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豪华阵容”下的冷思考

　　梅新育

　　规格空前的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6年12月14～15日在北京举行，两国财经高官冠盖云集。中方除了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之外，国家发改委主任、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央行行长、科技部长等财经相关部委主官悉数出席；美方则出动了囊括财政部长保尔森、联储主席伯南克、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贸易代表施瓦布、能源部长博德曼、劳工部长赵小兰、卫生

与公众服务部长莱维特、环境保护署长约翰逊的豪华阵容。

　　毫无疑问，中美两国的分量完全当得起这样的豪华阵容。此次带队访华前夕，保尔森发表了题为《一次与中国的广泛对话》的署名文章，称他作为财政部长的工作重点是保持美国经济实力和长期竞争力，而发展符合美中两国利益的经贸关系，对美国未来繁荣至关重要。这表明这位曾以投资银行家身份来华70多次的财政部长确实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认识。

　　鉴于中美经贸关系的溢出效应已经非常明显且日益增强，鉴于中国巨大且持续快速增长的经常项目顺差和美国巨大且持续快速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已经构成了世界经济失衡的两极，世界其他国家也期望看到中美两国能够开展全面、深入、理性的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相应成果，为两国也为他们创造更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中国周边国家的这种心态尤其强烈，笔者对此有切身体会。

　　中美经济对话的正确定位

　　随着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趋紧密，经济政策溢出效应使得各国早在两次

　　与其他双边经济协调相比，中美经济协调的突出特点就是贸易争端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通常以“美国挑起争端—中国应对—双方妥协”的模式进行，以至于当代中美经贸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堪称是贸易摩擦深化史，而且中美经贸摩擦在双方建立正常经贸关系之后不久就开始了。美国有些政界人士和媒体似乎把每次的中美对话都当作是一次向中国施加压力和自我表演的机会，这次也不例外，史无前例的豪华阵容似乎成了他们提出这样那样要求的口实。此次对话之前，美国一些政界人士声称要求保尔森一行带回他们所期望的“有形”成果；美国一些媒体则称，“在国会的重压下，保尔森不能再靠卖几架

　　西方善用舆论引导机制

　　在通过舆论引导机制向贸易伙伴施加压力、推动实现自己的贸易谈判目标方面，美欧等发达国家最为成功。其舆论引导机制最成功之处在于其重心不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引导舆论，他们通过定期发布宏观经济和对外经贸统计数据、各类对外经贸报告(贸易壁垒报告、国别贸易报告)，以及不定期的贸易听证会等方式，向国内外舆论界和社会公众灌输他们的立场观点，向贸易伙伴施加压力，抢占贸易谈判的舆论主动权。在我国，几乎每次美国、欧盟方面就对华经贸问题提出什么说法，都会在中文媒体掀起一轮报道狂潮。在市场化的经营环境中，美欧政府成功地引导众多中国媒体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他们对华贸易政策的义务宣传员。西方人更喜欢公开地宣扬希望对方做到什么，而中国人更倾向于私下表达自己对对方的期望，其结果是每次中美高级官员协商，满世界都知道美国对中国有些什么要求，却不知道中国对美国有何要求，此次也未能彻底改观。

　　中国的要求

　　其实，协商并不是只有一方提出要求而另一方无条件照单全收，中国对美国同样有很多要求，美国在越来越多的双边、区域和全球事务上同样需要中国的支持。在《一次与中国的广泛对话》中，保尔森提出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三个磋商领域：在不引起巨大的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促使市场继续向贸易、竞争和投资开放；提高能源安全和改善环境。保尔森提出这三个领域非常正确，这三个领域不仅对中美经贸关系有着决定性影响，而且有着世界性的影响。我认为，在这三个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要求如下：

　　——在“不引起巨大的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面，美国庞大且快速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症结所在，而这又是其国民储蓄率过低所致，而2000年以来美国国民储蓄下降又主要源于政府财政从盈余转为空前的赤字。有鉴于此，美国需要切实调整其不可持续的储蓄—投资模式，降低财政赤字，切实提高储蓄率，从而为化解全球经常项目失衡做出决定性的贡献。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与其他候选方案相比，这是解决全球储蓄—投资失衡及其相应的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的最优途径。由于美国是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力、也不应替代美国进行这种调整。

　　——在“促使市场继续向贸易、竞争和投资开放”方面，中国希望美国切实履行对中国商品、服务、投资的市场准入承诺，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共同努力制约某些跨国巨头的限制性贸易惯例，遏制、消除某些跨国巨头的市场垄断力量，避免挑起不公正的贸易争端，创造更可预期的商业环境。

　　中国入世时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巨大让步，之所以做出这些让步，是因为换来了对中国商品、服务、投资扩大市场准入的承诺。中国有权要求完全享受自己应得的合法权益。

　　什么是垄断？某些跨国巨头对市场无孔不入的控制、某些跨国巨头极其不公正的限制性贸易惯例就是商业领域最大的垄断，正是他们利用这种控制、这种“以一对多”的优势谈判地位迫使中国企业陷入自相残杀的价格战，进而压榨本应用于劳工工资和环境保护的投入。怎样才能增进竞争？制约这些跨国巨头的限制性贸易惯例，遏制、消除这些跨国巨头的市场垄断力量，就是对竞争的最大促进。

　　中国无意维持过高的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双顺差，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就是化解该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而美国正是不少中国企业希望投资的市场，美国不少企业、不少地区也在努力吸引中国投资。希望山姆大叔不要一方面大声疾呼要求中国化解双顺差，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横加干涉，以至于有说法曰：如何让最温文尔雅、处变不惊的美国参议员失态地暴跳如雷？那就告诉他中国人买下了一家美国企业。

　　——在“提高能源安全和改善环境”方面，作为世界第三大能源进口国，中国在寻求节约型发展模式，在保护环境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样，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人均能源消费最高的国家，除非公开承认自己不是也不愿意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否则就应当在这些方面承担起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多的义务。某些污染产品之所以被生产，不是因为其生产者有污染环境的癖好，而是因为其最终消费者提供了这样的需要。因此，要遏制污染，从生产者下手固然不可缺少，但从最终需求方下手才是治本之道。

　　广泛而深入的中美经贸问题不可能通过一次对话就达成一个具体的定量的协议，那样的协议即使签订也注定是不可能被执行的。中美双方都对对方的宏观经济政策有着要求，这表明中美双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必须深入。这次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一步显示，原来中美之间的那种“美方发难—中国应对”的方式实在不适合中美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美之间需要建立更加平等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有些国家一方面看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在上升，需要跟中国开展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另一方面又想让中国承担额外的负担，中国当然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与美国、欧盟之间的双边经济政策协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那种多边经济政策协调，这应当成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发展方向。