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本海外扩张型安保战略全面展开，构筑对华抑制力的意图跃然纸上

　　文/刘军红

　　近期，围绕防卫新指针的修订，日美两国政府展开紧锣密鼓的磋商，修订后的指针将把日本安全政策引向何方，引起地区和世界警惕与关注。

　　10月8日，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中间报告公布，其序言提出，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将考虑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适当体现”7月1日日本政府通过的相关内阁决议，强化日美同盟和日美军事抑制力。这意味着新指针将反映解禁集体自卫权后自卫队扩大活动范围和任务的内容。

　　安倍上台以来，竭力推进大国军事路线，不仅策动了“国家安全会议”，制定了“国家安全战略”，密集出台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整备计划”，而且解禁集体自卫权，加紧制定包括自卫队法在内的新安保相关法案，同时放弃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制定了新的“防卫装备转移新原则”。安倍主导的海外扩张型安保战略全面展开，构筑对华抑制力的意图跃然纸上。

　　利用武器出口提升综合实力

　　今年4月，日本政府放弃了原来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制定了新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对武器出口政策从限制转为促进，搞军工体系国际化。就其意图而言，一是从日本媒体的报道看，安倍欲通过扩大武器出口，加强与盟国、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以及关系紧密国家的军事交流，扩大日本军事在海外的影响力。如，日本已经与英法等国协商新型武器、装备共同研发，也开始向美国供应反导体系核心部件。

　　二是从现实动向看，其深层意图在于通过对海外的武器供给、主导地区军事合作，在中国周边和战略要地缔结安保合作网络，构建对中国的军事抑制力。如，日本已经开始试探向印度出口飞行艇，与澳大利亚协商搞潜艇共同开发，并尝试与土耳其进行武器共同研发，同时，利用海上共同防御、共同防灾名义，尝试向东南亚相关国家提供巡逻艇、预警系统等装备。

　　三是从产业界的利益诉求看，安倍政府欲利用武器出口支援重工业和装备产业开辟新市场，争夺新空间。民主党执政以来，日本就不断推出基础设施出口战略，官产一体推进电力、高铁和电信等基础设施体系出口，但因在价格竞争力上不及韩国和中国，致使重型电力、重型装备产业经营不力，日渐衰落，产业界呼吁政府放松管制，促进军工相关部门走向海外，寻找新的增长点。

　　此外，从国际武器出口市场中的一般特点看，美欧等的武器出口并不仅限于“武器贸易”，通常总会伴随军演、派遣顾问指导、培训等军事交流活动。而这种军事交流，常常扮演着随时掌握当地的第一手军事、安全动向，获取军事情报的重要角色。《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日本也必将通过武器贸易、武器共同开发，防卫装备的共同展览，乃至安全合作和共同演习、训练等方式，扩大军事交流，提高其独立于美国的军事、安全情报的获取能力和对外影响力。这一点已经引起日本内外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的背景中存在帮助军工复合体打开海外市场，支撑军工产业部门，以期提振日本装备产业竞争力的意图。在新的“防卫装备转移原则”下，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其前身是“石川岛播磨重工业”)等企业全面展开新领域开拓，在航空机、舰船、预警系统等方面加大投资，展开战略研发，特别是在发动机领域试图通过综合研发、体系化创新抢占战略制高点，提升相关战略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而实现产业控制力。

　　国际武器市场具有相对垄断的特点。作为后来者，日本武器和相关装备要想顺利打入国际市场，还有相当的困难。

　　解禁自卫权，尝试“武力改变地区安全现状”

　　安倍政府通过了“限定性行使集体自卫权”政策，主张通过“变更宪法解释”，“容忍集体自卫权”的行使。美国政府积极表态“欢迎日本政府的决定”。

　　按日本政府的解释，所谓“集体自卫权”就是当盟国军队遭到威胁时，自卫队可以使用武力进行支援的权力，即自卫队与盟军协同作战权。其本质是承认自卫队对外的交战权，与日本宪法主张的专守防务的和平主义相悖，堪称违宪，与“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普遍和平主义相悖。

　　安倍在2006年执政时期便提出修宪、“行使集体自卫权”，推进“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将“对外行使武力”作为“外交手段”。安倍再次执政后，完成“集体自卫权的解禁”，设立“日本版NSC”(国家安全会议)、“特定秘密保护法”、“防卫装备转移新原则”，推进对外行使武力的“法律制度体系”。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美国追求全球战略转变，从全球收缩军事投放，享受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要求其盟国分担责任。日本失去了坐享美国安全保护的“白乘车”条件。自此，日本便以参加国际维和名义，出台“PKO法”(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法)，突破海外派兵限制。小泉时期，日本政府通过了“有事立法”，构建事实上的“准战争立法体系”。安倍政府的“新突破”可谓对其“军事大国主义”的又一次推动。

　　尽管，安倍标榜“有限的集体自卫权”，在地理范围上优先考虑“东海、南海”等近边局势，主张对盟国、或“友好国家”实施支援，强调避免卷入美国引起的战争，高喊维护日本国民及企业的利益，但其目标直指中国。这是对中日经济依存关系的否定，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践踏，对中日企业在地区产业分工体系、国际市场上的相互合作和资本融合的无视。人们已经注意到，安倍口头上讲“集体自卫权”是对盟国，或友好国家的支援。而眼下，日本的盟国只有美国，即意味着日本在对外行使武力上，与美国有平起平坐的权力，“美主日从”的“日美地位”关系将变成“对等关系”。日本认为“友好国家”遭遇威胁时，日本有权对其“武力支援”，不排除与之结盟的可能。如此，亚洲地区的安全结构、安全环境和安全状况将发生根本改变，必将引起地区安全格局的根本改变。这将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以实力改变现状”的先例，将使地区安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对亚洲和平发展环境构成严重威胁。亚洲，包括美国都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需格外警惕。

　　重修防卫白皮书，走军事大国路线

　　日本防卫省发布的《2014年版防卫白皮书》，直接鼓噪军事大国路线，主推武器出口新战略，制造地区安全上的不稳定因素。更为关键的是，今年7月安倍内阁通过了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为核心的系列安保法制建设决议。这一系列的政治和制度安排，从思想、方针、战略、中长期计划以及法制建设上，为日本向军事大国迈进做了制度升级，堪称安倍军事大国路线的“制度升级版”。

　　“2014年版防卫白皮书”对“军事大国制度”进行了体系化描述，对新制度下的防卫设施、装备配置、部队建制，以及防卫作战指导方针进行了系统化安排。新版防卫白皮书依据安倍的安保思想对日本的安全环境进行了倾向性描述，强调中国军力扩张、向海扩张、向太平洋扩张，对“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进行特写式刻画，渲染“中国威胁论”，为其构建“综合机动防卫力”，向西南诸岛重点布防，剑指东海、台海和南海，强化对中国形成“战略抑制力”找依据。

　　另一方面，这个防卫白皮书在勾勒俄罗斯军事动向，朝鲜导弹威胁，东海、南海地区局势紧张，强调安全状况险恶的同时，强调美国压缩海外军事财政，亚太再平衡战略面临中国等“非对称性的军事阻止”，渲染地区局势和安全状况的危险性，强调“行使集体自卫权”，强化日美同盟，扩展与友好国家、关系紧密国家的“安全合作”，突出强化日本的地区安全作用和地位。根据“行使集体自卫权”等相关政府决议，明年日本将全面展开以“自卫队法”为核心的“安保法制”修订，制定完整的“安保法制体系”，支撑安倍的军事大国战略。

　　安倍第一次执政时期，实现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的法制和制度安排，积极推进事实上的“自卫队国军化”的法律制度建设。如今，面对新的安保防卫制度升级，安倍内阁开始全速推进“大国军事法律制度体系建设”，为其“军事大国路线”奠定法律制度基础，进而对战后秩序实现“制度性突破”。

　　“制度化”，是安倍两次执政的“常套手段”。在他看来，制度化，即恒常化，是执政可持续化的保障，也是他不断宣扬的“法支配”的具体表现。为此，安倍不仅在组阁等执政体系建设上搞制度化，而且两次执政时期都以官邸为舞台，设立了一系列的以首相为核心的名目繁多的“委员会”、“恳谈会”，以至于“文山会海，名出多门”，反而把自己也搞乱了。但在推进大国军事路线上，安倍自诩为“战后派领袖”。按“战后派”自己的说法，所谓“战后派”就是所谓的“国家利益派”，标榜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强调不受历史束缚，不受“战争、侵略救赎”羁绊，积极主张“回到战后原点，改变战后体制”。为此每逢“周年纪念日”总要搞点什么“划时代性突破”，并且努力使“突破恒常化”，即“法律制度化”。

　　二战后，在和平宪法体制下，日本的外交手段仅限于“经济援助”，军事无法作为“外交手段”运用。这对“战后派”而言，是束缚日本政治的紧箍咒，只能通过法律制度的重建，对其剥茧抽丝，直至全盘否定。安倍的“大国军事路线”及其思想、战略、计划和制度安排就是这种思潮的真实反映。显然，今年的防卫白皮书堪称安倍大国军事路线的合订本，是日本安保政策的教科书，更是对日本国民进行大国军事路线教育的宣传手册。它将把日本引向何方，确实值得整个地区乃至世界高度警惕。□(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