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利比里亚军事政变

　　每一天，都会有执勤士兵的枪口数次对着我的胸膛。说实在的，我并不是不害怕，尤其是在临近“格杀勿论”的时刻。但是，作为一名外交官，冒再大的危险，也得外出工作。

　　陈来元(中国前驻莱索托、纳米比亚大使)

　　外交官享有外交礼遇，一般来说与危险无缘。但在特殊的国家和特殊的时期，即使是外交官，也会遭遇险境。1985年西非国家利比里亚发生流血政变时，我正在我国驻利大使馆工作，那时的凶险，现在想来仍觉得惊心动魄。

　　1985年11月的一个清晨，我从利比里亚国家广播电台里听到一条令人十分震惊的消息：利比里亚武装部队参谋长奎翁巴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成功，推翻了国家元首塞缪尔·多伊领导的军政府。

　　这是利比里亚历史上的第二次军事政变。1980年4月12日，多伊和奎翁巴等总统府卫队的17名军人曾发动一次军事政变，杀死了总统托尔伯特。政变成功后，多伊任国家元首，奎翁巴任武装部队参谋长。

　　此后的两三年，多伊与奎翁巴的关系还算不错，但后来两人逐渐产生政见分歧，军权在握的奎翁巴准备发动政变推翻多伊。

　　奎翁巴发动政变时，得到了大多数军人和广大民众的支持。他看到自己的部队一举拿下了广播电台，又包围了总统府，就忙着接受群众的欢呼，但实际上，参与政变的部队尚未攻占总统府，特别是未能打死或活捉多伊，更未能调集首都蒙罗维亚以外的部队开赴首都支援奎翁巴。这给了多伊组织反攻的机会。

　　没过多久，被困在总统府内的多伊就以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名义，命令驻守在首都郊外巴克莱训练营的部队直扑首都，夺回了广播电台，接着，又乘胜击败了包围总统府的政变部队。

　　奎翁巴发动的这场政变，并未如他夺取电台时宣布的那样，推翻了多伊领导的军政府。而重新坐稳江山的多伊，则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悬赏捉拿奎翁巴。几天后，一名士兵在首都郊外的一片树林里搜寻时发现了饥渴难熬的奎翁巴，并开枪将其击毙。

　　多伊粉碎奎翁巴政变时，利比里亚国家广播电台还宣布在全国实行宵禁。禁令称：从晚上6点到次日早晨6点，任何人，包括各国驻利比里亚的外交人员，都必须留在房间里，若违反禁令，一律格杀勿论。与此同时，首都城内的主要路口及从首都通向机场和外地的各个交通要道全都布满了岗哨，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我清楚地记得，从首都到罗伯茨国际机场的路上布了4道岗哨。

　　当时我是大使馆的二等秘书，主管外勤、礼宾、文化、侨务、领事等工作。由于驻在国电话线路经常不通，平时对外联络、办事、采买等事务主要靠自己出去跑。要是在平时，挂着外交牌照的车到任何地方都是畅通无阻的。但在政变期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不管是什么人、坐什么车、办什么事，经过岗哨时一律要停车接受检查。

　　中国使馆位于蒙罗维亚的近郊，我进城、返馆要经过三四道岗哨。车子靠近岗哨时必须缓缓而行，到了岗哨前必须停下，此时，会有几个执勤士兵一同举起枪，枪口对着车头。人必须下车接受检查，下车后，又会有乌黑的枪口一齐对着我的胸膛。我拿出外交官证明示身份，同时主动打开汽车后备箱让他们检查，又拿出小瓶白兰地、折扇之类的小礼物进行一点“表示”，这样才会被放行。

　　外出办事，上午不能在6点之前出发，下午则必须在5：30左右回到使馆。有一次，我到机场去接新派馆员王晓同志，若按飞机正点抵达，下午5：30左右将人接到使馆应无问题。但不巧，那天飞机晚点，我只能为他在机场安排好旅馆，请机场办公人员帮助接他一下，并请他们务必告诉他下午6点到早上6点这段时间不能到室外活动。

　　我为什么不在机场住下陪伴王晓呢？因为当时利比里亚电话线路普遍不畅，我无法与使馆取得联系，故必须当日返回使馆，不然使馆会以为我在外面出了事。安排好一切后，我赶快驱车返回使馆。经过4道岗哨后，到达使馆已是下午5点50分，离那个“格杀勿论”还有10分钟。真的好悬！

　　使馆的人5点半时没见到我把王晓接回，都走出了大楼，到院中焦急地等着。当他们看见我的车子开到使馆大门口时，才都松了一口气。

　　在实行宵禁的十多天中，我每天至少要进城或去机场一趟，来回都要经过四五道岗哨，每一天，也都会有执勤士兵的枪口数次对着我的胸膛。说实在的，我并不是不害怕，尤其是在临近“格杀勿论”的时刻。但是，作为一名外交官，冒再大的危险，也得外出工作。

　　来源：2013年12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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