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拉印度“下水”恐难遂愿

2014年01月28日15:57  《环球》杂志 微博

  日本拉印度“下水”恐难遂愿

  印度是大国,尤其擅长在大国外交中保持平衡,因此,日本企图借中印边界纠纷问题拉印度“下水”的意图,似乎很难实现。

  王屏

  2014新年伊始,日印国防部长在新德里举行会谈。双方达成协议,2014年两国海军将在日本举行共同军演。除此之外,两国还将开展第三次副部长级对话,有关陆上部队的反恐事宜也将进行专家之间的交流。显然,日印两国在强化军事合作上取得了共识。1月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再次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辛格举行了首脑会谈。日印关系密切,既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需要。

  佛教是日本与印度两个民族的文化纽带,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思想又将近代日印两国距离拉近。《旧金山和约》签订后不久,两国便在1952年4月28日建立了外交关系。战后日本走向复兴的艰难时期,印度的铁矿石又为日本经济的恢复立下汗马功劳。随着印度“向东看”政策的实施,日本对于印度的重要性凸显。从1986年至今,日本都是印度的最大援助国。随着2000年和2001年两国首脑的互访,双方就构筑“21世纪全球伙伴关系”达成共识,并发表了《日印共同宣言》。

  2005年4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印度,并与印总理辛格签署了名为《亚洲新时代的日印伙伴关系——面向全球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08年10月22日,麻生太郎与辛格签署《日本国与印度关于安全保障合作的共同宣言》。印度继美国、澳大利亚之后,成为与日本签订安全合作条约的第三个国家。

  日印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为两国关系定位:1. 两国对海上交通要道关乎双方共同利益达成共识;2. 日本海上自卫队以提供反恐补给为由可出入印度洋;3. 日印对扩大联合国安理会议席数达成共识;4. 双方对确立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第二,关于安全合作的内容:1. 情报交换与政策调整;2. 区域多边合作框架中的日印双边协调;3. 日印防务对话、海上保安部门合作;4. 在反恐、维和、救灾以及军缩、武器不扩散方面的合作。第三,关于安全合作的机制:1. 外务部门的部长级战略对话、局长级磋商;2. 防务部门的部长级会谈、局长级磋商;3. 各军兵种首长间交流;4. 日印官民战略对话。

  众所周知,麻生是“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倡导者,在安倍第一次出任首相期间,麻生作为外相,到处兜售“价值观外交”。安倍再任首相后第二天即2012年2月27日,便急不可待地在布拉格的《世界报业辛迪加》上用英文发表了一篇题为“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亚洲民主安全菱形》)的文章,鼓吹其所谓的对华包围战略构想。

  安倍的这个构想,其主体由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夏威夷构成,形成一个菱形地带,其目的是所谓的“保护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区域的海上权益”。安倍还煞有介事地说,“我已经准备好向这个安全菱形最大限度地贡献日本的力量”,其扩张野心昭然若揭。为使这一构想变成现实,安倍认为日本外交的当务之急是扩大本国的势力范围,并适时选择“亲密伙伴”,而在合作伙伴中,安倍尤其重视印度。

  其实,“亚洲民主安全菱形”就是“自由与繁荣之弧”的翻版。无论是“自由”还是“民主”,也不管是“弧形”还是“菱形”,安倍、麻生都是企图通过鼓吹“中国威胁论”来达到日本向外扩张的野心,同时,以“拉人入伙”的方式将中国的“蓝色领土”压缩到最小范围,以达阻碍中国复兴的目的。

  安倍鼓吹的“亚洲民主安全菱形”,其地理范围很奇特,它并非是纯粹的日、美、印、澳四国同盟:在这个“菱形”中,美国的领土只有夏威夷一隅,这对号称太平洋国家的美国来说一定觉得很别扭。更让美国不舒服的是,“民族派”安倍已经开始挣脱美国的约束另立门户了。显然,“亚洲民主安全菱形”是日本主导的势力范围与生存空间,尽管安倍及其阁僚到处兜售该构想,但相关国家似乎并不感冒。

  澳大利亚在2013年5月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国防力量的强化和军事现代化是其经济发展的必然及合理结果”,“澳大利亚不与中国为敌”。而安倍最重视的印度,在对华口径上似乎也和日本并不一致。印度是大国,尤其擅长在大国外交中保持平衡,因此,日本企图借中印边界纠纷问题拉印度“下水”的意图似乎难以实现。2013年5月,李克强访印,在中印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两国一致强调互为伙伴而非对手,并视对方发展为机遇而不是挑战。同时,中印共同倡导构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共识受到各界关注。

  2009年12月27日,时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访印,力求取得日本对华、对印外交的平衡发展,并纠正了安倍、麻生以“自由与繁荣之弧”遏制中国的错误做法。但安倍再度执政后却“旧习”不改。事实证明,没有亚洲国家特别是亚洲大国间的平等合作,就没有亚洲的复兴。中日印共同维护海上运输通道,亚洲才有安全可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2014年2月5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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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N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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