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我们处在一个老年的世界

　　作者：程亚文

　　德国政府上月29日批准将德国人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同时宣布要努力让更多50岁以上的人重返工作岗位。德国劳工部长弗朗茨·明特费林指出，德国还需要鼓励更多年纪较大的人重返工作岗位，他说：“到2009年，我们要把50岁以上的在工作者中所占比例从45%提高到50%。”

　　德国提高退休年龄，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德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在加剧，为应付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压力和国家竞争能力的可能降低，提高退休年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德国的忧虑显而易见并不仅仅存在于德国。就在德国政府批准这一议案的同时，《中国青年报》12月4日一篇题为《调查显示七成公众感觉退休后只能依靠养老金》的文章也提出，中国目前也正在加速奔向人口老龄化，延长退休年龄看来也将是必然之举。而在日本，因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位期间，曾不懈推进改革日本现行社会体制，特别是社会保障体制。

　　不知不觉间，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年轻”世界，而是一个“老年”世界。随着世界范围内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及一些国家出现人口负增长，可以预计，再过一二十年时间，无论传统发达国家，还是在20世纪下半叶曾经人口增长非常活跃的后发国家，都将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这将迫使各国不得不调整政策，在

　　将会改变的又并不仅是各国的内部政策，它必然也会影响到各国的对外政策，并对世界政治产生某种影响。人口变化是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而世界人口变化，不光是指人口在不同空间上比例的改变，而且包括世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

　　一般来说，一个相对年轻的社会，总比一个相对年老的社会，会有更多活力和创造性，因此也就具备更强的竞争能力。20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后发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发展，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国家普遍一直保持着较高的人口出生率，人口当中年轻人占着绝对多数，使整个社会充满着朝气。反观传统发达国家，从19世纪末以来，就开始出现人口出生率下降，而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人口负增长，老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从世界政治权力分配的角度看，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权力部分发生了由传统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的转移，一些后发非西方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权重增大。这一过程恰好与西方世界的人口停滞和非西方世界的人口增长过程相一致。

　　一个人口普遍年轻的国家，其革新性更鲜明，改变国内国际经济、政治面貌的意图和能力也更强。十余年前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表面来看是在谈文明问题，实际上也是出于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对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撞，主要便是基于对双方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的考查。穆斯林人口在20世纪下半叶里增长迅速，年轻人口占主要地位并且向世界各地特别是西方世界移民，穆斯林人口相对欧洲和美国人口在数量上的增多、在年龄上的相对年轻，也可能会加强伊斯兰文明的世界传播能力，这将销蚀西方文明的传统优势，也将削弱西方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亨廷顿不免为此忧心难眠。

　　亨廷顿式的忧患不能认为全无道理。欧洲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不仅内部的那些大国，而且作为一个整体，已越来越是欧洲的欧洲，而非世界的欧洲。欧洲社会内向性的强化，与欧洲人口在最近50余年间，处于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状况有关。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其向外进取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也就削弱了其发挥世界影响的意愿。

　　那么，在21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政治地图上，人口老龄化的世界性蔓延，许多国家将出现人口负增长，又将给人类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也许，今天许多国家所面临的资源、领土及其他争端，将可能有所弱化。世界人口到那时基本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人口由农业向现代工商业的结构转型完成，对资源的需求压力将减小。然而，世界不大可能因此更加安宁。在世界政治中的冲突与危机，更多转变为因各国人口减少而带来的视野内向化后，这种保守主义思潮与传统的因人口增长而带来的扩张主义思想相比较，虽然主动对外进攻的可能性将减小，但因政治恐惧而引发另外一些不可预测危机的可能性却在加大。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