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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庭浪费数十亿美元却没有改善人权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06日11:16 21世纪经济报道

  对犯罪者的审判法庭(比如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的情形)原本被期望对那些被压迫的人还以正义,但是相反,它们浪费了数十亿美元,却没有改善人权,并忽视了那些受害者的愿望。现在是放弃对国际审判的错误期望的时候了。

  “国际法庭希望达到和平”

  联合国安理会在1993-1994年间成立了前南斯拉夫国际审判法庭(ICTY),它的姊妹法庭是卢旺达国际审判法庭(ICTR)。安理会称这些法庭将提供国际调节,且“回归并维护和平”。但是让人悲哀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实现。

  国际刑事法庭(ICC)调查在苏丹的残暴行径的行动,最后也以暴力结束。更糟的是,现在这些法庭已经被延长并且变得昂贵。截至2005年11月,ICTR仅宣判了25人,却已经花费了将近数十亿美元,大概每个判决要花费4000万美元。相反,南非的真相委员会(South Africa’s truth commission)进行了7116个特赦,而每单案子花费约少于4300美元。在后冲突时代的莫桑比克,用于使士兵们恢复正常生活的花费,大约是每人1000美元。

  卢旺达的社会活动家们毫不隐讳地称,联合国投入ICTR的超过十亿美元的资金,本应该被更为合理有效地使用。

  “法庭提升了人权”并不完全是。

  一切限制暴行的战略,必须在提供稳定、可持续发展和暴力冲突之间区分出一个优先次序来。在一些情况下,对检控的威胁可以实际上阻止调解,延长冲突,并增加与他们相关的暴行。

  在2005年4月,来自北部乌干达的24位社会活动家去海牙,催促检控官搁置调查。代表团成员之一提出,在中止暴力这个问题上,他们社会的传统行为方式会比国际检控更有效。

  许多成功的、正义的和平协定——包括那些在西班牙和莫桑比克的——建立在一致的既往不咎的基础之上。因为没有对他们过去在内战和镇压中的滥用权力进行国际检控而使现代西班牙变得更加弱小和更不守法吗?迷恋国际检控的激进分子会说是,但是常识告诉我们:非也。

  只是有时如此。当人们致富了,安全的国家会鼓吹对战争罪的检控,但他们经常只是作为这些受害者的利益代理者,他们的偏好跟那些暴行中的幸存者的实际偏好是不同的。

  大部分幸存者首要寻求的是结束战争的方法,以恢复他们基本的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性。这不是一件小事。各国已经找到不同的对付暴力行为及其作恶者的方法,翻阅历史,其中很多方法是首先考虑将那些做坏事的人变回正常人,使他们以一种非暴力的存在示人。

  在莫桑比克,在1992年的结束其国内15年内战的和平协议,对那些犯有战争罪的人进行了特赦,使双方的战士得以复员,并让他们回归了他们的平民生活。

  在2003年,我和一位高级别的曾犯战争罪的人士交谈时,他正要完成他的法律学位。他在战后积极参与了国家的政治整合。在2001-2003年期间与我交谈过的莫桑比克人都表示了对1992年特赦的好感和满意。他们大部分都说几乎不能想象如果当时起诉那些犯有战争罪的人后结果会如何。“如果是那样,那么或许现在我们整个国家还处于审判之中”,其中一位说到。在2001年,研究者发现,在南非的黑人居民中有多于75%的人对于真相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它对那些犯罪者根据情况进行了完全的特赦。

  这个昂贵的国际法庭的“笨重机械”,是否正在海牙从事着那些战争地区所最需要的事情?当然,存在一些需要检控的受害者,也存在一些富裕国家中的经常附和他们要求的积极分子。但是那些想帮助暴行的幸存者的人,应该通过自由回答的方式首先问一下社会各个方面如何定义正义。国际社会应该被这些答案指引,而不是被“检控总是有帮助的”这个简单假设所主导。

  “给战争罪犯特赦鼓励免罚”

  证据是什么?经历过有计划的灭绝与屠杀之后的卢旺达,一直致力于对其战争罪犯的检控。但是却为这个国家结出了贫乏的果实。一种观点是,卢旺达一直致力于检控那些参与1994年的屠杀与灭绝暴行的战争罪犯,却使它的800万平民中的13万人被拘捕。

  相反,当1990年代早期莫桑比克与南非结束其内部冲突时,他们实行了大范围的特赦。并且,在这两个国家,政治领导人选择对以往的不正义和暴力既往不咎,而是将精力放在社会和政治的重建上。

  作为重建的一个部分,每一个国家变成了多党制民主,其中领导者的责任和其他的一些规则在法律上被确立和明确规定。公共安全也得以逐渐恢复,一些基础服务的提供成为现实。尽管他们的罪恶-正义的体系还是资金不足,但双方都能为平民提供基本的保护,比如对人身权的确认。在更穷的莫桑比克,这种改善虽然较小但也是显著的。

  “世界需要国际刑事法庭”

  不。我们可以预见,在改善战争地区的居民境遇这个问题上,ICC并不会比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和卢旺达国际法庭更有效,而是根本没有效率。

  ICTY和ICTR不像纽伦堡和东京的审判法庭,它行使权限时,在国际法的框架下没有一个行政管理机构实体对它辖内的人们的福利负责。

  那些生活在遭到战争破坏的国家的人们,还要继续接受他们本国政府的日常统治。前南斯拉夫,对于ICTY来说,很难拘捕很多其国内的具有高级别地位的被告。对于ICTR来说,卢旺达政府对很多目击证人和证据的控制,给了他们与ICTR讨价还价的很大筹码。在迄今为止的ICC在乌干达的工作中,乌干达政府也相似地能够通过追击那些反政府武装来阻止检控。支持ICC的理想主义者希望这将帮助规范政府的权力,并且改善、提升那些被滥用权力所害的人们的福利。但是这两者基本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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