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逃犯的末路归途
国际逃犯的末路归途
美国头号女性恐怖分子阿萨塔•沙库尔
阿萨塔•沙库尔(原名乔安妮•切西马德)是黑人解放运动成员、被FBI(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缉的头号女性恐怖分子，由于一起枪击事件，造成美国骑警一死一伤被判终身监禁。服刑期间，她被同伴救出，之后逃亡古巴。
2013年5月2日，一张黑白照片被摆在FBI官方网站最显眼的位置。照片下的说明是：头号恐怖通缉犯、逃犯乔安妮•切西马德，40年前谋杀美国新泽西州一名骑警，悬赏金额为200万美元(约合1228.5万元人民币)。
成为美国首位女性恐怖通缉犯的乔安妮于1947年出生在美国纽约贫民区。由于父母离异，年仅3岁的乔安妮只能搬去和祖母同住。少女时的乔安妮十分叛逆，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直到她的婶婶收留她，情况才有所好转。乔安妮先是上了曼哈顿的社区大学，后又到纽约市立学院读书。
1970年，乔安妮在一次旅途中结识黑豹党成员。黑豹党是一个以激进方式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的黑人组织，大部分成员来自下层社会。23岁的乔安妮加入黑豹党，并成为纽约哈莱姆分支的领袖。后来，由于黑豹党男权当道，成员素质低，乔安妮和一些成员转而加入一个更激进的地下武装组织——黑人解放军。该组织声称要“拿起武器争取全美黑人的解放”，并实施了一系列炸弹袭击、谋杀等行动。1971年，乔安妮把名字改为阿萨塔·沙库尔，意为“挣扎着却心怀感恩”。从这一年开始，她便麻烦不断。最终让她身陷牢狱之灾的案件发生在1973年5月2日。
那天中午，乔安妮和两位朋友在新泽西州高速路上被骑警詹姆斯拦下，原因是他们驾驶的汽车的一个尾灯不亮。詹姆斯还找来了另一名骑警弗尔斯特。
事后，据FBI称，乔安妮拔出一把手枪向警察射击，乔安妮的司机也向警察连开数枪。枪战中，弗尔斯特腹部、右臂中弹。乔安妮捡起他掉在地上的手枪，以“执行死刑”的方式对着他的头部连开两枪。之后，乔安妮的司机被詹姆斯击毙，乔安妮和另外一人带伤被捕。医疗报告显示，乔安妮的锁骨被子弹击穿，还有一颗子弹几乎打断了她的右手。医生说，这样的伤只有在举起双手投降时才可能发生，这意味着她根本不可能扣动扳机。之后的4年里，乔安妮被起诉10次，罪名包括抢劫银行、绑架、谋杀等各种重罪。其中，9次审判以无罪、陪审团意见不一而告终。在等待审判的过程中，乔安妮一直待在监狱里。几十年后，她回忆起那段时光，印象最深的就是两个字——虐待，“我当时怀有身孕，但经常遭到守卫的毒打。非人的监禁甚至让我忘了如何开口说话”。乔安妮的律师称：“很少有嫌疑犯在被定罪前遭受这种待遇，困在男性囚房中，即使是最私密部位也遭检查。”
1977年3月，乔安妮因涉嫌谋杀骑警被判处终身监禁。1979年，由7名法官组成的联合国人权小组称她的境遇“非常糟糕”。就在这一年年底，两名黑人解放军成员在探视乔安妮时，挟持狱警，越过层层关卡将她带出监狱。
1984年，乔安妮逃到古巴，寻求政治避难。如今，66岁的乔安妮称自己的生活轻松又惬意，她穿着随意的短裤和T恤，长长的黑发在哈瓦那美丽的阳光下闪着光芒。她说：“我住在四面环水的岛上，看书、写书、听音乐、见朋友，我还画画、织毛衣。”对于自己的过去，她虽不避讳，却也不爱提。“在美国时，我每一刻都要坚强，随时准备料理一切；在这里，我可以展现脆弱的一面。从小我就被培养成女强人；但现在，我可以不再拿这个标准要求自己，我可以哭，也可以寻找安慰。我知道我仍然随时处于危险之中，不过，我已经习惯了”。
美国中情局特工菲利普•阿吉
菲利普•阿吉：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简称中情局)特工，流亡古巴30年。1975年出版《公司内幕：中情局日记》一书，透露多名美国间谍的名字并揭露了一些美国针对拉美国家的行动。
2008年1月8日，曾流亡古巴的美国中情局前特工菲利普•阿吉在古巴去世，享年72岁。第二天，古巴共产党机关报《格拉玛》刊登了一则阿吉去世的简短新闻，称这位当年曾轰动一时的流亡特工为“古巴的忠实朋友”。
阿吉曾在中情局工作12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拉美地区活动。1969年，他主动从中情局辞职。1975年，阿吉出版了一本名为《公司内部：中情局日记》的书，在书中揭露中情局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在拉美地区的活动以及对古巴采取的种种敌对行为。阿吉在该书中还特别披露了一个长达22页、据称是中情局特工的花名册。
中情局负责反恐事务的前副局长埃文斯•卡尼斯特拉罗说，阿吉的这本书“被认为给中情局的秘密活动带来严重打击”。他说：“由此而来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一些谍报人员被迫撤回国内。”
由于阿吉的“背叛”，美国国会在1982年通过并颁布《情报人员保护法》，规定泄露中情局秘密特工姓名的行为属于重罪，最高可被判处10年监禁。
1979年，美国国务院剥夺了阿吉的美国护照，并且拒绝向他颁发新护照，以至使他无法返回美国。即便如此，阿吉在美国却从未被起诉或者追究责任。据说，那是因为美国害怕这样的一场审讯会把那些以新的身份生活在美国的前苏联特工暴露出来。
2001年，在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阿吉在古巴开设了一家旅行社，名为“古巴琳达”，意思是“美丽的古巴”。他从一名特工变成了一名旅游专家，主要吸引美国人到古巴旅游。阿吉希望，他的旅行社能够吸引担心安全问题的美国游客在古巴度过愉快的假期。
中国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
赖昌星：曾担任厦门远华(集团)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是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1999年逃往加拿大，12年后被遣返回国。
1999年，震惊中外的中国远华走私案案发，300多人因此案受到法律追究，其中不乏高官显贵，可谓举世震惊。此案主犯赖昌星闻风携其妻儿辗转逃到加拿大温哥华。
潜伏在加拿大的最初一年多时间里，赖昌星白天泡在赌场排遣恐慌，晚上给国内打电话了解案情。在远华案最轰动阶段，赖昌星唯一的想法是如何利用加拿大的法律避免被遣送回国。然而，几场官司下来，赖昌星的辩护律师、加拿大著名律师马塔斯也无法保护他免遭遣送。赖昌星只能通过不断上诉的司法程序，将案件往后拖。
2011年7月21日，加拿大决定遣送赖昌星回国。2012年5月18日，赖昌星被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行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违法犯罪所得予以追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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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著名逃犯
罗伯特•韦斯科：美国金融家，1972年因被控诈骗2.24亿美元逃离美国。1982年，韦斯科在古巴露面，古巴因他非法销售一种据称可以治疗癌症和艾滋病的药物而判处他13年有期徒刑。
切萨雷•巴蒂斯蒂：意大利左翼分子，被控对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的4起杀人案负责，2007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被捕。他被关押至2011年时，巴西最高法院批准了前总统卢拉关于向巴蒂斯蒂发放签证允许他留在巴西的决定。
朱利安•阿桑奇：维基揭秘网创始人，泄密9万多份驻阿富汗美军秘密文件让他成为创造历史的人物。2010年，阿桑奇因涉嫌在瑞典强奸及性侵犯2名女性被通缉。为了避免被引渡到瑞典，阿桑奇求得政治庇护后生活在厄瓜多尔驻伦敦使馆内。(部分摘自《环球人物》《国际先驱导报》《新华国际》)
英美逃犯逃往拉美背后的政治风云
从罗尼•比格斯到阿萨塔•沙库尔再到菲利普•阿吉，世界著名逃犯纷纷到拉美国家寻求庇护。为什么古巴等拉美国家成为英美逃犯的归宿地？本刊特邀北京外国语大学哲学社科学院学者李海军对此问题进行解读。
拉美国家何以挑战英美大国
综合梳理拉美各国反抗美欧等老牌殖民国家的历史，英美逃犯纷纷到拉美国家寻求庇护，源于拉美国家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有着不解的民族斗争情结。因而，拉美国家利用政治犯不引渡等国际条款给予逃犯政治庇护，以此对抗强权、挑战英美等老牌殖民国家的权威。
以因“维基解密”(一个国际性非营利媒体组织，专门公开来自匿名来源和网络泄露的文件)成名的阿桑奇为例。厄瓜多尔踯躅数月，总统科雷亚最终批准阿桑奇的外交庇护申请，体现了拉美国家对抗英美背后的政治逻辑。导致科雷亚作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由于美国涉嫌发动针对科雷亚的未遂政变以及科雷亚对美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上下其手的做法颇为不满。为此，科雷亚曾多次引用另一位拉美反美硬汉——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的话，“世界上唯一没有政变的国家就是美国，因为那里没有美国大使馆”。
科雷亚收留阿桑奇的行为不仅出于政局考虑，而且在于这一决定有利于他在国内政治中树立民族英雄形象，进而吸引选民支持，借机打击国内亲美的反对派。而在拉美国家面对美欧国家的斗争中，前有古巴卡斯特罗，后有委内瑞拉查韦斯，科雷亚此举似乎有毛遂自荐之嫌，想以此获取更高的威望。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引渡逃犯事件只是拉美与美欧国际关系抗衡与制约的折射。
随着20世纪80年代第三波民主浪潮在拉美地区的激荡，拉美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显著加剧。昔日，出于对抗苏联的现实政治，美国扶植了不少拉美政权的反共独裁者，如智利的皮诺切特和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但是，硬币分两面，宝剑有双刃。在美国民主法律制度影响下，拉美国家纷纷对这些逃亡在外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提出引渡回国受审申请。在欧风美雨之下，引渡毒枭受审与引渡独裁寡头一视同仁，已经是拉美民众的现代法律共识。
可以说，围绕这些“著名逃犯”和前国家政要头脑是否引渡，在国际舞台表面呈现的是纵横捭阖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变幻。但是，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引渡法律制度，已经从国家间的政治交易过渡到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重要形式。
引渡逃犯需要国际司法协助
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或者说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包括引渡、诉讼移管、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以及其他诉讼行为。尽管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是现今国际社会共同惩罚犯罪的主要途径，但也应当看到这种模式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部分国家在国际合作问题上坚持双边主义而不是多边主义，认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是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延伸。对于关系好的国家，排除程序性阻碍以开展国际合作，反之则设置种种障碍。作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主要形式的引渡，自然也少不了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但不可否认，引渡还是当下国家间最有效的移交罪犯的手段，也是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相互移交罪犯的最主要手段。
在引渡制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被国际公认的指导各项引渡活动的准则。双重犯罪原则和引渡效果有限原则为引渡的必备要件。其中，双重犯罪原则是指被请求引渡人的行为，依请求国与被请求国的法律均须构成犯罪，即请求国与被请求国的法律均规定可就该项行为予以处罚时，才可引渡。而引渡效果有限原则是指被请求国经引渡程序，将犯罪嫌疑人或罪犯解交请求国时，请求国仅能就引渡起诉书所记载的犯罪进行追诉或处罚。但在实践中，符合这两个条件还不能最终确认是否达到准予引渡的要求，还要看该请求有没有规定例外情形。为了避免对引渡权的滥用，在国际实践中还有一些抑制引渡权的因素。
一般而言，引渡应当依条约规定，但也存在无条约引渡的情况，例如互惠原则，是指两国之间没有缔结条约，甲国同意将其特定犯罪嫌疑人或罪犯引渡到乙国时，要求乙国保证甲国也得请求引渡同类犯罪嫌疑人或罪犯。
逃脱归国噩运的症结所在
拒绝引渡的法律条件是指国内法和双边条约均列为可以拒绝引渡的情形的犯罪，可以引渡也可以不引渡，介于准予引渡与不引渡的两可之间，被请求国可酌情处理，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如何适用拒绝引渡的法律条件成为国家之间较劲和角力的关键所在。通常把这些可以拒绝引渡的法律条件归纳如下：本国国民不引渡、死刑不引渡、管辖权竞合不引渡、人道主义不引渡等。
巴西最高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英国政府引渡比格斯的申请，涉及被引渡请求国如何适用犯罪是否已过追诉时效或者执行时效期限的准据法。
《联合国引渡示范条例》第3条规定，若是依据任何一个缔约国的相关法律，被要求引渡人因为时效因素而免于遭受起诉和惩罚，那么，就不得同意进行引渡。这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经过一定的期限、对该犯罪行为就不得追究的制度。第二种情况是犯罪已过行刑时效，是指已判决的刑罚如果在经过一定时间后未得到执行时效即告消灭，不得再予执行。
更为复杂的是，认定引渡请求书指控的犯罪是否已过追诉或执行时效期限需要确认准据法。确定准据法的过程，说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法律说了算。然而，世界各国法律对犯罪追诉时效期限和执行时效的规定各不相同。因此，根据不同的国家法律进行认定，会得出不同的有关时效问题的结论。这就需要请求国与被请求国对此有条约约定或者相互磋商解决争议。
当然，依据时效已过而拒绝引渡也有例外。联合国《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中规定，对于经联合国大会决议或者国际公约确认的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以及灭绝种族罪，均不适用法定时效，不论犯罪发生在何时均应予追究。在引渡问题上，不应援引时效理由将上述犯罪排除在引渡合作范围之外。
中国的新兴引渡法律事务
对于中国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来说，引渡属于新兴的法律事务。直至2000年我国人大常委会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这部法律是目前国内解决中国引渡问题最主要的法律。此外，为了打击跨国犯罪的需要，中国政府也逐渐签署了一些国际公约和双边引渡条约。
在中国引渡实践中，不少犯罪嫌疑人外逃的主要目的地是美国和加拿大等移民国家，甚至有“大官最爱美澳加，小官逃向亚非拉”的说法。这是由于美国、加拿大没有与中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以赖昌星案为例，我国政府经过前后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才终将赖昌星“引渡”回国。这是由于我国和加拿大之间并没有签订引渡条约，赖昌星是通过难民遣返程序被遣返回中国的，并不是被引渡回中国的，我国政府为此付出了很大努力。
从国际上看，《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很多国际条约都对开展引渡合作作出了规定，但这些规定仅限于“以订有条约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由于历史政治因素，中国只与极个别发达国家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这与中国的现实需要是不符的。而美国、加拿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待引渡问题均以双边条约作为引渡依据。因此，美国从来没有向中国正式引渡过一名逃犯，中国也只能以互惠原则和非法移民遣返等方式进行引渡，个中难度可想而知。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4年2月下半月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