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德国统一前后，作为中国记者曾在德国工作和生活十几年，亲身感受到德国人对过去黑暗历史的态度。

　　“清算过去”、“永远不再由德国发动战争”，是德国战后政治术语中最常见的口号。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百姓，对德国历史上曾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罪行都有深切认识，他们对受害国人民怀有一种深重的历史负罪感。当然，在德国社会的阴暗角落里，总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些为希特勒及其帮凶鸣冤招魂的人。但是总的来说，德国的主流社会、朝野主要政党，特别是政府政要，在对待战争罪责的立场和态度上始终如一。他们敢于直面历史，勇于承担历史罪责，利用一切机会向受害国人民认罪，并以实际行动清算过去，赢得了过去受害国政府和人民的谅解和信任。

　　1949年12月7日，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在一次集会上谈到纳粹对犹太人的罪行时说：“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

　　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理阿登纳在1951年9月27日发表的一项政府声明中表示：“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义务作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一刀两断了。”阿登纳在另一次演说中指出，要赢得他国对新德国的信任，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克服过去的不幸经历并从中为未来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

　　1970年12月7日，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纳粹占领时期被划为犹太人隔离区的地方，向犹太人死难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在细雨蒙蒙中，勃兰特突然双膝跪在死难烈士纪念碑前湿漉漉的大理石板上。这一超出礼仪的惊人之举感动了成千上万的波兰人，使在场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和记者无不动容。勃兰特的这一跪，胜过千言万语。人们知道，勃兰特青年时期就从事反纳粹斗争，并被迫流亡到国外，可以说他同纳粹德国没有任何瓜葛，但是他没有回避自己作为德国总理的历史责任，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家风度。勃兰特有一句名言：“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

　　1985年5月8日，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在二战结束4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说：“我们德国人醒悟到，历史问题是无法超越的，是难以洗刷掉的，也是不能回避的。无论我们大家有罪与否，也无论我们是老是少，都不得不接受历史，我们大家都受到历史后果的牵连，都要对历史承担责任。”

　　1994年8月1日，当时的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波兰纪念反法西斯起义纪念大会上，再次向波兰人民谢罪。他说：“我在华沙起义的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

　　1995年8月，联邦总理科尔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战胜纳粹德国50周年的活动。他在致词时也表示：“我向死难者你，请求宽恕。我们在莫斯科缅怀遭受过希特勒造成的种种灾难的俄罗斯人以及前苏联其他民族的人。”

　　1998年11月，赫尔佐克在纪念犹太人惨遭纳粹屠杀和迫害的大会上指出：“60年前，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德国历史上最恶劣、最无耻的事件，国家本身成了有组织犯罪的凶手。”

　　德国基督教委员会在战后初期也不回避德国人特有的心理负担问题。一位斯图加特教区的主教说：“我们给世界人民和国家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我们谴责自己。我们没有更大勇敢地承认过错……现在我们要改弦易辙，重新开始……在一个民族的生命中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赎罪是惟一可能的态度，从而也是这个民族的历史行为。”

　　德国在战争罪责问题上坦诚和自觉的反省态度，赢得了世人的理解和信任，为它在战后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笔者认为，德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一、德国战后处在四大国长期占领之下，尽管盟国之间在政治动机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但它们在必须彻底粉碎纳粹国家机器、推行非纳粹化、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等方面则是一致的。二、盟国通过纽伦堡审判较为充分地揭露了希特勒纳粹政权的各种罪恶暴行，教育了大多数受蒙骗的人民。纳粹在国内外建立集中营并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极大地震撼了德国人。三、德国战后制定了体现社会民主精神的《基本法》等一系列法律，建成法治国家。战后在德国，宣传纳粹思想、美化纳粹战犯、悬挂纳粹旗帜和口号均被视为非法，要被判罚或处以徒刑。(杨华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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