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特朗普祭恶招土耳其黑云压城城欲摧，中国感同身受格外关注

　　最近，朋友圈流传着这样一段话——

　　一个曾被称为亚洲病夫的文明古国，正在图谋民族复兴。不料遭到了特朗普的贸易战打击，美国还支持它的民族分裂势力。一时间荣光不再，汇率狂跌，外忧内困，岌岌可危……

　　别担心，这说的是土耳其。

　　10日，美国针对土耳其开始贸易打击。特朗普发推宣布，他已下令将土耳其钢铁和铝产品进口关税提高一倍，即分别征收50%和20%的关税。

　　当天，土耳其货币里拉对美元汇率应声而落，创造了1：6.6的新低，一周内降幅超13%，今年以来跌幅超30%。

　　正如同朋友圈那段刻意引人误解的话一样，中国和土耳其，同样是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同样走在谋求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路上，同样面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承受着贸易摩擦带来的后果……

　　诸多相同之处，让土耳其的危机对中国更有启示意义——

　　没有一条别人看着顺眼的崛起之路

　　地处欧亚十字路口，曾建立横跨欧亚非的庞大文明，一战后帝国土崩瓦解，割地赔款被列强瓜分，沦为“西亚病夫”。重现往日辉煌，一直是土耳其的光荣梦想。

　　虽有似曾相识的历史，但与中国不同，土耳其走向了一条完全迥异的“复兴之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尊为土耳其国父的凯末尔将军领导革命，带领土耳其朝着成为一个“欧洲国家”发展。

　　百年来，虽然世事变幻政党更迭，但土耳其“凯末尔主义”面向西方的政策大体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土耳其相对容易的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近期的历届政府也均将成为欧盟成员国作为目标，1999年成为欧盟候选国。

　　但“西化”带来不了民族复兴，实现了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后，复兴的愿望让土耳其总想背离西方的主导进程，可这愿望却总是被军事政 变打破。有人甚至戏称，土耳其军队肩负的使命就是推翻政府。

　　伴随着“西化”发展轨迹的，是一次次军事政 变的“纠偏”。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土耳其经历过3次高级别的军事政 变，每一场都是由那些认为土耳其西方的进步道路受到破坏的亲西方军官发起的。

　　把西方当做实现现代化的工具，必然要付出代价。

　　2002年上台执政的埃尔多安，他所属的政党起初提倡建立一个“更自由，更亲欧盟”的土耳其。但在执政中，埃尔多安秉持“新奥斯曼主义”更加强调自己的“伊斯兰”和“中东国家”身份，力图在政治外交上摆脱西方干预，在身份上“去西方化”。

　　果不其然，历史重演。2016年7月土耳其上演了那场大名鼎鼎的未遂政 变。托互联网的福，当时正在度假的埃尔多安，通过一次视频演说就粉碎了政 变。

　　这场政 变引出了土耳其与美国关系最为敏感的议题，也是美国对土贸易战的直接原因——要求引渡侨居美国的土耳其伊斯兰学者法士拉·葛兰和监禁美国在土耳其的传教士安德鲁·布鲁森。

　　葛兰被指是未遂政 变的幕后指使，而布鲁森则被称为政 变的参加者。加上美国在叙利亚扶持的库尔德武装，跟土耳其境内的分裂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是一队人马两块牌子，埃尔多安公开表示美国在未遂政 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而美国指责土耳其监禁布鲁森毫无道理，并对土实施制裁，直接引发了这次土耳其的危机。

　　从“西化”到“去西化”的两个极端，纵观土耳其谋求复兴的道路（姑且不论这道路是对是错），美国对土发起的贸易战的起因不过是历史的延伸：

　　无论是做一个顺从的“羊羔”，还是拉开架势对着干的“刺头”，没有一种国家崛起的道路，会让西方看着顺眼。

　　应对危机的底气和手段从哪里来？

　　面对困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对公众的演讲中表示了强烈的信心：

　　“他们曾经试图用坦克、飞机和军事政 变打倒我们，现在则试图用金融和汇率打倒我们。但是我们会越挫越勇。”

　　但同时，他又显得无计可施：

　　“这一切都将过去……他们也许有美元，但是我们有真主和人民。”

　　其实土耳其里拉的大跌并不是近期才出现的现象，持续的贸易赤字、高通胀和货币贬值相互影响，市场信心早已受到严重打击。

　　此次美国的制裁仅仅是新一轮土耳其里拉暴跌的外部诱发因素，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土耳其脆弱的经济增长基础，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土耳其经济增长模式的危机。

　　2002年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经济高速增长。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至10%之间，人均收入达到了一万美元左右，城乡差距显著缩小。

　　他们通过加快国有企业私有化来激发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引入外国投资来激活市场活力，鼓励私人投资和对外出口，使得土耳其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形成了高度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但土耳其经济发展方式蕴藏高度的危机：

　　国内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储蓄率偏低导致投资能力有限，因此过度依赖外部资本购入；对于国际局势变化，经济反应尤为明显，地处动荡的中东，稍有风吹草动经济增长率就会受挫；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带来了高通胀率和接近10%的高失业率，外资和私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终油尽灯枯。

　　增长瓶颈与发展动力不足，又直接导致土耳其政府的应对手段失效：

　　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可以刺激出口、提振经济和稳定市场信心，但受到通货膨胀与失业率高企、债务比率持续上升以及国内有关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实施效果很不理想。

　　应对危机的底气和手段从哪里来？

　　土耳其的例子再次说明，经济高速增长积累的社会财富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创新与可持续性。

　　美国全球战略下的中东，容不下一个说一不二处处作对的土耳其，美国全球战略下的世界，也同样容不下这样的角色。

　　而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并不想成为这样的角色，看看“一带一路”，看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中国早已将民族复兴定位于惠及全世界的语境。

　　发展总会迎来居心叵测的猜疑，走好自己的路，破解危机的唯一途径，只蕴含在发展之中。

　　作者：王晋，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光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