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里雯：新战争为战争而战

　　视界·覃里雯专栏·

　　新战争：为战争而战

　　很容易使原本恐怖可耻的暴行变成日常的、可以理解的事件，只需在新闻里重复上一段时间，发生在伊拉克的死伤已经不再引起全球各国观众最初的那种普遍惊诧和担忧。其

实还有更糟糕的事：对于今日发生在全球的许多战争，大部分新闻报道中其实并未出现，这就是所谓的“新战争”，它经常以种族冲突的面目出现。

　　关于“新战争”出现的时间，始自20世纪初。新战争和既往战争不同，它是由军阀、雇佣军和恐怖分子发起的新形式战争。在现代，战争在国家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总是伴随着国家的兴起和衰落。在这些战争中，除了国家军队间势均力敌的战斗，还有很多军阀私人雇佣的军队，甚至存在着少儿士兵——不久前投降的缅甸叛军“娃娃领袖”卢瑟和约翰尼两兄弟大概算是他们当中的明星。相对激战而言，有时漫长的战争对平民的伤害更大，后者经常是针对平民的。武器科技的进展和复杂的经济因素导致了新形式的恐怖主义，它更接近于政治对话，而不是军事战略。

　　这些“小型”战争，也就是被称为“新战争”的武装冲突，其实非常惨烈，而且像痼疾一样绵绵不绝。非洲是此类战争的一块沃土，例如，自1998年发生在刚果的战争以来，已经造成大约三百万到五百万的死难，远远高于任何其他正在进行的战争。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战争都是由“种族冲突”引发的“内战”，此外，还有一个不太为大众所熟悉的原因：暴力的“私有化”。在巴尔干半岛的波斯尼亚和其他地方，冲突就是政治冲突，是国家权力和不同的“私有”武装力量共同参与的。在这些冲突中，政治精英通过“身份政治”来挑起争端，借机扩大自己的权力。他们当中大多数都能在海牙法庭之外逍遥度过一生。

　　今天，产生了战争的新政治经济学：许多新的军事力量(包括国家军队的残余力量，通常受到政府资助的类军事力量，自卫组织，雇佣军和国际部队)重新卷入了新形式的暴力。这些暴力包括系统地屠杀“异类”，强制性的种族驱除行为，和强行造就无人居住区，这些都是种族清洗的一部分。据估计，目前战争中80%的受害者是平民。

　　这些不同形式的暴力通过一种“全球化的极端形式”复制，经济生产崩溃，武装力量只能通过外部资助生存。流亡者四处筹措资金，或者争取外国政府的资助和国际人道主义力量的援助。全球化背景下，产生了全球化的武器市场，超越国家的种族认同，国际化的西方-全球外来干涉，所有这些，都是新战争的一部分。

　　相比农业社会争夺疆土、资源和人口的战争，新型战争是为战而战。经典的国家对国家的现代战争是可流动的、以结果(胜利)为目的的；新的“全球化”战争则是不可流动的，而且是寄生虫式的。

　　新型战争是掠夺性的。它不仅摧毁战争地点的经济，而且连带摧毁邻近地区的经济，造就难民扩散、看重种族身份的政治体系和非法贸易。它在巴尔干、高加索、非洲好望角、中部和西部非洲、中部亚洲和中东都造就了“坏邻居”。

　　要理解新型战争的起源和全球化的丰富内容，我看过的最好的电影是一部纪录片：2004年Hubert Sauper的《达尔文的噩梦》(Darwin's Nightmare)。欧洲人餐桌上雪白细嫩的尼罗河鲈鱼，因为某个神秘的西方科学家的试验而莽撞地进入了坦桑尼亚的维多利亚湖。这种食肉鱼在湖里蓬勃生长，破坏了整个生态环境，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产鱼业，然而并不足以改变湖边上贫困的城市。来自俄罗斯的飞机带走鱼肉，留下滚动着蛆虫的鱼头和鱼骨，再回来的时候，它们带来成批的武器，为内战的巨兽提供丰富的粮食。与此同时，大批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孩子们沦为雏妓和瘾君子，在城市的角落和湖边上用虚弱的胳膊抵抗欺凌。在这样绝望的环境中，男人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参加军队，获得稳定的衣食。

　　Herfrield Munkler的《新战争》和Paul Gilbert的《新恐怖，新战争》里都提到了新战争的一个问题：国家有时会介入新战争，但是它不是这些战争中的主角。根据Gilbert，今日战争是身份政治的结果：“它们的参与者是那些拥有，或者说声称拥有一个明显的集体身份的人，他们关心的是这样的身份应当以何种方式重新组织。身份政治的前提是：每个人都以特定的集体身份进入政治生活。”这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他的新书《身份与暴力》中批评的那种“身份观念”。“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森曾在剑桥对Kenan Malik说，“首先，对身份的认同是极为多样的，而一个身份的重要性完全不必抹杀另一个身份。其次，一个人不得不做出决定，在特定的环境下，为不同的忠诚对象和身份赋予相对重要性。个人属于很多不同的群体，他/她可以决定他/她把哪个群体排在第一位。”我们是多元化的，我们可以在多元中进行选择。这是非常乐观的态度，但是我们从

　　但是，森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目的不是鼓励个人发奋自强，而是为了批判特殊环境下受到错误影响的大众和政府的行为——这样才能为个人自由创造机会。他对那种认为身份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看法尤为不满， 因为他看到了它能够影响社会政策，特别是通过多元文化论来影响政策，并因此减少了个人自由的空间。在民主国家中，它深化族群间的矛盾，在贫困无序的国家，它引发新战争。这是全球化的另一面。新战争的蔓延证明，人类社会是多么擅长于制造矛盾，并且用各种最新的技术和组织方式来激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