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陪审团地方法庭法官作用独大

　　没有陪审团地方法庭法官作用独大

　　2000年第一次审判开始时，贝克夫妇就向法庭提出不要陪审团参与审案。“因为这个案子牵涉到‘人’的问题，当事人贺梅又是个孩子，孩子是无辜的，也没有办法为自己说任何一句话，通过专业人士来判，公正的可能性更大。当时大家也都这样接受了，但是没想到是这样的一群人……”蔚宇说。

　　DNA测试是对贺氏夫妇的侮辱

　　翻阅前两次审判的记录，会发现许多被法官采信为“证据”的说法其实很可笑。“贝克家的律师在法庭上说罗秦要把贺梅送到每月只有25美元生活费的重庆，贺梅会饿死，还说他们现在不止一个孩子，贺梅又是女孩子，一旦回到大陆，会被绞死。”蔚宇说着说着自己忍不住笑起来了。

　　“贝克夫妇急着要赢官司，他们在庭审现场怎么说都行，但是这个涉及到另一个国家国情的言论，与案情毫无关系，也被法官当作‘证据’写到判决书里 ，我觉得很难以想象。难道人们可以自动选择祖国？” 蔡金良说。

　　在第一次审判中，法庭要求贺氏夫妇做DNA测试，因为怀疑贺梅不是他们的女儿，并且法官承诺，如果他们通过这个测试，就让他们见女儿。

　　“这是对当事人的极大侮辱，在美国，只要是婚姻内的子女，父母没有义务向任何人解释孩子是哪里来的。但是罗秦还是去做了这个检测，但结果呢，根本没见到贺梅。”蔚宇说。

　　在孟菲斯地方法院，有一位法官站在贺氏夫妇一边，却被调离了。

　　地方法庭指派的心理医生并未与贺家见面

　　“我们交了5000美元的钱，被告知是给心理医生的，但是我们到现在都没见过前两次审判时的心理医生。”贺绍强回忆，当时在前两次开庭中，心理医生都作证说贺梅如果回到父母身边会受到伤害，因此要永久剥夺他们的父母权，不让孩子和父母见面。而事实是，这位心理医生并没有见到贺梅与亲生父母的接触就给出证言。

　　这次最高法院的审判有两位心理医生，一位白人，一位黑人。最后这两位心理医生做出了和之前截然相反的证言，说孩子与亲身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好选择。

　　最高法院的判决下来之后，孟菲斯地区最大的媒体《孟菲斯商报》(Commercial Appeal)在当天的评论员文章中说，之前参与审判的人，都要“感到羞耻”(“feel shameful”)。

　　“这句话是很‘powerful’的，我再没有见过比这更强烈的字眼了。美国人是很讲面子的，现在这么多人在当地的主流报纸上被这样说，真是找个地洞钻进去都不为过。”蔚宇说。

　　前两次判决被种族歧视所左右

　　“贺梅案”早就不仅仅是华人的事了。当地的黑人团体，黑人教会、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广东老华侨后裔……全部出动了。

　　“当我和当地其他少数族裔的负责人说起‘贺梅案’，大家都非常有共鸣，也都很帮忙。我们都是少数族裔，我们知道在孟菲斯，美国南部，种族歧视意味着什么。”蔡金良说。

　　在记者采访与此案有关的人时，“种族歧视”是绕不开的字眼。蔡金良告诉记者，之前在当地西班牙语族裔中也曾经发生过类似“贺梅案”的官司，但在地方法院就被纠正了。不像“贺梅案”闹得这么大。

　　为什么“贺梅案”到了田纳西最高法院才会得出这样一个完全推翻地方法院的判决？

　　“其实说白了也很好理解。地方法院，包括青少年法院的法官都是选民选出来的，而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州长推荐的。如果是选民选出来的法官，那么自然要按照大多数选民的意愿来办事，其实并不真正独立于地方政治。而在孟菲斯或者说田纳西州，可以说持有种族歧视观点的白人比其他地方都多。只需要看看法庭对待贺家的态度就知道了。歧视从经济地位，到国家背景，到文化程度，无处不在。”

　　孟菲斯是个有故事的城市。

　　臭名昭著的“3K党”的发源地，1968年马丁路德·金就是在这里遇刺身亡。

　　蔚宇在这里接触了一些参与了前后两次庭审的人。“都是与贺家素不相识的人，在法庭上哭的晕过去了的都有。所以我在稿子里说：很多的团体，花费了无限的时间和精力在帮助贺家。”

　　在孟菲斯用了三天时间做完所有采访后，蔚宇在临走之前来到了马丁路德·金的博物馆。

　　“我在里面哭了2个小时。我看到黑人争取平权这条路，一步一步走过来有多么的不容易，一个个夏天的步行，一个个黑人串连，多少个失踪的黑人，拿着名单一个个对。当时的黑人面临的是大屠杀，几万黑人就这么没有了。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还是挺过来了，而且确实拿到了平权法案。给中国人也带来好处。”

　　“如果我有时间和精力的话，我要把他们的事情推到好莱坞去拍一部电影。来美国10年了，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能够进入到美国社会各个环节的案子——关乎伦理道德，司法体系，并且挖到人心的最深处。”蔚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