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会告诉人们事实真相，惊人相似的历史总能给人启示

　　　　6月29日，第55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现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从2002年1月1日起连任。任期5年。而他的前任加利却没有他这么幸运。由于美国的极力反对，加利成为至今联合国历史上惟一一位没有能获得连任的秘书长。美国人为什么如此强烈地不顾14比1的绝对多数票逆流而上呢？

　　　　“他甚至连联合国一词的正确发音也不会”，这是美国前任驻联合国大使、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公开嘲笑加利的一句话。加利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详细叙说了美国精心策划，致使其无法连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内幕。

　　　　当听说我要公开表示不同意见时，克里斯托弗和奥尔布赖特面面相觑，好像我请他们吃的鱼是臭的，后来我才明白，美国不太需要外交。

　　　　1993年2月1日，我邀请克里斯托弗共进午餐，同时邀请美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吃了第一道菜以后，我问能否说几句坦诚而不做记录的话。我说，“我完全清楚美国是世界事务的主角，我知道，如果我要取得成功必须有美国的支持。我将始终寻找和试图使我配得上这种支持。但是，请允许我时不时地同美国的政策公开表示不同的意见。这将有助于联合国加强它自己的品格和维持它的公正性，也有助于驱散许多成员国的误会：联合国仅仅是美国的工具。这么做，也对美国有利。如果美国在某些场合下能够卓有信誉地利用联合国，它在外交政策上就可获得更多的选择余地。”

　　　　那时我确信他们能理解我的观点。可是，我完全错了。我的话似乎让他们大吃一惊。克里斯托弗和奥尔布赖特面面相觑，好像我请他们吃的鱼是臭的。他们没有吭声。我害怕起来，赶快换了一个话题。过了一会儿，我又试了一次。“也许我没有把话说清楚。”我说，“我只是想提出一个做法，使美国和联合国的外交都具有更大的机动性。”又是一片沉默。我想起已故以色列总理戈尔达迈耶的话：“如果你只是百分之九十九支持我，你不算支持我。”

　　　　过了些时候，我才充分明白，美国不太需要外交；有力量就够了。在一个帝国强权看来，外交是时间和声望的浪费和软弱的象征。

　　　　我坚持认为，是否进行空袭，由秘书长来决定。美国的一家报纸谴责我：“加利怎敢以为自己一人有权决定在波黑动武？”

　　　　1993年6月6日，安理会通过836号决议，授权联保部队在安全区受到轰炸或武装侵袭的情况下可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必要手段来自卫。

　　　　我要求北约在空中支援联合国行动这一问题上同我协调。我说，是否使用空中力量，须先由我和安理会磋商，再做出决定。

　　　　奥尔布赖特向联合国写信建议进行空袭。媒体报道说克林顿正在考虑此事。随后，美国国务聊给我打电话，重申克林顿的意思，决定“让北约的空中力量来说话”，并且在一封信函中声称，美国“不一定要等到联保部队提出要求、联合国总授权后才进行”，他们将考虑“单独进行空袭”。这种近似最后通牒似的信函并没有改变我的态度。我坚持认为，是否进行空袭，应当是在当地联合国部队指挥官和秘书长特使意见的基础上，由秘书长来决定。

　　　　后来，美国的一家报纸专栏开始谴责我：“加利怎敢以为自己一人有权决定在波黑动武？”奥尔布赖特公开谴责了我。

　　　　由于美国长期拖欠联合国会费，秘书长没钱请五常外长们吃午餐。

　　　　1993年9月30日，我会见安理会五常的外长，中国外长钱其琛、法国外长朱佩、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英国外交大臣赫德和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这是每年的例会。我说：“由于联合国的财政危机，我不能请你们吃午饭。”

　　　　1993年10月底，我应邀到华盛顿美国联合国协会去发表演说。正当我准备出门时，奥尔布赖特给我的办公室主任打来电话，强烈反对我接受会见《华盛顿邮报》编委会的邀请。要求我在演讲中不要对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一事提出批评。对于这个指示我没有理会。我告诉听众们：“坦白地说，我需要美国，联合国需要美国。在联合国和美国间建立起良好关系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现在被拖欠的联合国维和会费有近10亿美元之多，这不是出于疏忽，这是出于政治决定，而这种政治决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美国无视自己的宪章责任，拒绝履行财政义务，它可以这么做。如果美国想为支付会费附加条件，或者是暂时扣留部分会费甚至重新分配会费比额，联合国恐怕也无可奈何。但我希望美国不要轻率行事，希望决策者能认真考虑一下这对美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意味着什么，它所开创的这个先例对其他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注意到，戈尔是大厅里惟一面无表情的人。

　　　　我不想要小费，奥尔布赖特却表示，如果我获胜，美国将退出联合国。《纽约时报》头版文章呼吁我以受人尊重的方式安静地离去。

　　　　1996年6月5日，在伊斯坦布尔，联合国“罗马教庭”使者马蒂尼大主教来访。他说，对我作为秘书长的工作非常满意，而且非常拥护我连任。

　　　　第二天，我在纽约的工作人员了解到，美国国务卿想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可是，我接到的电话却是万斯的。他在电话中叫道：“好消息，克里斯托弗已达成了某种妥协——给你再加一年的时间。这样你还有一年半的时间继续从事你的联合国改革工作。”他劝我接受这一安排。我拒绝接受。我告诉他：“我并不想要小费。”

　　　　6月7日，克里斯托弗给日内瓦打电话。他惊讶于我已经知道他的电话用意。我说：“我们应该就此面对面谈一谈，不应在国际电话中谈论此事。”“为什么？”他问道。“因为我不能简单地谈我自己，并给你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答复。我代表的是非洲，我的国家是埃及，在没有通知他们或与他们协商的情况下，我无法单独一人作出决定。”“你现在是一个国际公务员，应被视为是独立的。”克里斯托弗说。“是的，但对于那些要求我继续第二任期的人，我也是有责任的。”克里斯托弗在电话里咕哝了几句就非常不悦地把电话挂了。

　　　　随后，在得到埃及、法国、加拿大等国明确的支持以后，我决定宣布自荐连任。

　　　　6月23日，《纽约时报》头版文章呼吁我以受人尊重的方式安静地离去。奥尔布赖特在国会就联合国财政状况作证时说：“当我对人们讲我们将行使否决权，而且如果(布特罗斯-加利)获胜，我们将退出联合国时，我非常清醒。”

　　　　6月27日晚，纽约同事传来一份电报，建议作出妥协：如果美国放弃其反对我的立场，我同意1996年12月31日任期结束后再多服务两年。这将使我的任期共成为7年。因为多年来许多会员国对联合国秘书长两个5年任期的传统表示过不满，我7年任期将确立一个先行模式。我电话告诉我同事们说：“我收到了你们的电稿。”这正是我表达的意思。我确信，我无论是在纽约市秘书长居所还是在外旅行的电话谈话都受到了监听。

　　　　在我长期的外交生涯中，还从未见过如此密集如此出言不逊的宣传活动。令我难以置信的是，我竟是世界惟一超级大国这次庞大行动的靶子。

　　　　来自纽约的报告向我显示，奥尔布赖特正全力向非洲国家施加压力，以在计划举行的雅温得峰会上排斥我。非洲的一位驻联合国大使告诉我的人事局长，他正收到来自美国使团“无休止的”信函。奥尔布赖特甚至还亲自打电话给他。他带着诧异的口吻说：“在此之前，她甚至根本不知道我的名字。”

　　　　比我先到雅温得的联合国同事报告说，这里美国人云集，他们在劝非洲人转而反对我。等我到达那里后，看到那样强的一支美国官方队伍卖力地对我加以诋毁，我还是感到震惊。在举行会议的旅馆大厅里。我首次领略到美国词语“游说”的全部含义。无数年轻的美国外交官似乎常常从旅馆的一处穿梭于另一处。在我每次搭电梯时，都会遇到汗流满面的美国对外服务处官员忙于他或她与非洲领导人传布的事情。

　　　　美国助理国务卿出现在喀麦隆电视节目中，他说，只要不是布特罗斯加利，美国将支持任何一位非洲人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在我长期的外交生涯中，还从未见过如此密集、如此出言不逊的宣传活动。令我难以置信的是，我竟是世界惟一超级大国这次庞大行动的靶子。

　　　　我拒绝与美国交易之时，就是斗争开始之日，克林顿仅通过否决我连任就可赢得选举。否决权是他在美国政治中最好的工具。

　　　　中国和俄罗斯先后发表声明支持我连任。这让美国人很不满。我同事一直与克林顿政府的同行进行接触，以了解他们对局势的看法。7月17日，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瞧，我们提供给布特罗斯加利75岁生日一笔交易。布特罗斯拒绝这笔交易之时，就是斗争开始之日。”这位官员称，克林顿“仅通过否决其连任就可赢得选举。否决权是他在美国政治中最好的工具。我们不会后退。美国的舆论与人民不会在意。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国内政治处于良好局面”。另一位美国熟人说：“无论如何，克林顿没有任何退让的余地。说过其决定不可能更改的话之后，他就绝不可能对之加以改变，否则多尔会彻底打垮他。”

　　　　当问及如何看待其它国家的声明时，得到的回答是：“忘掉它”。“有外交部的声明，也有真实世界的外交。你可以获得你想要的所有外交部声明，但这些声明不算数。他们会告诉你这些声明未经总统授权”。

　　　　美国保证我离职后会有一个头衔。我会成为“联合国名誉秘书长”，奥尔布赖特说我“甚至连联合国一词的正确发音也不会”。

　　　　11月17日晚上，奥尔布赖特问她可否到我的住所一叙。我当然同意。我们坐了一个小时。她试图诱导我放弃连任。说美国将为我设立一项基金。我将是该基金的主任。该基金可能设在日内瓦。她特别提及我不久前所作的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演讲——或许我愿意将之建成一个反恐怖主义基金会。她说，除此之外，美国将保证我有一个头衔。我会成为“联合国名誉秘书长”。后来我了解到，克林顿总统在电话中向希拉克总统传递了与此相同的信息。我只有发笑。我想，这些美国人一定认为我无比天真。他们不能理解我必须维护一条原则：联合国的完整和秘书长的独立性。但我什么也没说。她离开时未达成交易。

　　　　11月18日，联合国安理会的15个成员国开会对我进行投票表决。结果15个成员国中14个成员国赞成我连任，1票反对。美国投了否决票。这对美国人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并未想到会完全受到孤立。英国也站在对立面对美国的打击最为沉重。表决时间推迟了24小时，其间美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想改变这种数量结构。但第二天，形势并未发生变化。

　　　　14比1的票数使联合国选举过程结束。在秘书处大楼有人在电梯里张贴海报，上面引述有奥尔布赖特发言人的一句话“联合国只能做美国让其所做之事”。

　　　　对于我的支持依旧。非洲驻联合国代表11月21日聚会，再次确认我为非洲惟一候选人，有人告诉我俄罗斯人“准备否决任何其他提议”。

　　　　奥尔布赖特开始公开用丑闻、暗示、中伤等各种武器对我进行攻击。她告诉人们：“他甚至连联合国一词的正确发音也不会。”(事实上，我有时会联合国一词的最后一个字母“S”)更阴险的是，她向人们散布说，美国掌握着“一些他的把柄”，以此试图引人猜测我过去有些什么不正当行为还未被披露出来。

　　　　12月5日，克林顿提名奥尔布赖特为新的国务卿。而她要成为国务卿，不打败我是不可能的。

　　　　安理会陷入僵局，奥尔布赖特仍未气馁，依然专注于把我除去。

　　　　我有三个选择：什么也不做，仅等安理会对我的“裁决”；立即声明我已完成使命，采取“自杀”行动；或者斗争到底，由此迫使安理会“封杀我”。我决定采取第三种选择。由于奥尔布赖特被提名国务卿，安理会对她表现出“敬畏”态度，因此，埃及驻联合国大使希望我在下次会议之前就“有尊严地退出”。

　　　　12月10日，安理会对非洲候选人进行投票表决。我仍是一位候选人，但我的名字将被排除在外。主要是看其他人谁将胜出。结果四人中惟有科菲安南获得了采纳一项决议所需9张赞成票的门槛数。但由于有一位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此项结果仍不能生效。这是一种半秘密的投票，虽然不知道每位成员投的是赞成还是反对票，但常任理事国成员的票的颜色不同，只要有其中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投了反对票，所有人都清楚决议已遭否决。俄罗斯代表说：“也许到了该向现任秘书长寻求一项妥协的时候”。而奥尔布赖特则答道：“我今天可以比以前更有把握地告诉你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道出她新任国务卿的优越心态。

　　　　美国迅速支配了媒体这个战场，向记者大讲法国“一时睹气”投了否决票，法国应该对阻挠一位“明显得到多数支持”的候选人感到不好意思。评论家们特别指出，在我得到14张赞成票时，只有美国一票否决时，美国并未显得如此尊重多数原则。

　　　　12月11日，安理会再次陷入僵局。进行了四次投票测验，每次都与一天前完全一样。法美对立达到了顶峰。

　　　　12月12日，投票测验结果是14票赞成科菲安南，1票反对。法国投了否决票。同日晚，我们在美国国务院的联系人说白宫对此很失望。但奥尔布赖特仍未气馁。她此时本应在华盛顿走访国会山，并为其新职批准听证会做准备，可是她还呆在联合国，依然专注于其四个月生活的问题：把我除去。

　　　　我当时想，如果能熬过星期五即12月13日，时间也许会开始转而对我有利。因为12月17日就是联大会期结束时间。

　　　　希拉克不想再孤独，决定放弃与美国对抗，我不得不告别了联合国。

　　　　13日是一个雨天。一早所有的报道说法国会坚持立场。安理会12点30分开会，举行另一场投票测验。埃及再次对所有的非洲候选人投了赞成票。但这只是一次投票测验；还要有正式的投票表决。此刻安理会的情况不同寻常。中国希望星期一举行正式投票表决。由此可能造成的拖延让美国和英国极为不安。法国大使给我打电话说法国将撤销否决。希拉克总统在都柏林传达了他的决定。法国不能继续自我孤立。法国大使劝我在几小时后进行的下次正式投票表决前起草一份让步性的声明。我决定等他们来“封杀”我，为此，我将忍耐下去。

　　　　1997年1月1日，我离开了联合国。根据《加利回忆录》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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