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刘 晗
美国人在世界杯的表演停在了小组赛。他们于6月22日败给了非洲新军加纳队而打道回府。加纳成为唯一出线的非洲球队，其背后是两千万加纳人和八亿三千万非洲人。而此次失利给美国人带来的情绪不会太多，因为据美国一家报纸的调查，一半的美国人不知道世界杯为何物，而70%的美国人不知道世界杯今年在德国上演。
非洲人的亢奋与美国人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非洲人既为晋级而喜悦，更为加纳踩着美国人的肩膀打入16强而亢奋。这正是“反美世纪”的一个缩影。
2003年7月，当布什带着美元去非洲之时(他是第三位访问非洲的美国总统，而他连任之后再也没来过黑非洲)，非洲人的反应是游行抗议、外交慢待和媒体批评。布什2003年受到的冷遇是非洲反美主义的一次大规模体现。乌干达人把该访问看作是推销反恐战争、拉拢非洲小兄弟的举动，当地报纸称布什的艾滋病项目援助是收买非洲；而在肯尼亚，美国已成为一个“脏词”；即使是没有大规模反美主义的塞内加尔也有人打着“布什屠夫”的标语进行抗议，批评布什的访问不解决实际问题而只为竞选连任。非洲的一些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更是对美国将非洲当作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掠夺对象愤愤不平，认为美国根本没有诚意真正推进非洲发展。他们更为耿耿于怀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曾为打压共产主义的全球扩张而压制他们。
实际上，美国在国际战略上对非洲的利用乃是“新殖民主义”政经策略的一个方面。“新殖民主义”在经济宰制和市场渗透之外尚有“新帝国”的政治军事体系，即《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所说的“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专门从事‘国家建设’的新国际团体”。非洲的反美主义者明白，这种新的帝国体系将抹消民族国家的主权架构，把非洲几十年来的非殖民化的民族解放运动成果一笔勾销。
殖民主义在非洲人心目中的伤痛是深切的。当美国取代老欧洲而将20世纪变成“美国世纪”之后，非洲人对殖民主义的痛恨自然转移到了美国的新殖民主义身上。但这种痛恨绝不仅因为美国人干涉了非洲人的生活，某些时候还因为美国人的不干涉。比如有的非洲人就认为1994年的卢旺达的大屠杀有美国的责任，因为美国没有出兵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布什在利比里亚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更是让非洲人不爽。
于是，非洲人的反美主义并不全是敌视和拒斥，有时反倒是怨恨美国的帮扶不力。在非洲的反美主义者看来，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都是错，而有时美国不承担一些事情，乃是更大的错。如果要平息日益高涨的非洲反美主义，美国必须在这些内乱不已、民不聊生的“失败国家”中花大工夫建立基本的主权结构和政经秩序，但这又恰与其“新帝国”的构想背道而驰，因为该构想本身就是要超越国家主权。
最近有种欧洲论调指责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援助为“新殖民主义”，这种论调是别有用心的。因为，当老欧洲的殖民主义在非洲人的记忆中慢慢淡去之际，一些欧洲人称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也同时是用此概念暗指了美国人。这些欧洲的论调可谓一举两得，又为自己营造了一副彬彬有礼的道德形象。而且，这种论调不仅别有用心，也没分清在与非洲关系问题上，中美的本质不同。中国正在与非洲国家更多地在民族解放运动和自主建设方面加强未来发展的联系，大力地进行着实际的支援非洲国家建设的行动。但是美国在其“新帝国”理念下，试图抹消的就是非州地区的民族国家的主权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