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彩：逝世的加尔布雷斯应在中国复活

　　本报评论员 桑 彩

　　97岁的伟大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于4月29日去世。

　　一生出版了33本著作的加尔布雷斯也许是美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同时他也拥有一副政界面孔。他的著作《丰裕社会》和《新工业国》几乎成为美国社民主义运动的思想源

泉。他教导过肯尼迪总统经济学知识、帮助约翰逊总统起草“伟大社会”的演讲。

　　尽管他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观察非常生动细致，但是他的地位一直没有在学术界确立。很多自由主义分子为他叫不平，他们认为是因为萨缪尔森引发的“数学模型黑话运动”排斥了他；或者是他的思想太过于复杂鲜活，简单的表述不能完整涵盖。

　　但是，如果仅仅是学术山头主义的压迫和理论形式美学上的缺陷，不会造成加尔布雷斯思想影响力的与时衰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德龙(J. Bradford DeLong)为 Richard Parker最新写的一本加尔布雷斯传记的书评中，就悲哀地表示，“在美国，70岁以上的老读书人知道加尔布雷斯并乐于读他；50岁的读书人知道加氏很重要并愿意读他，但不清楚他为何很重要；而30岁的年轻人根本就不会读他，因为他扯的‘完美的大政府主义’闲淡在一个右翼的年代是如此的可笑。”德龙总结说，加尔布雷斯像悲剧英雄西西弗斯一样”，不停地推动社民主义的石头但劳而无功。

　　的确，加尔布雷斯很多经济学见解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带有某种时代的惊鸿一瞥的观察。比如他对商业广告极端厌恶，认为这是一种消费误导，只不过巧辞令色地让人们购买他们并不需要的东西，标准经济学理论里所谓的“消费者主权”是子虚乌有的(在不对称信息理论里面，信号传递模型肯定了广告的价值，是为了帮助消费者)。出生于加拿大的加尔布雷斯的观点让人想到了另外一个加拿大人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他在《机器新娘》里面也抨击广告的粉饰和误导。从两者的近似，我们可以隐约地觉得，加尔布雷斯并不服膺于一个已经存在并且达成学科基本边界规则的经济学框架，而是带有记者式(或者是媒介式的、麦克卢汉式的)的直觉判断。

　　这一点在他1945年担任美国二战时期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负责人时表现得更加充分。他认为，美国人的狂轰滥炸对轴心国的综合打击是负面的，因为轰炸的有效部分集中在对民用设施的攻击(对军事基地的轰炸是非常低效的，因为敌人隐藏了应该轰炸的目标)，但是这样做导致了民用的贬值，反而提高了敌方民间资源转化成军事资源的效率和速度，以及敌人的民间仇恨凝聚力。加尔布雷斯这个判断非常美妙，充满了逻辑上的出人意表又合乎情理之中。但是，美国人在冷战之后的历次军事行动都表明，他们根本没有理会加氏的判断和调查。加氏这种“替代效应”的妙想从思维模式上看，是一种记者式、灵活的、没有任何范式约束的。

　　加氏这种带有时代特征的、短时段内有效的、没有任何成见的、充满草根精神的社民主义观察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异常重要。加氏发明的最重要的三个语词：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和均衡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似乎可以作为刻画当今中国的社会坐标。

　　丰裕社会，可以理解为一个不断把“经济

　　传统智慧，可以理解为计划经济破产之后，私有化的力量、价格解放运动(学费、医疗和

　　而均衡势力，在加尔布雷斯的著作里，工会、NGO、贫民引发的民权运动、经理人阶层和高级技术人员利用自己的专业素养提高了和企业、政府等强势力量进行议价的能力，形成了企业内部和社会生态的均衡。这种均衡构成了一个伟大社会发展的动力学基础。实际上，中国恰恰缺乏均衡势力，暂时还没有形成这种持续均衡的势力学推动机制。

　　所以，加尔布雷斯在西方的去世，可以看作是他暂时的谢幕。而他应该在东方、亚细亚的东方复活，因为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他，他关于我们这个时代惊鸿一瞥的判断和观察。尽管，不否认，在长期的未来，我们也不会太需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