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8月31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8月28日发表文章称，在法国媒体眼里，这些来自中国的女人颠覆了印象中的妓女固有形象。她们平均年龄在40来岁，没有招摇的露骨打扮，给人的第一感觉，无非就是买菜后三三两两地站在街边唠嗑打发时光的家庭妇女。

　　巴黎街头的阿英们

　　世界医生组织旗下的荷花车的负责人天木·朗说：“目前来我们这里寻求帮助的中国性工作者已经超过1300人。”作为专门帮助华人性工作者的人道主义项目，荷花车在2002年成立初期，所统计到的站街华人妇女不到200人。在意识到华人性工作者的卫生安全，自我保护意识极度缺乏后，世界医生组织决定创建荷花车，招募能说中文的志愿者，旨在从医疗健康方面引导帮助这个群体，而后者也因此被称为“荷花人”。

　　荷花车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了巴黎的华人性工作者的处境。她们中的80%独自生活，也就是说她们并非受到非法组织的控制。她们的平均年龄在42岁，90%的人在中国至少有一个孩子。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承认，她们曾经有过传染性性病。46%的妇女没有定期做妇科检查。她们中的70%已经遇到过在接待客人的时候没有安全套的情况。但将近一半的人并未做过艾滋病病毒测试。更令人不安的是，她们中的很多人认为，在没有保护情况下的性交后，只要做阴道冲洗即可以避免艾滋病的感染。

　　相较于巴黎的其他性工作者，“荷花人”的服务价格相当廉价，仅仅从20欧元起步，这相当于在巴黎喝一杯鸡尾酒的价格。阿英说：“大方一些的客人会给50欧元。”

　　不会法语，没有合法居留，被当地华人社会鄙视和抛弃，急需赚取生活费和偿还透过中介或者旅行社来法国的高额费用——让这些“荷花人”成为最脆弱的与外界绝缘的一个群体。

　　从中国南方来的“阿英们”，将巴黎东南部十三区的唐人街一带视为她们的领域。她们的主要客人是阿拉伯人和黑人移民，年龄较大的法国人，以及极少的亚洲人。阿英说：“中国人不会找我们的，他们嫌弃我们太老。”

　　阿英的赌注

　　四年前，已经50岁的阿英怀揣1000欧元现金，从江西途经香港后飞抵巴黎。

　　完全不会外语的阿英，从巴黎戴高乐机场抵达唐人街区后，每天唯一能做的，就是到那些亚洲超市前贴满的小纸片广告堆中去淘自己的运气。

　　10天之后，阿英终于找到了到法国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个开服装店的温州老板家里做保姆，除了可以免费吃住，雇主还承诺她将得到900欧元的月薪。前提是，一天的工作从早晨起床后一直到深夜就寝，没有间断，没有周末休息日，没有保险，没有任何保障。

　　在离巴黎300多公里的68省，阿英的任务就是带三位分别是2岁、6岁和12岁的孩子。一个月后，她拿到手的只有800欧元。“他们说我没有经验，又说我不会做菜，就扣了我100欧元。”做了六个月保姆后，尽管离12万债务的目标还很遥远，阿英还是辞去了这份让她受到羞辱无法忍受的工作。

　　一切都离阿英在中国时所能想象到的法国生活太遥远。

　　与大多在巴黎的中国性工作者一样，先经历了在华人家庭或者工厂中魔鬼般的不公平待遇后，在债务，房租，伙食，精神的各种压力中，她们最终加入站街女的行列。

　　地下的工作

　　没有身份而不敢去报警，越来越成为被人利用的无可弥补的缺陷。“现在的坏人越来越多。”阿英指的是那些占了便宜而不给钱，还使用暴力的客人。“有的时候我看客人有点不对，就会叫上一位姐妹一起下去。否则在下面，叫也没人听得到，被人打死都不知道。”

　　下面，指的就是这些巴黎“荷花人”的工作地点。

　　在繁华的唐人街一家超市对面，阿英乘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粗加工的灰色水泥墙面和几扇门上，用暴露的法文写着“婊子”等不堪字样。再拐到通道的尽头，那里有一溜两排的小储存间。阿英推开一扇门。空间内没有光源，浓重的精液气味从黑乎乎的空间散发过来。阿英打开手机上的灯源，灯光打在那张把储存间塞得满满的单人床垫上，没有床单，污秽不堪。屋里没有窗户，床垫边的一张铁制椅子下堆满了用过的卫生纸。“这种地方，最多待上半个小时，”重新钻出地面后，阿英松了一口气说。

　　因为居留证问题，在巴黎短短的三年时间内，阿英被警察带走不下30次。2010年8月，阿英递交了她的首次难民身份申请。受益于她的难民申请者身份，在移民局给出最终结果之前，阿英得以每次被释放。在连续拿了6次短期居留后，想通过难民申请取得合法居留的门已经彻底被关上。也就是说，阿英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在法国合法地生活下去了，除了结婚。

　　阿英也有一位法国男友，那是她曾经的客人。“我那老头，他不愿意结婚。我这辈子过得不好，现在就是想赚钱。我不是被强迫的，我是自愿的。”

　　现在，阿英买了电脑，唯一目的就是每周上几次网，通过视频看看在江西老家的儿子以及孙子。“孩子赚钱生活那么难，作为母亲，总是要帮助孩子吧”，阿英解释她的赚钱动机。

　　对于未来，阿英说没有任何计划。“被抓到，就回去吧，还能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