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丽
毫无疑问，美国的新闻媒体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美国总统约翰逊在离任时曾经告诫新任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说：“我们国内有两家大的电视联播公司……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我们有两家民意测验公司——盖洛普和哈里斯，我们有两家大的报纸——《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它们个个都是规模极大的机构，所以它们认为它们拥有这个国家……
你可不要产生跟它们斗的念头啊。”
那么，美国媒体何以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又是怎样形成的？戴维·哈伯斯塔姆的《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以独特的视角、优美的文笔，展示了佩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卢斯（《时代》）、钱德勒（《芝加哥论坛报》）、赖斯顿（《纽约时报》）、格雷厄姆（《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五大媒体家族的权力之道。
显然，美国新闻媒体的巨大权力首先根源于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不过，作为1963年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得者，一个杰出的记者，哈伯斯塔姆似乎对理论阐释没有多少兴趣，他更倾向于去描绘言论自由权的具体实现。作者认为，在这一权利的实现过程中，形成了政治人物与新闻机构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复杂的互动，始自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历届总统中最杰出的报纸撰稿人”。罗斯福常常喜欢将消息直接向新闻界透露，他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和新闻界打交道上，成为“不需要国会和政党”的总统。同时，如果新闻记者略有冒犯或者错误地解释了某项规定，他就会迅速做出反应，大加斥责，毫不留情。自此之后的数十年里，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等总统均效法罗斯福操纵新闻界的本事。而新闻界巨头则会假言论自由之手以舆论监督之名进行反操纵。在这种情况下，报纸、广播、电视就逐渐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选举的钥匙，而善于控制媒体气氛的政界首脑则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新闻界人物的沉浮。新闻成就了政治，政治产生了权力，随后新闻本身就转化为一种权力，担负起国家发展过程设计师的角色。在重大问题上，记者再也不是应声虫，而是直接的决策人。
报纸几乎和面包一样是美国人生活的必需品。美国的建国之父杰弗逊曾表示，宁愿生活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里，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报纸的社会里。通过新闻媒体来传播公共理念，是许多媒体家族的追求。在书中，哈伯斯塔姆浓墨重彩地叙述了五大媒体家族的创办者及其主要领导成员的家世背景、政治理念与其所主掌媒体之新闻理念。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自由独立的公共理念、宗教宽容，显然与精明强干的犹太创始人比尔·佩利敢于面对来自政府、政客和商业势力的挑战密切相关。而《时代》杂志明确的政党倾向、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与创始人亨利·卢斯的加尔派清教徒背景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新闻传教士”，卢斯不会甘心仅仅只做《时代》的所有人，他更乐于充当主编，蔑视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之辈，比同时代的媒体风云人物更关注政治的严肃性，具有鲜明的保守主义共和党观，认为让读者坚定对资本主义的信心是其责无旁贷之事。《华盛顿邮报》的所有人尤金·迈耶信奉自由主义，为了使《华盛顿邮报》贯彻传播其政治理念，他连续22年为这张亏损的报纸投入巨资，而正是这张报纸在麦卡锡主义最盛行的时代里敢于提出自己的批评，也正是这张报纸率先曝光“水门事件”，尼克松也因此不得不辞职下台。
但物极必反。当媒体随着自身权力的增长，夺去了政党激励候选人的手段和控制全国代表大会的能力，开始左右总统大选等重大政治事务的时候，也导致了某些权力的滥用。特别是电视的兴起在60年代末形成了所谓“制片人主义”，政府或某议员的办公室可以不给记者打电话，直接向制片人概略地勾画出某个新闻事件，解释某部片子的可行性，报道的任务分派单由制片人签名分发给记者。这完全颠倒了传统的新闻制作流程（传统的流程是记者赶赴采访现场，发现值得报道的东西，然后告诉本部），使制作技术成为决定因素。因此，凡是参加总统竞选的人都要找最好的电视顾问来设计自己，在某种程度上，电视顾问掌握了总统大位的钥匙。但是，当候选人以种种“人为形象”微笑面对人们的时候，那个更为真实的候选人显然就被隐藏了。如尼克松在电视顾问的设计帮助下得以当选为第37届总统，但其实尼克松是极度不信任新闻界与记者的。因此，当选之后，他不断与新闻界尤其是东部新闻界为敌，直至因“水门事件”遭曝光而下台。凡此种种，使人们不得不反思新闻自由的负面效应。
自上个90年代以来，市场化媒体在中国的兴起，媒体应该怎样发展其力量，履行其舆论监督之职责，成为当代中国新闻界与知识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然而，当代中国过往的相关研究、译介虽然间或不乏上乘之作，如“走进XX大报”之类曾让人们对西方大报的现状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但它基本上只是概况性介绍，缺乏深度，而诸如“XX国新闻简史”、“世界新闻简史”之类则是等而下之，流于表面化。太阳底下往往没有新鲜的事情。继往才能开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必将对当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媒体带来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