联。冷战后，日美防卫合作侧重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1997年，两国首次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9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周边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日美物品劳役相互提供协定修改案》等一系列“有事法制”，重新调整和明确日美两国军事力量的各自角色和分工。

　　日本媒体指出，日美防卫指针的最新修改指向，与安倍力主的修宪和升格自卫队为国防军实为一体。

　　日本立命馆大学客座教授、前驻华公使宫家邦彦曾在外务省从事日美安保事务长达10年之久。他解读说，这次“2+2”会议成果之大为近年所罕见，联合声明不仅暗示了对中国的高度戒备，开拓了太空、网络等日美安保合作新领域，还为日本自卫队下一步引入美军高性能武器开辟了道路，如“鱼鹰”旋翼运输机、F35B下一代战斗机、最新反潜预警机P8，无人侦察机“全球鹰”。

　　“即便美军今后把重心放回中东，东亚也有必要具备足够抑制力。”宫家邦彦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为载体的安倍“军事独裁”政权成形

　　“安倍军事学”三支箭在完成理论武装和法理架构后，需要组织体系来运作，拟设立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正是“安倍军事学”的“司令塔”。通过这一机构，日本的外交、防卫、情报、人力资源将高度集中到安倍为核心的首相官邸。安倍将成为最有权势的日本首相，这也即意味着最危险的日本首相。

　　11月6日，日本国会众议院国家安全保障特别委员会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相关法案》。预计很快将在参议院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

　　据日本媒体披露，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议事方式以4大臣会议(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外相、防相)为主，9大臣会议(另加财相、法相等)、紧急大臣会议为辅。日常事务部门为“国家安全保障局”，下设(1)综合、(2)同盟·友好国家、(3)中国·北朝鲜、(4)其他(中东等)、(5)战略、(6)情报共6个部门，规模在50人以上。其中，防卫省出身的干部将担任综合、战略、其他3个部门负责人；同盟·友好国家、中国·北朝鲜两个部门负责人由外务省干部担任；情报部门由警察厅官员担任。

　　与首相集权态势相配套，安倍政府还向国会提出了《特定秘密保护法》和《公务员制度改革法》。《特定秘密保护法》将使日本媒体和民众难以监督安倍政策的暴走；而公务员改革将从中央省厅的主要人事权收拢到首相官邸也即安倍手中，营造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氛，使得各级官僚对安倍的政策不敢提出异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安倍为顺利通过行使集体自卫权，撤换了对修改相关法律解释态度消极的原内阁法制局长官，换上了与自己想法一致的前外务省高官。

　　《日刊现代》杂志评论，一系列人事变动后，霞关(日本中央政府部门所在地)因此战战兢兢，安倍的恐怖、独裁政治拉开了序幕。

　　11月7日，日本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相关法案》后，立即开始审议《特定秘密保护法》。这两个法律意味着安倍政权在通往军事大国之路上开始起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