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忘：科菲-安南的影子良心

　　本报评论员 代 忘

　　他既无法控制国家，又无法控制军队，他不颁发或者实施任何法令，不可以征收赋税，在安理会或者联合国大会中也没有任何投票权。——弗里德里克·鲍尔

　　5月22日，温家宝对第七次访华的科菲·安南说：在当前形势下，有效发挥联合国作

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安南对此当然完全赞同。是次亚洲五国之行，除了在伊核、朝核问题上提出建议以及督促日本改善与邻国的关系之外，安南还对自己接班人应该来自亚洲做了肯定的表示——谢幕已经迫在眼前，这些带有告别意味的努力被抹上一层伤感的色彩。

　　“他的角色和君主立宪制的角色相似——他没有真正的权力，而是鼓励、劝告和警告。”基兰·普伦德加斯特，安南最重要的政治顾问如此描述联合国首脑的作用。他必须在所有成员国中恪守绝对的中立，“公正”是他唯一的，也是最高的道德武器。除此之外，他还必须有无瑕的人品记录，在无法动用任何强力这一约束条件下，以此来保障他有限的政治影响力。

　　对，他以世界和平为第一个任务，同时还必须关注贫困、艾滋病和环境保护。他是世界的良心，然而只不过是软弱的影子。他必须像上帝那样不为一切成员国预设前提，却绝对没有任何上帝的全能。2002年，阿富汗过渡政府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在欢迎安南的时候恭维他说：“这是世界总统”。“安南当即激动地表示拒绝。”早在亲身经历美国把加利轰下台时，他就很清楚这一角色的艰难内涵。

　　如果说在索马里的失败冷却了冷战后联合国刚刚萌生出来的热情，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就是刻在联合国额头上的深重耻辱。美国人总是不停抱怨，联合国太慢了，太软弱了。自1960年代的独立运动以来，美国人已经在古巴禁运或中东问题上，一再遭受“表决挫败”。他不能容忍联大“一国一票”原则对自己主导地位的侵蚀，就好象不能容忍哈马斯在民主原则下让布什政府难堪的崛起一样。

　　另一条道路已经被实践过：美国或者美国主导的北约绕过联合国直接打击了科索沃和伊拉克。这似乎让人们的争论中心又回到了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争议上面。但是，前提就是错误的：美国真的能完全以正义作为出发点吗？即便能，他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吗？后一个问题已经由事实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而关于前一个问题，无须重述的常识是：美国是既有秩序的参与者，是利益的分享者，而不是超越者。在联合国的决议违背美国利益的时候，那位曾经是美国在联合国的二号人物的查尔斯·利希滕施泰因说：“如果您扬起风帆驶向落日，我们将会非常愉快地站在河岸边向您挥手告别。”联合国无可奈何。仅仅是13到15亿的拖欠会费，已经成为秘书长深重的精神负担，更不要说没有美国人的实质支持，联合国根本无法闹腾出什么像样的动静了。

　　当美国在伊拉克既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有效的政治秩序之时，联合国的重要性重新凸现出来。在2003年5月22日，空袭开始的大约两个月之后，安理会通过的1483号决议，确认了占领国的正当性。这种生米煮成熟饭式的事后追认，给了程序原教旨主义者一个深刻的嘲讽。在丛林里，强者总是有话语优先权的。

　　其实早在2003年秋天，安南就针对美国发过飙：“《宪章》第51条规定，所有国家在遇到攻击时有权采取自卫。但到目前为止，它被理解为，超出了这一条并决定使用武力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制止危害国际和平的那些国家，对此需要联合国的惟一合法的授权。”他再鲜明不过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大规模武器的危险性也并不是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的有效理由。布什的逻辑“表明那些原则已经受到了原则性的挑战，尽管这些原则也可能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但在过去58年里维系世界和平的基础就在于这些原则。”

　　如果极端分子真的不宣而战，用这些大规模武器发动对世界的袭击，先发制人或许不无道理。但迄今为止，事实不是这样。现代人类的有限性就在于，他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巫婆或神汉。他只能依据事实而不是可能来折服人心。这是人类自身的永久的困境，原则总是带着缺陷的，即便这些缺陷可能潜藏着致命的危险，却依旧不得不依靠它们为生存秩序奠基。

　　2001年12月，安南前往奥斯陆接受由联合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共同分享的诺贝尔和平奖。那是他事业的峰顶。但到2004年，“石油换食品”计划的舞弊行为曝光，安南必须承受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一直到2005年2月的“临时报告”否认联合国里的系统化的腐败行为，才稍稍缓了一口气。美国不情愿地表示了有限度的支持。新的秘书长争夺战早已展开，对这剩余不多的日子，安南说：“我还有许多任务要完成，我将继续我的工作。”可是，他还能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