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逃离关塔纳摩

　　经济观察报 大卫·伊格内休斯

　　当我在一周前听到美国官员把那三名在关塔纳摩监狱自杀的囚犯的行为形容成“不对称战斗”和“一个好的公关把戏”时，我意识到，关闭这个集中营的时候终于到了——不仅因为这个监狱对被关押者的所作所为怎么样，更是因为它如何逐渐使这些美国看守们丧失了人性。

　　这些美国官员在谈论囚犯时的态度好像来自一个完全和现实分离的道德体系——这就是战争在人身上所起的作用：人们不再把敌人看成和自己是一样的人类，而是把他们统统归拨到另外一个类型上去。看到如此直白地表露对人性的忽略，是一件令人非常难受的事，尽管事后美国官方发言人小心翼翼地收回了最初做出的反应。

　　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相互侵蚀对方人性的现象称为“关塔纳摩综合症”。治疗这类综合症的办法是要亲自走进关塔纳摩，将囚犯分别看成一个个的人。正视法律程序的重要之处，正是因为它将帮助法庭区分开两种人：一些是罪大恶极的人，完全应该受到法律最严厉惩处的人；另一些则是完全没有触犯恐怖主义罪行的无辜者。我们再也不能透过清一色的橙色囚服来看待他们了。

　　这个重新恢复人性的过程可以从一本名为《敌军》的书中有所了解。作者默赞·贝格(Moazzam Begg)是一位出生在英国的关塔纳摩囚犯，在被隔离囚禁了两年之后，他在2005年被释放。这本书今年早些时候在英国出版，美国版本将在今年9月被新舆论出版社出版。因为出版人让我写一个序言，这本书才被我所发现。

　　贝格虽然是一位穆斯林激进分子，可是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他是基地组织的成员，或者参与过任何一起恐怖主义行动。他出生于英国伯明翰的一个巴基斯坦裔家庭，幼年在当地一个犹太教小学念书，曾经喜欢UB40乐队的音乐。他逐渐被伊斯兰激进主义所吸引，青年时开始为在波斯尼亚、车臣和阿富汗战斗的穆斯林武装分子筹款。1998年他游历到巴基斯坦，2001年他举家搬到了喀布尔，支持塔利班。

　　贝格是2002年1月在伊斯兰堡被抓获的。虽然他并没有被指控触犯了任何法律，但他仍然被关押了3年。开始他被关押在阿富汗的坎大哈和巴格拉姆，然后在关塔纳摩。在他被关押初期的一次审讯里，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对贝格说：“默赞，9·11以后，规矩发生了变化。我们有了新的法律，依据新法律你已经被判有罪了。”这一行字令人发抖之处就在于它基本上说对了。

　　“在伊斯兰教里，绝望是有罪的”，他这样写道。但是当他在2003年被转移到关塔纳摩的隔离牢房里之后，贝格的意志开始崩溃了。看守们为了防止他自杀已经到了偏执的程度。比如说，贝格就收到了一条古怪的塑料毯子，后来他才听说这是为了不被囚犯撕裂成布条用来上吊。当看守发现他的牢房墙上有油漆脱落时，他们害怕贝格试图服毒自杀。

　　一位监狱里的精神医生向贝格解释道，那里确实有试图自杀的情况发生。“她告诉我，那里有人完全丧失了对时间、理智还有现实的概念；那里有人像我一样被关在隔离间里，没有窗户，8尺长6尺宽，没有任何说话的人出现。”她说，很多人只好无奈地和自己说话。绝望中的贝格曾经给在英国的父亲写信说：“我至今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罪名被关在这里。我现在很焦急，我已经开始输掉与忧郁和绝望所进行的抗争。”

　　不仅给我希望，也给了所有人希望的是，贝格在关塔纳摩监狱中一直没有失掉自己的人性。他不断地和自己的美国看守说话，问他们的过去和理想。当看守说了些种族歧视的话时，他就用标准的英语加以反驳使看守蒙羞。他描述了一个来自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的女看守——她喜欢在周末时把指甲抹黑并且穿得像一个“哥特人”——曾经一度向他倾诉道：“我不知道他们对你是否有任何指控。但是我知道你不可能是有罪的。”贝格这样形容她，“她离开后，却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美国人并不都是一个样。”

　　当我们思考关塔纳摩监狱现象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用同样的法则：那些囚犯也并不都是一个样。但他们首先都是人类，拥有和我们一样的人权。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共识，我们才能够真正从关塔纳摩监狱的藩篱中逃离出来。

　　(本文由《华盛顿邮报》提供中文版权。张一帆/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