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纳·哈瑞思

　　凡尔纳·哈瑞思是南非著名的档案学家，自从2004年起一直在曼德拉基金会工作，负责曼德拉个人档案和文献研究工作，并是曼德拉私人档案《与自己对话》出版项目的负责人。

　　哈瑞思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们纪念曼德拉的最好方式，是认清现实，继续为更多人争取自由。正如他所言，自由之路没有止境。如果人们生活贫穷，没有工作，孩子们无法接受好的教育，那么他们就不能称之为自由。这也正是曼德拉的遗产意义所在，为更多的人去争取自由。

　　凡人曼德拉更受尊敬

　　新京报：第一次见到曼德拉是什么时候？

　　哈瑞斯：2004年加入基金会时，我第一次见到曼德拉。他跟我谈话时笑了起来，我怀念那种笑容。

　　新京报：曼德拉的葬礼上，世界多国领导人前来送行。曼德拉赢得这种尊重的原因是什么？

　　哈瑞斯：我觉得是两方面的原因：他作为自由斗争精神的象征、以及他的人格魅力，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

　　新京报：在你眼中，曼德拉是个怎样的人？

　　哈瑞斯：在我脑海中有两个曼德拉：一个是我们从媒体认识的那个世界偶像、公众人物曼德拉，一个是我作为一名雇员所认识的那个马迪巴(曼德拉的族名)。我很容易就能将这两者分开。前者是一种建构，讽刺的是，他带出了我们心里的“坏”，因为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恐怕都忍不住想利用自己和他的关系，从他巨大的影响力中分一杯羹。而后者，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马迪巴，我从他身上学会了最大善意的爱和倾听。

　　我不为前者所吸引。尽管早在上世纪80年代，曼德拉就成为了我眼中为南非争取自由平等的偶像。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我在政府部门工作，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爱国热情。但是，作为公职人员和学者，我也清晰地看到了曼德拉所犯下的错误。

　　对于后者，我真的不止一次地被他所感动。

　　曼德拉善于倾听不说教

　　新京报：谈一谈让你感动的那个马迪巴吧。

　　哈瑞斯：我认识的那个马迪巴，不止一次地让我感动。我说说曼德拉的四种品质吧。

　　首先，曼德拉有一种本能，去倾听别人而不是去说教。不管是名人还是普通人，是事业有成还是身份卑微的人，他对每一个人都会注意倾听。他说话的时候，从不浪费唇舌说废话套话。

　　第二，曼德拉有一种强大的自嘲能力。我记得有一次他从办公室去门口见媒体，只有一段走廊，他走得很费力，都需要我来撑着。当我们到了门口时，见到了我的上司阿赫麦特·丹格尔，马迪巴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可以稍微轻松下了(丹格尔来搀扶他)。这时，马迪巴向丹格尔开玩笑说，“你现在终于能干点实事了！”

　　第三，是曼德拉从痛苦中学习的决心。他在监狱中没有浪费时间，学会了压迫者的语言，成为日后他在协商时的重要工具。

　　第四，是曼德拉与死亡“交朋友”的态度。我们一起工作时，他已经老了，谈论他的身体状况，是一个禁忌。但是他自己会调侃，好让我们这些人不再觉得沉重。

　　新京报：我们对“囚犯”曼德拉和“总统”曼德拉了解得比较多，但对于“慈善家”曼德拉，了解得不太多。能简单介绍下曼德拉的这个角色吗？

　　哈瑞斯：这个身份对曼德拉很重要。曼德拉在退休之后，仍然投身于自己想做的事情。他设立了很多机构。就任总统期间，他就成立了曼德拉儿童基金会。还有曼德拉基金会，做了大量抗击艾滋病的活动。曼德拉在总统任期后期表示，他在遏制艾滋病方面做得不够。因此，曼德拉卸任总统后花费大量时间投入到抗争艾滋病的斗争中。

　　这些活动，都是曼德拉认为自己在做总统期间，做得不够的事情，都是他未竟的事业。

　　鼓励公务员培养质疑精神

　　新京报：曼德拉的错误？能举例说明吗？

　　哈瑞斯：比如，曼德拉就任期间推行的经济政策；又比如，当时匆忙的社会运动造成了大规模历史档案的流失、损坏；比如他在任期间对艾滋病不够重视等等。

　　尽管我们看到今天的南非社会，的确比1994年之前更加平等了。但是这么多年来，南非的教育却越来越弱了，最大的问题是，老师们根本无心教学。回头来看，我们当时试图改造教育体系，但却没有向那些发达国家学习。我们在公共医疗、教育、就业等多个方面都存在问题。

　　新京报：这些批评曼德拉的声音，在南非的报纸上好像很难看到，为什么？

　　哈瑞斯：事实上，没有几家南非报纸能够做到批判性。但这正是曼德拉一直鼓励的，他鼓励我们要有批判性，有自己的想法，不要总是去做别人告诉你的事情。

　　1994年至1999年，曼德拉就鼓励公务员都有质疑精神，而不只是一味地去赞美和接受现行政策。很可惜，我们在1999年之后丧失了这种品质。我们的权力架构，对批判不再宽容。

　　新京报：对南非的这些问题，你认为该怎么解决？

　　哈瑞斯：解决的起点是去理解我们哪里做错了。此前我们拒不承认错误，否定了好多年。现实是，当我告诉我的孩子、我的侄子，告诉年轻人，曼德拉不是完美的，他也会犯错误时，年轻人根本不会相信你。尽管他们知道，再好的领导人也会犯错。

　　不过庆幸的是，现在有了一丝迹象，我们开始反思。

　　纪念曼德拉要总结错误

　　新京报：你和曼德拉平常交流多吗？

　　哈瑞斯：我们经常就档案问题和基金会的项目同他交流。但是2010年之后，因为曼德拉的身体原因，我就没有再和他当面交流过了。那时，讨论已经成为曼德拉的负担。我记得最后一次开会时，我们几个人就一个具体项目向曼德拉询问。他说，“听着伙计们，到了我这个年纪，有些事情你能记得，但有些事就忘了。我怕是不记得你们提的问题了。现在，你们介意我去看会儿报纸吗？”

　　新京报：你刚刚提到南非有很多社会问题，曼德拉都了解吗？他为何没有再过问呢？

　　哈瑞斯：卸任后，曼德拉非常关注社会问题。他经常看报纸，听人们汇报。但是曼德拉有自己的权力观，他在回忆录中就写到，自己太老了，不再适合继续当总统。他自动远离了权力，将权力交给下一代，这是曼德拉的一个原则。他对权力的看法是，权力需要分享，需要传递，需要流动；假如权力集中在一个团体、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个人手中时，就会产生问题。

　　对于政治上的问题，一方面，他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不允许；另一方面，他认为，在民主社会中，一个领导人如果退休了还去干涉政治，本身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新京报：如何评价曼德拉的遗产？你认为，纪念曼德拉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哈瑞斯：曼德拉的遗产需要理解。现在我们往往只看到了积极的一面，没有看到不好的一面。但曼德拉一直也强调，希望我们能看到两面，然后从错误中学习。

　　强人政治时代远去

　　2013年12月5日，南非首位黑人总统、反对种族压迫的偶像曼德拉因病逝世。南非总统祖马当日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南非失去了她最伟大的儿子，南非人民失去了父亲。”

　　2013年堪称“告别之年”。3月5日，委内瑞拉时任总统乌戈·查韦斯因患癌症逝世；4月8日，英国前首相、被誉为“铁娘子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因中风逝世；4月10日，英国生理学家，被誉为“试管婴儿之父”的罗伯特·爱德华兹病逝；10月4日，越南抗法、抗美战争重要军事指挥官、被誉为“红色拿破仑”的武元甲逝世；12月23日，“AK-47之父”、枪王卡拉什尼科夫与世长辞……

　　政治名人的离世，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拉美地区左翼代表、反美斗士查韦斯的离世，不仅改变了国内政局的走势，也对拉美左翼力量造成重大损失。马杜罗接过了查韦斯的政治遗产，但他能否真正扛起拉美左翼阵营的大旗，仍是未知；素有“铁娘子”美誉的撒切尔夫人是20世纪杰出的权力女性，她没有任何家世背景，凭借个人意志和务实精神，最终登上权力巅峰，并在英国推行了一系列激进且争议巨大的政策，被称为“撒切尔主义”；曼德拉95岁的人生堪称传奇，他领导南非人民取得了反种族隔离斗争的胜利，为新南非的诞生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2013年即将过去，那个曾经深深影响我们的强人政治时代也在远去。

　　B06-B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高美

(原标题：我们为什么要批评曼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