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布什主义从翱翔到低飞

　　在新保守主义思想消退之后，美国的外交官们需要拿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去修复那些遭受破坏的关系并消除它所造成的政治混乱。

　　撰稿／张国庆

　　最近两个月是美国新保守派的低潮期。先是民主党赢得11月7日的中期选举，这标志着

布什主义的“盛宴”正式结束；然后是担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因在伊拉克战争中表现不力而下台；紧接着，考虑到提名无法获得国会参议院的通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也不得不黯然辞职。

　　随着拉姆斯菲尔德和

　　在过去的几年间，世人目睹了布什主义由盛而衰的全过程，从“9·１1”到阿富汗战争，从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到

　　孕育“布什主义”

　　就新保守派而言，有两个公认的高潮：一是2002年10月布什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是新保守主义在思想上的巅峰；二是2003年5月1日布什总统身穿飞行服，降落在美国林肯号

　　事实上，多年以来，保罗·沃尔福威茨(世行行长，曾任国防部副部长)、理查德·珀尔(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新保守主义“教父”)和道格拉斯·费思(曾任国防部副部长)等新保守派的精英人物就一直在鼓吹推翻萨达姆。在新保守派看来，推翻萨达姆是在中东启动民主化进程的关键。

　　在“9·１1”恐怖事件后，尤其在布什政府随后进行的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政府内外的新保守主义派无疑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政府内部，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负责政策的副国防部长费思、前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珀尔、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政策负责人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副总统办公室主任路易斯·利比都一直在积极推进对伊拉克的强硬政策，而一些新保守派的媒体和亲“新保派”的利益集团，则在极力推动着美国对外政策的改变，这一切，汇合时势，孕育了“布什主义”。

　　这种兴奋在萨达姆被捕时达到了一个心理高潮。当时，珀尔就曾非常快慰地解读说：“布什主义的核心一直是：在我们实行更加强硬的政策时，我们的对手会比过去我们忍气吞声时采取更为合作的态度。随着萨达姆的被捕，人们有一种美国赢得了势头的感觉非常重要。”在他看来，美国出兵伊拉克取得的胜利将对美国的其他敌人表明“你是下一个目标”。

　　高潮之后常有低谷

　　在成功占领伊拉克之后，无论是新保守派还是美国，都遭遇了出乎意料的尴尬局面。而此番中期选举，也久违地将对外政策作为了竞选主题，并直接导致共和党失去国会掌控权。而随着国会的“易主”、人事的更迭、舆论的转向，以及人气的耗损，布什政府也将不得不调整对外政策，以求体面并尽可能有力地走完最后两年总统任期。

　　伊拉克战争显然会继续牵扯布什政府的精力。随着主流媒体刮起铺天盖地的“内战说”风潮，白宫悲哀地发现，他们不仅需要在未来面临来自国会的挑战，还需要与不再顺从和配合政府的主流媒体进行博弈。而这种来自国内外的针对政府伊拉克政策的失望和不满情绪，则要求布什政府全面调整伊拉克政策。

　　体面地离开伊拉克，即便不是本届政府的“功课”，也必将是下届政府的“作业”。由美国共和、民主两党10名成员组成的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于本月6日提交的关于伊拉克问题的研究报告表明，即便是来自共和党阵营的人，也已经开始认真考虑逐步从伊拉克撤军的方案。只是，这次撤出任务将因为需要同时满足两大条件而显得分外艰巨：保持伊拉克国内稳定，保护美国在伊拉克的既得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长达142页的报告中，要求布什政府为解决伊拉克问题在中东地区开展新的外交攻势占了相当分量，而华盛顿的政治家们也已经不再讳言伊朗、叙利亚等国在伊拉克重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对于美国的外交官们来说，一个相关的工作将从此展开，那就是：在新保守主义思想消退之后，他们需要拿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去修复那些遭受破坏的关系并消除它所造成的政治混乱。

　　建设新的平衡

　　旁观者清。正如美国学者福山所说，美国过往的经验表明，“美国不能去决定民主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出现。外部人不能将民主强加给一个并不需要民主的国家，对于民主和改革的需求必须是来自内部的。因而，推行民主是一个长期的、机遇性的过程，必须等待逐渐成熟的政治、经济前提发生效果。”美国在中东尤其是在伊拉克得到的教训，也许又将需要很多年去理解和消化。

　　如今，就连新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一些人也担心，在伊拉克议题上的失败，可能重创新保守主义运动及其理念，美国外交可能因此转向彻底的现实主义，而完全放弃对推动民主自由等道义标准的努力。尽管走向怎样的“主义”仍有待观察，但改变行事风格，却已是在所难免。就像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新保守派所持的是“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绝对论的哲学主张，以及受到他们影响的布什政府，已经因其运用权力的方式削弱了自身的支配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国的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平衡，影响到美国的全球威望。

　　显然，在旧的平衡打破之后，布什政府需要建立新的平衡。一方面，它需要拿出更多精力与民主党人控制的国会周旋国内问题，并保持政治注意力在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它需要在更多国际事务中寻求理解与合作，即便是仍暗含着单边主义的念头，至少也还是要委婉和客气许多，因为，形势比人强。

　　耐人寻味的是，新保守主义的失落和布什政府执政能力的减弱，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美国自身的诸多弱点，并在事实上鼓励人们恢复一种多极体系。这也意味着，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将会为国际上的三支政治力量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

　　首先受到影响的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随着博尔顿离开纽约，以及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来到舞台中央，联合国不仅自身会积极求变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同时也会因美国与联合国关系的微妙变化而获得更大的空间，并在诸多国际问题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而那些资源型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将面临着与美国关系的挑战，以及相应的地缘政治调整。在拉美国家，这个美国传统意义上的“后院”，不仅出现了“向左转”的趋势，也出现了加强地区经济和政治合作的强烈动力，与此相映成趣的是，美国也还会继续积极地推销它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理念，并希望通过与中国等国的协调，进一步改善与美洲国家的关系。

　　那些志在崛起和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大国，更是会借着美国的调整期充分发展自我，而大国之间的互动，地缘政治格局的微妙变动，国际资源的重新整合，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看点与“风景”。与此同时，布什政府的一个核心追求——保持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将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而如何与变化中的世界和谐相处及共生，也就此成为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人需要认真作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