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刘 晗
3月11日，智利首位女总统巴切莱特正式宣誓就职。在这个被认为是南美最为保守的国家里，她的上任本身就是一个突破，并且在新政府的20名成员中，男女各半。
这或许只是智利新气象的开始。智利最近热卖的《智利之梦》一书认为智利的现代
化有三波：1980年代的经济开放，1990年代的政治民主，21世纪开始的文化自由(即更大的个人主义、家庭的解体以及宗教宽容，以改变父权制和天主教保守状况)。显然，在平衡国内贫富差异、增强社会福利之外，人们还冀望这位离过婚、不可知论者的单身母亲实现智利的文化变革，甚至有媒体期望她给智利带来一场文化“革命”。
实际上，由皮诺切特独裁政府开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弊病是双重的。在经济上，军政府在是通过运用国家强制剥夺中下阶层利益，通过低工资、低福利、剥夺基本权利保障的措施来实现经济增长；在文化上，文化的保守性(父权制、天主教)被独裁政府予以利用以保证国内秩序。因此，智利人选出巴切莱特来不仅因其社会政策，更期待她的文化“革命”。
智利人的心情当然可以理解，但人们必须在社会经济领域和道德文化领域作必要的区分。实际上，巴切莱特标榜男女平等、自由离婚更多着力点是在社会经济领域，即以此消除经济领域的性别歧视。其根本在于坚持给每个公民(不分性别、阶层)以满足其基本需求的“社会最低限度”配给，反对富人和男权在经济以及其他领域的支配性控制。
而在文化道德领域，独裁统治催生的自由经济在独裁倒台之后，长期受压迫的民众心态反弹自然是一种文化开明和观念自由，但也很容易滋生道德堕落。正如智利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霍尔特所言，智利现在的保守只在于“禁止说，而不是禁止做，”而不是比其他国家更虔诚、圣洁。
马克斯·韦伯当年曾预言，社会世俗化的副产品是文化上的亵渎，因为资本主义难以为人们提供终极意义，而虚无主义必将统治这些人的心魄。实际上，一些信教的底层民众已经表示担心智利会在经济自由化中遭遇道德堕落的境遇，并尤其担心智利崛起的中产阶级和上流人士会醉心于外来的灯红酒绿的诱惑。民意测验家Marta Lagos说：“与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比较，我们的价值观转换速度是慢了不少，但我们在转变的同时却为开放的现代社会留出了传统文化的空间，因此，说到底，这是一个半瓶子满还是半瓶子空的问题。”Lagos认为，天主教国家的爱尔兰，在取得外向型经济成就的同时，仍坚持了文化宗教传统，更应成为智利的表率。
由此看来，或许，智利需要的不是完全世俗化的文化“革命”，而是有所挑选的文化改造。在实现了社会的最低限度平等以及经济和谐的基础上(这当然要同时对文化进行相应的变革)，文化保守传统一定意义上是对经济现代化的必要补充，一方面可以通过传统文化的精华来防止道德堕落，另一方面也可在尊重底层人民的信仰防止上层社会的买办化，与平衡贫富分化的社会政策相得益彰，从而构建更为良性的现代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