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外相田中真纪子于今天来到中国，并将与我国外交部长举行会谈。这是小泉新内阁成立后的第一位政府高官来华，也是李登辉访日、教科书事件后中日两国外交首脑就如何修复中日关系的首次对话。作为曾为发展中日关系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女儿，能否继承父业，备受人们关注。

　　-田中来华意在修复中日关系

　　小泉内阁成立后，将中日关系定位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表明小泉政权的对华政策仍将继续维持他前任构筑的基本框架。小泉上台不久便致信江主席和朱总理，表示不改变日本在《日中联合声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日中联合宣言》中所表明的立场，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紧接着田中外相打电话给唐外长，进一步阐明日本对中日关系的立场。她说：“日本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参与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更不支持‘台独’，对李登辉的访日将根据这些原则，非常慎重地加以对待。”对于历史问题表示，将“严格遵守日方在《日中联合声明》和1995年村山首相代表政府的郑重表态”。首相的书信和外相的电话旨在向中国传达一个信息，即欲尽快修复因李登辉访日和教科书事件而处在困难中的中日关系。因为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对小泉新内阁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中日关系是日本新世纪外交的关键。近一时期日本通过对冷战后十年的总结，认为日本是失去的十年，而对外交而言其最大失误莫过于未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建立起成熟关系，致使日本外交根基薄弱、底气不足。因此，将如何发展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列为日本外交的重要课题。

　　发展中日关系是新时期日本的国家利益之所需。日本认为，新时期的“国家利益”应该是“多元的”、“开放性的”。日本的对外关系必须相应是多边、多重的。未来日本外交应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增加友好国，改善国际环境，通过长期、间接的手段迂回满足自我需求。“决定日本未来命运的关键是中国”，“中日关系是决定东亚未来发展的主要因素”，中日合作符合双方利益。

　　小泉内阁稳定政权需要良好的中日关系。小泉内阁目前的国民支持率达80%以上，创历史新高。然而内部并非太平，潜伏着各种矛盾，如果中日不和，日本对美以及周边外交将变得困难和难有作为。届时一旦内部矛盾爆发必追其责。

　　新政权推行政治大国战略的需要。日本外务省前政务次官粟山尚一曾指出：“21世纪日本外交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将自己限定在亚洲，而是应着眼于海陆一体广泛的亚太地区。”一方面以“丝绸之路外交”发展和加强与中亚国家、韩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从陆地和海洋上形成对中国的牵制和影响，然后再将南太平洋上的澳、新及北方的加拿大纳入日本的外交战略，便可形成对美抗衡。

　　-发展中日关系的难度加大

　　冷战结束十年中，日本八易政权，但每届内阁的对华政策基本保持了一致，都强调中日关系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而结果虽说大局未变，但是摩擦频仍，矛盾不断，发展两国关系的难度明显增大。

　　中日政治关系进入曲折多变，处于“流动”状态。一是日本正处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向何处去的问题尚未解决。当前日本各种政治力量仍在分化改组中，政治动荡，政权不稳，经济下滑，外交思维混乱，短期内难以出台比较成熟的对华政策；二是中日两国均处在巨大变革时期，双方都在摸索如何在自身变革过程中摆正彼此的位置；三是日本对亚太及国际形势的判断仍未摆脱冷战思维，仍将日美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主心骨”。

　　中日关系的发展受美国因素的影响增大。美国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并推出相应政策。而日本由于传统亲美的自民党重返政权，出于防止中国坐大的目的，便接受了美国的这些政策。至今中国威胁论仍在日本泛滥，并且日本政府官员公然明确称日美安全条约的适用范围包括台湾。这便表明日本确有一些人想借用美的力量和影响，狐假虎威牵制中国的企图。

　　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更加鲜明。日本清楚，中日关系是新时期日本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因素并称之为日亚洲外交的一大支柱。但面对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的对华政策产生了矛盾心理。既想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保持中国的稳定，又担心中国强大；既想将中国拉入国际社会以多边合作制约中国，又担心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得以扩大；既希望两岸加强对话与合作，又怕中国实现统一。因而对华政策进行了调整，强调双边关系为“亚太中”和“世界中”的中日关系，防止中国动荡或对外采取强硬政策而将中国拉入国际协调轨道；中日合作内容从侧重经济转向经济、政治、安全并重，以改变政治上的被动局面；变中日特殊关系为“普通关系”，以形成对华说“不”的态势。经济上变对华援助重点从基础建设转向环保合作，并对经济援助附加政治条件，防止中国经济发展过快。从而使中日关系形成对话与摩擦并存，合作与竞争同在，友好中带有防范，合作中有牵制的现状。

　　中日间存在的问题呈长期化趋势。中日关系中主要存在四大问题，一是历史问题，二是台湾问题，三是领土问题，四是防卫问题。这些问题都难在短期解决，并有长期化、复杂化的趋势。

　　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尚未形成足以承认侵略罪行的政治气氛和道德价值观，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历史问题仍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障碍因素。

　　在台湾问题上，目前在自民党内有一股较大的亲台势力，他们希望维持台湾的现状，不愿中国实现统一。冷战结束后，他们越来越重视“台湾牌”。经济上将台视为日本今后主导亚太经济的重要伙伴；安全上，认为台湾的地理位置对日意义重大。近几年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实质性关系有明显突破。

　　在领土问题上，1996年日在钓鱼岛上立碑建塔实际是对中国的挑衅。虽在我强烈反对下，日政府未敢正式建塔，但问题并未解决。

　　在防卫问题上，日本实际已将中国作为其防范对象。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并且实际上已将台湾纳入其合作范围，强调“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概念，但从未明确不包括台湾。这便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大隐患。

　　-小泉政权的对华政策走向

　　小泉内阁是在“改造自民党”、“改革日本政治体制”的口号中成立的。小泉首相及田中外相在外交上能否有所建树，目前一是看其对修复中日关系有无决断能力；二是看其在布什政权对日新政策中智商的高低。在修复中日关系方面，外相已经来华，首相表示出年内访华的意愿，同时又发表了不少不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言论，在教科书等问题上接受批评而拒绝重新修订，这都表明新政权下的中日关系难指望风平浪静，将是既有对话与合作也有斗争与摩擦。

　　强调中日合作，谋求地区主导。日本已将多边合作视为对外战略目标。此举一可淡化双边同盟，增大其在东北亚安全中的作用和地位，力避朝鲜半岛形势回到过去——美日韩对中俄朝的格局；二可利用多边机制规范和制约中国；三可挑战单极结构，谋求世界一极；四可通过日中韩三国共同开辟区域经济合作新领域，谋求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谋求建立能够互相说“不”的关系。日本认为，发展中日关系必须在“世界中”和“亚太中”的广泛合作中为之注入活力，变“特殊”为“普通”，以“务实”代替“友好”口号。

　　历史、台湾、修改宪法等重大问题仍是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历史问题无疑是对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国家的挑衅，必将受到中国的坚决反对。在台湾问题上新内阁与其瓜葛比上几届内阁都少，并作出了一些积极表态，本是发展中日关系的优势，但如果为拉选票迎合亲台势力，在处理对台关系时优柔寡断，必将损害中日关系。在修宪问题上小泉鹰派十足，修改宪法关系日本走向问题，届时必将引起亚洲各国的警惕。当然，也应看到日本国内一种新动向在发展，即一些有战略思想的政治家越来越感到历史包袱的沉重。他们明确指出，回避侵略历史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一智囊机构对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暧昧态度批评说，“不立足于过去和现实而描绘未来是不诚实的，结果是欺己骗人”。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一些政治家指出，打“台湾牌”不但严重干扰了中日关系发展，日本也未能从中获得利益。如果新政权能从这些新动向中得到启示，中日关系或许会发展顺利一些。-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徐之先-供图／雨霖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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